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伊斯兰教初传中国之初，回族穆斯林就在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中自发地进行伊斯兰启蒙教育。到了明末，陕西咸阳渭城人胡登洲首倡经堂教育。他率先出资在家中招收弟子，讲经传道。后来，他转向清真寺办学，半靠自己的财力，半靠清真寺的供给和穆斯林的施舍，其弟子越来越多。就这样，胡登洲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序幕。后来，各地清真寺纷纷效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教育体制。

     我国清真寺建筑是左右对称的风格，一般在主体建筑礼拜大殿的前边建有南北对称的厢房，北边的厢房作为阿訇讲经的地方，称为经堂。胡登洲因在清真寺经堂办学，所以称作经堂教育、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

     经堂教育有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层次，其中，小学部也称为经学，一般招收6-7岁的穆斯林儿童入学，主要教授初级阿拉伯语的拼读和一般的宗教常识。大学专门培养新的阿訇，学生称作“海里凡”、“满拉”或“老师夫”。教师为特聘阿訇，被尊称为经师、明经、开学阿訇或乌斯托等。

     早期经堂教育所使用的教材及经典，主要依靠学生抄写。在经堂教学中，师生们主要使用“经堂语”进行教学。经堂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中的不同词汇或词组拼合成句子和文章。

     经堂教育为伊斯兰教培养了大批人才，造就了一批名师、学者和阿訇，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由口授家传转变为学校教育，同时启动了汉文译著活动。

     回族穆斯林的汉文译著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明末王岱舆译《正教真诠》开汉文译著活动的先河，张中、伍遵契先后加入汉译活动，此为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一阶段。上述的译著中虽有儒家或佛教的影子，但伊斯兰教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敢于同佛教、道教就宗教问题和世俗问题进行对话，也敢于质疑宋明理学的一些观点。

     第一阶段汉文译著活动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克理默解》；伍遵契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汉文译著活动的第二阶段从马注开始译著《清真指南》始，至金天柱完成《清真释疑》为止。此时期有代表性的汉文译著，已看不出单纯的伊斯兰特质，而采取了明显的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形式，同时具有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双重特征。本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等；金天柱的《清真释疑》等。其中，以刘智的著作影响最大，他本人也被认为是将“以儒诠经”运动推向高潮的代表人物。刘智的《天方典礼》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中，这也是惟一收入其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著作，可见其重要性和代表性。

     随着活动中心逐步转移到了云南，遂进入汉文译著的第三阶段。此时期的汉译范围扩大到了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和《视天大赞集解》等。

     以儒诠经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伊斯兰教的民族化特色更为突出。

     在清真寺建筑方面，中国内地的多数清真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形式，照壁矗立门前，雕梁画栋、楹联匾额存于寺内。这与阿拉伯国家绿色圆顶清真寺有鲜明的区别。

      在宗教节日方面，中国穆斯林十分重视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古尔邦节在中国还被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称为“忠孝节”，显示出融合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伊斯兰特色。中国穆斯林的圣纪节也很有特色，可以在教历3月里任意一天举行，作“尔麦里”（即念经作善事）、宰杀牛羊，设宴聚餐，纪念穆圣。这与阿拉伯国家的圣纪节完全不同，他们的圣纪节是在教历3月12日纪念穆罕默德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