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8](P28,225)另,林、和两位在论及入附回回的职业结构时明言“明初入附回回为军者多安置南北二京”[8](P219),这又点明了明初移入南京西域回回的一个特点。

　　5.应诏而来南京的天文历算回回学者此类移入南京的回回,今已知者有以下六支:一支为黑的儿、郑阿里等。《明史》卷三十一“历志”载:“洪武元年改院(即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诏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共十四人。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这之中黑的儿(也译作海达儿或海答儿)和郑阿里,显系回回即穆斯林。另一支为马德鲁丁及其三子。《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第185页所录“大测堂马”中堂挂轴云: “始祖德鲁丁公,赐姓马,名钦,字彦明。公为西域鲁密国人,真教,精通天文数学。于明洪武二十年(二年之误)携三子赉贡来华,随宋国公内附。”“二世祖 沙亦黑,字仲德”。二世祖“哈麻,字仲良”。二世祖 “哈沙,字仲义”。其中马哈麻“永乐四年奉诏留驻南京,阐扬教理。现江南一族,即其后裔”。第三支为伍儒及其家族。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四(上)“耆旧”云:“伍儒,字德全,乐善好施洪武中赐籍金陵,精历学,诏授刻漏科博士,掌钦天监事,给官房一所于古天津街,后舍为寺。”民国初成书的王孝著《乡饮脍谈》则从南京伍氏六世祖伍浩说起,谓“伍浩字少西,为回族伍氏迁金陵始祖。明时入钦天监,今墓前有高义坊。乡谚相传有曰‘时运低,遇见伍少西’。谓少数西域人贪厚利,凡事不获欲满,故曰‘时运低也’。伍氏子孙至今繁衍”。《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在“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则称伍儒“撒马尔罕”原裔,“洪武二年奉诏入华、居金陵,任职回回钦天监”。第四支乃王岱舆之祖。《正教真诠·自叙》谓“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徭役与国始终”。第五支乃回回珀珀。《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谓洪武十六年三月“己巳,召回回珀珀至京,赐以衣巾靴。珀珀明天文之学,寓居宁波府鄞县,有以其名闻者,故召之”。第六支乃阿答兀丁、阿都剌、温尔里等。阿答兀丁,吴伯宗《回回天文书序》中提到;阿都剌,《回族人物志》(明代)卷二十七提到;温尔里、迭里月实、贝琳,《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中的“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有列,并在其官职、著作及事迹简况栏中作了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记述。

　　6.明代在南京任职的文、武职回回官员《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有“明初年间驻南京回回军官”表和“明朝中晚期南京回族的主要官员”表,可作参考。总之,南京无论是明初作为国都,还是后来作为留都,都应有众多的文、武职位官员设置。

　　 7.明初迁至南京的穆斯林世家著名者有宣德年间自昆阳郡迁来的郑氏家族(书带草堂),洪武年间自汴都迁来的梁氏家族(滋德堂),永乐二年(1404年)迁至南京的常氏家族(荆茂堂)。

　　 8.因中外交通、特别是因郑和下西洋频繁至南京朝贡经商的西域、西洋等外籍穆斯林著名者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乃(1380-1408)的遣使入贡,永乐六年麻那惹加乃率妻、弟妹、子女、陪臣等150多人的来明都南京的友好访问,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苏禄国东王等340余人的来华朝贡。其中麻那惹加乃,有墓在南京。

　　上列八项,既不完全,也互有交叉,但说明在明前期、特别是明初南京有一个穆斯林“大进”的过程则是无疑。这种“大进”具有多来源(移出地)、大数量(人数)、职业面广、主要由明廷政策驱动、军人工匠官员学者人数相对较多而农户相对很少这五大特点。这无疑为南京伊斯兰教全面城市化、学说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说穆斯林的频繁移出南京。造成这种频繁移出,南京由首都变为留都固然是一重要原因,但明频繁实行移民政策,作为南京穆斯林多数的军人、匠人、官员、商人本身的流动性及入附寄居部分固有的不稳定性等,也是重要原因。

　　至频繁移出南京的具体情况,可依《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云南回族史》《云南伊斯兰教》《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沧州回族》《吉林回族》《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玉溪地区民族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等书及部分家谱、碑文简要罗列如下:

　　1.“大测堂马”中堂挂轴称马德鲁丁长子马沙亦黑因“成祖北迁,永乐四年(1406年)钦取进京,赐砖塔胡同”。

　　2.王鏊碑记称安扎在净觉、礼拜二寺的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13户中,有4户在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被“钦取”至北京。

　　3.按孟村《张氏家谱》,张氏燕王扫北时从南京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