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有穆斯林108638人（1990年统计），清真寺116座，本文简述四川清真寺及其经堂教育，以飨读者。

     四川现存116座清真寺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川东奉节县清真寺。奉节县为溯长江入川之门户，是江南穆斯林入川之要道，故元代奉节有穆斯林居住。元大德四年（1300年），始在县城永安镇北五道拐修建清真寺，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该寺已第第三次修葺。

     元代进入阿坝地区的穆斯林，在松潘城东东裕村修建清真东山寺，为阿坝地区最早的清真寺，该寺元末毁于兵燹。1975年，在西昌市西郊乡宁远村桑坡元代“月鲁城”遗址，发现了一通阿拉伯文石碑，经专家鉴定，为《圣容赞碑》。《圣容赞》是在清真寺大殿写书的赞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容貌的赞圣文，证明元代月鲁城建有清真寺。又据西昌穆斯林口碑资料，元代在今西昌城厢粮站所在地建有一座清真寺，明代此寺迁至吉羊巷，后为著名的吉羊巷清真寺。

     重庆清真寺始建于明代。明代重庆有陕甘籍穆斯林百余户聚居于十八梯侧巷（今名中兴路），并建清真寺。民国《巴县志》载：“西寺创于明之中叶，为河南马侍朗文开所建立。”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称该寺“为先端肃公于明成化时，遭中官司汪直之谗，谪戌重庆时之所建也。”十八梯侧巷清真寺在清代称西寺，以与江南籍穆斯林新建之南寺区别。

     川北平武县清真寺亦始建于明代。现存清咸丰四年（1854年）所立《修葺清真寺功德碑》载：“龙郡清真寺创自明纪”。川北广元明代亦有清真寺，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载“广元回教盛于元明，寺立今之东街三元宫。”

     凉山的“宁属”36坊清真寺“中，西昌有6座建于明代，其中西昌市区有3座。民国《西昌县志》载：“泸山侧之清真寺，建于明洪武二年，是为最古。城内吉羊巷清真寺及城外东街东寺，皆明万历初年建。”此外，合营清真寺建于明初，沙锅营清真寺、玉石塘清寺建于明末。阿坝地区的松潘清真下寺、杂谷脑清真寺、茂县清真寺、威州清真寺，均建于明洪武时期。

     明代川西成都、灌县、新都多有穆斯林居住，亦建有清真地。民国《灌县志》载：“南寺始建于明朝要年”。近年发现清真南寺之琉璃滴水瓦，经专家鉴定系明代文物。民国《新都县志》载“清真罗家寺，在县东李家营，明成化七年建。”明天启（1621-1627年）《成都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标有“回回寺”一座，据《成都城坊古迹考》，此“回回寺”在城西北郊，即现西北桥、 九里堤一带。成都伊斯兰教元明时即颇兴盛，但现存各寺皆为清代建，推测其由，当为明末战乱所致，马以愚先生亦说：“成都遭明末流寇蹂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幸免乎！”

     四川现存清真寺多建于清代，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成都市十三座寺中，建于康、雍、乾时期的就有：康熙五年（1666年）建皇城寺，康熙十五年（1671后）建西寺，雍正年（1724年）建清真八寺，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北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建九寺。新都八座清真寺，除明代所建罗家寺外，其余七寺中有五寺为康、雍、乾时期的建，即康熙四年（1665年）建马家寺，雍正六年（1728年）建湖南寺，雍正八年（1730年）建唐家寺，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清净寺，乾隆三年（1738年）建虎家寺。西昌是清真寺最多的地区，除上述明代所建的6寺外，“其它如西溪、高草坝、太平场各寺，城外马水河寺，东街老各寺、新客寺等，散在城乡约二十，详载祠庙志中，大抵处清康乾年间建筑者多，民国以来建筑者少。”

     现广元市最老的上海街清真寺，即建于康乾时期，其《清真寺修建碑志》载：

     清真寺□□□所□自康熙十三年，因吴（三桂）窜扰边境，广邑路当通衢，干戈迭起，士庶无有宁期，燹屡遭兵勇，络绎不绝。似此蹂躏民众安居，不敢存修寺之善念，系由我邑之未清平也。厥后逆匪渐清，人民接踵而来，回汉两教于时处于庐旅，均□□得我所。我等回教合商筹建创建寺宇，即时探买地基于城外河街之西，因人烟稀，捐输无多，仅有装修正殿三楹。暂时朝夕礼拜。迨至乾隆四十二年，回民既庶且繁，斯地迁移不少，细清户口，尚未属百余家。幸逢江南马公家良，荣任期邑，目击寺宇狭窄，未能高大其规模，奚以之观瞻。于马掌教商议募化远方，而马公存此善念，乐到资斧，并及我教大众好善乐施，其捐资不下千余金，复勘聘地基材料，兴土修建两廊，未及半载而功始竣。……而殿宇辉煌，岂惟天命之主持，亦得马公之善举，今乃告厥成功。……

