中有阿、英、日、汉文参证7人，尤其是有声望很高的李、薛二位穆斯林学者参与协作，阵容可观，实力雄厚。不过，习惯上以总纂者的名字称之为姬觉弥译本。这个译本用的仍是文言体，但译文畅达易懂。在遣词造句方面，很注意原文构句方式、词序排列和语气特征，又具有古汉语典雅朴素的文风。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必要的简注，局部音译词汇未加意译，且偶有疏漏。 《古兰经》的第三部全译本为王静斋阿訇译的《古兰经译解》，先后有甲本、乙丙本、丙本3种，均出自他一人之手。这是由穆斯林学者译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流传广、影响大的全译本。 王静斋(1879～1948年)，是一位贡献颇多的学者，原名文清，天津穆斯林。据他本人在他的《五十年求学自述》（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406～421页）中介绍，他从小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各科知识，26岁毕业(挂幛穿衣)，出任河北大兴县白塔林南寺阿訇，在繁忙的教务之余，抽空刻苦自学汉语、英语，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奠定了扎实的语文基础。清末民初，他先后受聘于怀来县新保安、京都崇外花市和奉天(沈阳)开源、山东宋庄、京东三河大厂镇、北京什刹海寺、崇外唐刁胡同寺和京南安次县宋育村寺等任阿訇之职。1922年，取道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课余到国立图书馆博览群书，感到“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以根本解决者甚多”，“深信开罗为回教世界学府”。此后，曾去麦加朝觐，并游历土耳其，再返回爱资哈尔大学进修，因双亲年迈，乘轮绕道越南回国，带回伊斯兰教经典和书籍600多部。随即又被聘任为山东信阳、奉天安东、哈尔滨、天津、山东青州等地清真寺教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沦陷。他流徙各地，在青岛、蚌埠、郑州、汉口、武昌、信阳和偃城辗转逗留，历经磨难，备受痛苦，终于到达重庆。其间又奔赴西北，继续译经。抗战结束后，到过台湾，曾参与筹建台北丽水街清真寺。不久返回大陆，1948年在贫病交加中于贵阳溘然长逝。

    王静斋阿訇毕生的贡献主要在教学(清真寺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教学方面，先后在各地清真寺任教，足迹遍及华北、东北、中南、华东和西南许多省份和台湾省。此间，他不安于现状，主张尊经革俗，严肃教法教规，往往受到保守势力的刁难，但他毫不气馁，到处宣传，坚持到底，其影响和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来。在学术方面，他志向远大，意志坚强，甘于寂寞，克服困难，善于和敢于在困境中潜心钻研，甚至在战争烽火中流亡转移到轮船上，坚持译经，从不因环境的压力而稍有懈怠。有了辛勤的耕耘，就有丰硕的果实。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译著外，仅《古兰经》翻译一项，就硕果累累，无与伦比。从1917年与他人合译，到独立翻译，截至1946年，以不同文体，通译《古兰经》4遍，刊行问世的有3种(甲本、乙本、丙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一种译本，叫甲本，由中国回教促进会于1932年刊行于北平，起名《古兰经译解》。协作者有：侯德山、陈振家、马松亭、米清文、马德宝、赵振武、杨德芳、伊伯清，这些都是当时平津一带的名家。这个译本的译解文字都用文言文。编排显目，正文突出；释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个译本比铁铮、姬觉弥的译本更准确、易懂。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二种译本，叫乙本。这个译本是在抗战期间给宁夏阿文讲习班授课时用的讲义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多带经堂口语。这个译本仍称《古兰经译解》，1942年由马鸿逵捐资石印，线装分订为10册，每册封面左侧贴上长条书名标签，印数极少，只有60部，因而成为珍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三种译本，叫丙本，仍称《古兰经译解》。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是王静斋三种译本中最成熟，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是千锤百炼之作。译文不久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只是偶尔带一点经堂语气。但补充了大量的注解、附说和书面提要文字，特色大增，总字数90万。译者自己对三种译本的评价是：“甲种译解过文，不能通俗；而乙种经堂语，又非教外人所能了解；拟再版丙种，译笔介乎甲、乙两种之间，以便读者。”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他在译经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标准既不是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也不是近人主张的“信、达、俗”，他把“信”字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他认为，要使译文做到“达”和“雅”(或“俗”)，“必须文气衔接，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自己只能追求“对原文结构和本意，永远保持十足的忠实。因具此定见，所以译出来的文句，总是不流利。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是文从字顺，气势流畅。至于是不是与经文的原义相吻合，反倒认为次要。这是读者和我意见不同的焦点。须知译经是把真主的语言，介绍给不识阿文的大众，并非个人做文章，极尽富丽堂皇的能事。”他的朴实的译风跟他朴实的作风一样，表里如一，文如其人。 《古兰经》的第四部（若加上王静斋译的《古兰经译解》甲本、乙本、丙本，应为第六部）全译本是刘锦标翻译的《可兰汉译附传》，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全译本中是继王静斋译本之后的第二部穆斯林学者之译本。这个译本分“经” 与“传”两个主要部分：“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传’’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征博引、言之有据的资料，出自经注家的注疏，但译者个人的理解，发挥之处也不少，均用小字号检排，以便区分经文的原义和译者个人的解释、发挥，这个译本的特点是语句半文言半白话，可雅俗共赏。但是译者在“附传”部分，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理、易学解释《古兰经》，显得牵强附会，非常离谱，还有一些奇谈怪论。伊斯兰学者《古兰经》翻译家林松先生认为这些是该译本中的杂质与糟粕，应该剔除。 《古兰经》第五部全译本是杨敬修(1870～1952年)阿訇译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这个译本以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 马坚先生的译本《古兰经》和林松先生的译本《古兰经韵译》因出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故不在此处介绍。（关于《古兰经》的翻译状况以及各种译本的特点，我的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松先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读者可参阅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的第九章”《古兰经》的翻译”(该章由林先生撰写)）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穆斯林紧跟时代的步伐，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创立社会团体，提倡新式教育，创办报刊杂志，派遣留学生，开展学术研究与译经活动……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对广大穆斯林观念的变革，思想的解放，精神的振奋，素质的提高，以及伊斯兰教的发展传播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对西北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还表现为伊赫瓦尼和西道堂两个教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