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拉菲尔·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是近年来对中国穆斯林研究关注颇多的一位以色列犹太学者。在其代表作《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London: Curzon Press, 1979）中，提出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的方式互相遭遇，其衍生的问题从涵化（acculturation）到对抗（confrontation）依次排列，可以分解为包含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cultural change）过程。本文就该书做一扼要评述，认为作者对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回族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回民起义等问题做了新颖的、启发性的解释；同时由于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有限，没有到中国大陆做过田野调查，其理论构想与回族的现实有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 以色列利 中国穆斯林 文化冲突

     The Paradigm and the Reality: A Critique on Raphael Israeli’s 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By Zamzam Zhou.

     一．以色列利及其主要著作

     拉菲尔·以色列利（Raphael Israeli）是近年来对中国穆斯林研究关注颇多的一位以色列犹太学者。他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 at 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从事中国与伊斯兰历史研究，著作颇丰。他著有《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1979）、《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书目索引》（1994）；主编了《东方的新月地带》（1981）、《亚洲伊斯兰教·卷二：东南亚和东亚》（1984）；并曾为《阿宾顿现代宗教词典》（1981）、《剑桥中国百科全书》（1982）等工具书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条；此外，他还先后写作、发表了20余篇有关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论文。以色列利博士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但成果丰富，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概括，在西方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和代表性。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族，他的学术建树主要体现在《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1979）一书中。此后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国穆斯林社会发展及与主体民族关系的解释上都是沿袭该书中的观点。因此本文主要集中介绍该书的内容并试作评论。

     以色列利博士的代表作《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于1979年在伦敦出版，该书运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某些理论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做了独特的解释。作者虽然是依赖于文献，没有到中国大陆做过直接的田野调查，但却又不仅仅满足于描绘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而是力图从穆斯林少数民族（minority）与主体民族（majority）的文化互动中去理解中国穆斯林的历史遭遇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无论作者的结论偏颇与否，都是一种可贵的探索，为我们展现了审视回族历史与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该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和而不同”描述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后的第一个阶段。共分十章：第一章 “主体—少数”关系：一种常见的社会学架构；第二章 “回回”是汉人吗？——汉人的诘问；第三章 “中国穆斯林”还是“汉人穆斯林”？——穆斯林的回应（一）；第四章 中国的伊斯兰社区——穆斯林的回应（二）；第五章 中国穆斯林与普世性的“稳麦”——穆斯林的回应（三）；第六章 穆斯林与汉人：和而不同；第七章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两个亚文化系统的合流；第八章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个半本土化群体与一种外国异端的竞争；第九章 印度伊斯兰教与中国伊斯兰教——穆斯林战斗精神的传导器与接受器？第十章 结论：穆斯林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义。下编“冲突与起义”研究了清代的回民起义并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提出了独特的解释。共分五章：第十一章 满洲统治下的回民——从宽容、保护向歧视、迫害的转变；第十二章 穆斯林的奋起——由共处向冲突的转变；第十三章 新教派：中国伊斯兰教革命运动；第十四章 穆斯林的理想——新教派的社会政治含义；第十五章 结论：中国背景中的穆斯林起义。

     二．《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一书的理论构想

     当代西方学者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中，特别重视提出自己的理论范式。他们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使用范式（paradigm）、模型（model）、模式（pattern）、架构（framework）等词，表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理论抽象，一种可以在研究中普遍参照的理想的或简化的范例。美国政治学家亨亭顿形象地把寻求范式比喻为绘制地图，即理论范式和地图一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抽象，一方面它不可能纤毫不漏地完全反映现实世界，一方面也不能过于简化而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1]