     此碑文详记建寺缘由，较有代表性，可概见清代清真寺修建情况，故引录于此。民国时期，随伊斯兰教的振兴，四川各地又有清真寺之修建。如广元1925年于西外顺城街、旺苍坝、三堆坝新建三座清真会，成都穆斯林余存永1935年赴巴塘工作，团结几户教胞，于1937的重新建成巴塘清真寺，此振兴教务之举，在当地颇有影响。

     四川清真寺的分布，除上述西昌、成都、新都等地清真寺较多外，盐亭有10座，松潘、会理各有8座，郫县有7座，盐源有6座，青川、广元各有4座，阆中、犍为、隆昌、德阳、重庆等地各有3座，其它有穆斯林居住的县，一般有一、二座清真寺。四川较著名的清真寺有：成都皇城寺、重庆中兴路清真寺、奉节清真寺、万县清真寺、阆中清真寺、都江堰（灌县）清真南寺，新都唐家地、广元清真寺、松潘清真北寺、西昌清真城寺等。

      四川的经堂教育

     自明代陕西胡登洲（1522-1592年）创寺院经堂教育后，四川的经堂教育亦渐趋盛行。

     内江：“清末逐渐有清真寺之修建，并遣子弟至省垣念经，今县有阿洪一人，海里凡数十人，中学生三四人。”

     富顺县：清真寺“阿洪马迁辉，成都人也，海里凡数人。”

     新都：穆斯林“教门颇好，海里凡亦多。”

     隆昌殷家坝清真寺于清乾隆年间兴建，随即在寺内开办经堂小学，由第一任阿訇苏正选开学，后世代相传，直至道光年间。此寺还曾先后聘请成都、新都、西昌等阿訇来寺主讲。

     西昌的经堂教育历史悠久。明清时，西昌各寺海里凡在本地学完经堂中级阶段的课程后，多负籍远游，赴陕、甘、云南等地寻名师深造，穿衣后再返乡受聘。后来，当地亦培养出穿衣阿訇，著名阿訇杨华即学成于本地。1947年，西昌城寺开办阿文专修班，由虎世祥阿訇执教，培养出10名阿訇。

     武胜沿口清真寺经堂教育在川东较有名，著名阿訇苏维新（1884-1974年）即曾在此寺接受经堂小学、大学教育，其子苏善甫亦曾就读于此。1929年，苏善甫入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1935年毕业后受聘为奉节清真寺阿訇。苏善甫在奉节清真寺开办经学班，其后川东各县的驻寺阿訇多学成于此。

     灌县南寺的经堂教育较为著名，小学、大学俱全，开学阿訇以指导大学为主，实行以大带小，弥补了经堂教育仅设小学深造难，而专设大学则启蒙难的不足。1930年后，该寺经堂教育增加汉文，形成以经为主，兼学汉文，读写并重的特点。

     本世纪三十年代，成都13座清真寺有海里凡计300余人，其中小学200余人，大学100余人。皇城寺、清真八寺、十寺、江南寺的经堂教育皆较著名。虎世文《成都回民现状》记成都经堂教育说：

      各寺都有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不等。有住堂者，有走读者。每天早晨开始上课，课堂上一长桌，学生围坐于长桌两面，阿衡居上，就阿拉伯文所书之经籍，用中文讲解，科目全系关于宗教方面实用者，如文法、《古兰经》、教律、回教哲学等。时间约三小时，讲毕，学生散去。……若十年苦学，学成名就，即有他寺来聘充当阿衡，于是乃师授以锦衣一袭，而出任职矣。学生之生活费用，每月除寺上补助数元外，大半都靠教民之酬赠， 以资弥补。

      苏德定理在《四川穆民概略》中评价说：“成都一地，为教门渊薮，昔年阿洪，多由此地所学成，故为各地所仰望。”当时成都籍阿訇多被聘至省内各县开学。王静斋大阿訇在《中国回教文化史料》中说：“中国回教文化在先年有两大支流：一是陕西，二是甘隶。云南人多负籍陕西，四川人多负籍甘肃，而今云南人多就本省求学，四川人亦受当地阿訇栽培。”王静斋大阿訇1939年曾亲赴成都，目睹成都回教面貌，他说：“当年的成都，回教文化很盛，教授多由外省聘到。今则不然了。皇城寺的学员不下数十名，所造就的人才为数不少。再观其它各寺的设备，可信早年全附有规模很好的专门阿文学校。”成都的马继高、虎世文等人，即为经堂教育之佼佼者。王静斋在成都期间，曾请虎世文校《古兰》乙种译稿，马继高1938年被选送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七年，后成为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学者。王静斋在《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一文中，对成都的马古泉、虎彦章、周子宾阿訇颇为推崇。除上述诸人外，四川的著名阿訇还有蔡西屏、苏维新、沙玉怀、敏德沛、马兴田、杨培之、马伯乐、黄明芝、杨华等。

      民国时期，四川凡有条件的清真寺都开办经堂教育，受近现代伊斯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四川的经堂教育多实行中阿并授，既传授经学知识，亦教现代文化知识。四川经堂教育不仅培养出一大批经学人才，亦提高了四川穆斯林的文化素质。

责任编辑 依布蒂哈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