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转向西北，地处甘青边界的撒拉族，逐渐引起一些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关注。这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此开启了现代撒拉族研究的序幕。纵观近百年来撒拉族研究的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民国时期为撒拉族研究萌芽期

　　对撒拉族研究的第一阶段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撒拉族研究的萌芽期。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的民族研究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极深。抗战时期，由于蒙古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凸显，边政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许多民族研究学者对西南和西北各地的民族历史、社会生活、文化、语言等进行研究，地处甘青边界的撒拉族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此时出现了大量对撒拉族族源与语言的研究论著，如慕寿祺编著的《甘宁青史略》，可算是研究撒拉族历史的开拓者；何守仁的《青海的撒拉族》和胡鉴明的《青海的撒拉族附考》对撒拉族的族源、语言与宗教等进行了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大批学者涌向西南西北，撒拉族历史文化引起了西安、兰州等一些学术界人士的注意，这一时期对撒拉族研究的学术论文较专著要多一些，任美锷、杨涤新、顾颉刚、宋蜀华、王良志等学者都做了一定研究。

　　纵观这一时期的撒拉族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历史方面，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基于对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需要，民族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撒拉族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界定为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对各民族进行全面了解，由此展开了为期30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53年开始，中央有关单位派人与地方合作，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大调查。对撒拉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在1953年底基本完成，对撒拉族社会历史简况和民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则始于1958年。1963年初夏，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在系主任杨兆钧教授的主持下设立了“民族史编写组”，着手研究撒拉族历史。他们从汇编民族史料和编写《撒拉族历史长编》起步，正式进入科研工作，开始了对撒拉族的科学研究。

　　这一阶段对撒拉族语言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撒拉族本民族学者韩建业与林莲云合编的《撒拉语概况》及《撒拉语词汇概述》对撒拉语进行了多方面研究，突破了以往撒拉族研究中只是泛泛提到语言情况的局限性，并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撒拉语的系属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为我们对撒拉语的认识与学习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和专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撒拉族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自由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撒拉族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还是对撒拉族历史、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语言的专题性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撒拉族简史》、《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色是，一批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本民族学者涌现出来，给学术界带来了新鲜气息，而老一辈从事撒拉族研究的学者则逐渐淡出学术界。

　　学者对撒拉族经济、土司制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度研究。有关撒拉族民俗习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学术研究对撒拉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撒拉族历史上的教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起义事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约有20多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对历史及宗教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撒拉族语言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韩建业的《现代撒拉语》对撒拉语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并尝试建立完整的语法体系。他的《谈历史上的撒拉文——土尔克文》深入研究了撒拉族的文字情况，认为撒拉族历史上曾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又增加了几个波斯文字母来拼写撒拉语。马伟的《撒拉族文化与委婉语》、马成俊的《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兼谈撒拉族语言、族源及其他》，通过亲身访问考察土库曼斯坦国之后，对其与撒拉族在族源、语言及风俗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宝贵结论。对于撒拉族语言的研究也由对其语言特点构成的研究转到语言的文化多样性以及语言保护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撒拉族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芈一之集一生之力撰写的《撒拉族史》得以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撒拉族历史学权威著作，是撒拉族历史研究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更加倾向于对撒拉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的研究。学者通过历史记忆的叙述与重构对撒拉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观点，通过对撒拉族族源的重新审视，对撒拉族民族认同及族群建构进行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