     对研究范式的寻求，是近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一个特征。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刺激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转型。学者们纷纷借鉴、引入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力图使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也成为一门精密的“实验科学”。据认为，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是：（1）科学原则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不受时间、地点、环境制约，虽然可能根据后来的经验加以修改；（2）对外部世界的概括只有以经验材料做建构和测试才是有意义的。[2] 实证主义方法关注研究的客观性、定量分析和一致性、规律性的寻求，同时也具有非历史、非宏观、静态性等缺陷。因此，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范式往往一方面具有启发性、参考性和创见性，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学术传统和背景下来认识以色列利教授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是更有教益的。

     无论从人口上还是从分布地域上来看，伊斯兰教都是是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笔者曾经提出，伊斯兰教的传播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武力征服和传教等手段使某一地区伊斯兰化，一是通过穆斯林移民为载体而把伊斯兰教流播各地。一般来说，前者的结果是形成了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后者的结果是形成了遍布全球的穆斯林少数民族。[3] 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是一种成熟的文化体系。对于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来说，在形态各异的文化背景中坚持一种独特的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并非易事。以色列利教授正是从 “主体民族（majority）——少数民族（minority）”及“主位文化（host culture）——客位文化（guest culture）”的关系出发来理解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遭遇的。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穆斯林希望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度。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少数民族则面临着严峻的认同问题。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全世界的穆斯林社团——稳麦（Umma）；另一方面，他们所持有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疏远自己生活的环境并引起主位文化的不信任，有时是冲突。”[4]

     以色列利借用了社会学关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的理论。按照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的分类方法，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共有六种可能采取的政策，在程度上逐渐递进：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多元社会政策（pluralist society），立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legal protection），和平或强制的人口迁移政策（population transfers），持续镇压的政策（subjugation），以及种族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5] 按照沃思（Wirth, Louis）的分类方法，为了回应主体民族的态度和行为，少数民族可能采取的途径则有以下几种：[6] 多元论（pluralistic）、同化论（assimilant）、分离论（secessionist）和好战论（militant）。主体民族的这六种政策及少数民族的这些反应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能同时并存或依次出现的。例如，一个逐渐显露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开始时是寻求宽容（多元论的途径），然后经过同化论阶段，最后，作为同化愿望受到挫败或拒绝主体民族价值观的结果，发展到分离主义或好战论。

     从这些理论模式入手，以色列利提出了伊斯兰作为“客位文化”与中国“主位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互动，以及双方关系逐渐演化的“三阶段论”：“在中国，同样极为自信的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以‘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的关系方式互相遭遇，其衍生的问题从涵化（acculturation）到对抗（confrontation）依次排列，这可以被分解为包含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cultural change）过程。”[7] 以色列利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第一个阶段是“正常”状态占据优势，即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表面的和平共处，每一方都确信自己的优越性但又力求避免正面冲突。由于一方面汉文化因素不断地渗入伊斯兰社区，另一方面伊斯兰又具有排斥性，中国穆斯林因此遭受到两种对抗性的压力：同化因素（assimilatory factor）的压力迫使他们去适应中国主体文化， 而文化特性（cultural specific）的压力又促使他们保持自己文化的要点及作为穆斯林的认同感。只要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中国穆斯林社会就能够有适当的结构把长期存在的压力保持在一个可容忍的限度内。
在同化因素的压力之下，客位文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中国穆斯林主要是对中国物质文化作出回应，而在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文化适应面前断然止步。表面上，他们像汉族一样，说汉语、彼此以汉语名字相称并穿着汉式衣服；他们的清真寺借用了汉式寺庙的外形。但在内部他们又是穆斯林，在礼拜时穿着特别的服饰、彼此以阿拉伯语问候并以阿拉伯语名字相称，他们朝向麦加礼拜，保持着高度的社会内聚力（social cohesion）。简而言之，他们的行为具有一种适应性，他们在外面像汉人，在内部是穆斯林。至于穆斯林学者尝试着把伊斯兰作为儒家思想的近亲来介绍给汉族人的做法，则是辩护性的，他们希望通过在智识领域沟通穆斯林和汉人以减轻穆斯林所承受的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