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史料看来，明成化年间之前来粤的回回主要是政府有组织迁徙的人口，也有部分被安置的部队将士，人数比较少，规模不大，安置范围不集中，具体在广州安置的人数及地区难以考证。　

　　回回人来粤主要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有明一代，两广瑶族因各种原因经常发生起①《明实录》英宗实录卷 １８，第 ７ 页。②（明）黄佐修，嘉靖本《广东通志》，卷 ３４，＜政事志 达舍 ＞。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１９７７ 年 ９月第 １ 版（下同）。③《明实录》英宗实录卷 ２８０，第 １２ 页。　

　　年，而寺之礼拜，未尝或辍。”⑤对于当时宗教仪式的记载，许多资料都付之阙如，《南海百咏续编》载“拜殿之式，有类穹庐，当中悬素帛，绘一剑形，谓是贵圣喜容。回民七日膜拜一次，男女环①《明实录》宪宗实录卷 １４，第 ６ 页。　
②（明）戴璟、张岳等《广东通志初稿》，卷 ３４，达舍，第 ５７２ 页；（明）黄佐修《广东通志》，卷３４，＜政事志·达舍＞，“各达修房则例”条。③（明）戴璟、张岳等《广东通志初稿》，卷 ３４，达舍，第 ５７２ 页。④　（明）黄佐修，嘉靖本《广东通志》，卷 ３４，＜政事志·达舍＞。⑤黄佛颐编纂，仇江、郑力民、迟以武点注，《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第 １版，第 ３３９ 页。　

　　明清广州回族社区构建的历史意义　
　
　　１、明清时代是广州回族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广州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实体和仪式主要形成于这一阶段。除了怀圣寺之外，现存广州的三座清真寺都建立于这一时期，先贤古墓的扩展和修葺，以及现存的碑刻资料都说明明清时期广州伊斯兰教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军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既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同时也成为国家权力渗入民间文化建设的直接力量，他们在修建清真寺，建立义学堂，为清真寺捐献房产，游坟，组织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参与，使宗教活动打上国家权力的招牌，无形中保护了广州伊斯兰文化的传承。　

　　然而在传统华夷之辨的观念之下，无论是明代请调达军征瑶，还是后来安置他们留守广州，都不乏“以夷制夷”的思想和浓厚的汉文化本位色彩，认为他们“异类殊服，其性骜悍，杂处内郡，其后丑类延蕃，惧或生变，善驾驭者当自有道焉已。”①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和心理上的排拒。作为伊斯兰文化传承者，明清回族在国家权力所能提供的生存环境中尽力寻求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通过读书入仕和行武为兵的方式参与国家管理，学有所成或职位较高者成为国家上层和民间对话的桥梁，扮演者调解者和中间人的角色，使广州伊斯兰教免于人为重创而获得平稳发展，这也是广州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不同于西北的一大特征。　

　　２、从当时比较发达的经学，外地或外国来粤开学讲经的“尔林”，各个清真寺掌学的数量，海里凡的人数等来看，清代继明朝之后在教务方面又有了很多的发展。明代兴起于西北的经堂教育和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在广州都有所影响。由于资料缺失，虽然没有发现经堂教育的文本，但从现存有些“归真”后埋葬于广州的外地“阿林”的传习背景来看，他们肯定带来了大量经堂教材。这一点也可以从上文分析的宗教仪式上看出来。　

　　３、正因为明清时期来粤的回族特殊的武人身份，他们在构建社区的时候缺乏文化建设，缺乏知识文人的参与和建构，因而社区只是由单一的宗教活动场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缺乏系统的社区文化。没有像南京一样形成复兴伊斯兰文化的金陵学派，经学和汉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对全国形成辐射和影响。　

　　回顾清代镇压西北、西南回民起义，危及民族的存亡，对全国回族的发展形成较大影响，而广州地处岭南，远离起义爆发中心地带，成为一些地区回族遭受兵燹以后逃难的保护区，广州回回人的军人身份特征无疑也对他们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庇护。明清时期回族社区的形成，延续了岭南重镇上的伊斯兰文化，当日的社区成员成为今日广州回族可以追溯的先祖，奠定了广州伊斯兰教发展的基础，为清末至民国初期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储备了人才，传承了广州伊斯兰文化的千年血脉。　　
①（明）戴璟、张岳等《广东通志初稿》，卷 ３４，达舍，第 ５７１－５７２ 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