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撒拉族老红军的传奇

          -----阿布都老人访谈录

     2010年7月6日是一个天气多变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忘不了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我零距离采访了唯一健在的撒拉族老红军---- 阿不都老人。

     清晨，我搭上一辆出租车从美丽如画的青海省循化县城向东出发，掠过江南水乡般的清水湾，车头一拐向南行驶。到了该县白庄乡集市一下车，便询问后在一个很窄的巷道里，找到了阿布都老人的家。

     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踏进老人的家门。首先迎来的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中年妇女，她请我屋里坐。来到院中，我惊奇的看见在屋檐下的一个破旧的靠背凳子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人，旁边放着一只拐杖。老人头戴一顶白圆帽，脸又廋又黑，眼窝很深，下巴处一绺“山羊胡”须稀疏而洁白，身穿发黄的青色中山服和大档裤，脚上的布鞋处处是裂口，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憔悴的撒拉族老红军是如此的朴实。

     我走过去，向老人道了一声“赛俩目”问好，便坐在他旁边。老人拿双手抱着一只腿子，想动也动不得，只是带着木呆的眼神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很高兴你来看我。”不知何故，片刻间，早晨那火辣辣的天气一下子变得乌云遮天，天昏地暗。

     老人请我品茶，我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到方桌上，随之开始聊天。

     我说：“阿爷，你是我们撒拉族中唯一健在的一位老红军，你的一生一定是传奇的，求你讲一讲过去的历史好吗？”

     老人深思了半天，捋了一下胡须，便讲了起来：

     “我原名叫邵明先，在一个汉族农民家庭里诞生的，成长的。我今年86岁了，1924年，我出生于四川省巷溪县骑平乡肖家坝村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个个家里都很穷，靠种植玉米、小麦过日子。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和我，农田很少，经常饿肚子。眼看，父母养活不了全家，于是，就把我卖给人家，当时我只有5岁。卖给我的那个家里，把我当童工。白天，我不停地干杂活。到了晚上，我就睡在马圈里。这还不算，还经常挨打挨骂，身上紫一块、青一块的。这种苦日子越过越苦，我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我趁机逃出，跑到一座山上吃野菜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就下山，到村子里讨饭，从这一个村子讨饭到另一个村子，转来转去，不知多少次是挨饿度过的。这样，不知不觉地过着流浪的乞丐生活。后来，有家两口子收养了我。这一家是做卖馍馍过生活的，半夜起床，我帮主人家干活。一大早，跟着主人到高坡子镇集市摆摊叫卖，不管下雨烈日，在集市上一蹲就是一整天。当时，我只有8岁多。到了10岁哪一年的有一天，我正在摊子上叫卖，看到一群红军在不远处招收新兵，报名者很多，大部分是12、13岁的男孩，也有一部分女孩，我跑过去想报名。可是，由于我年龄太小，不接受。我又哭又闹，跪在队伍的前面哀求：‘请你们接受我吧，只要有口饭吃，我一定听你们的’。领头的一位中年红军只好勉强地接受了我，我终于成为一名红军小战士了”。

     老人连续咳嗽了几下，气喘得很厉害，半天说不出话，拿干瘪的手哆嗦着喝了一口开水后，继续往下说：

     “我跟着红军，红军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队伍越来越壮大，看不见前头，也看不见后尾，白天打仗，晚上行进。红军的纪律很严，宁愿饿死，也不拿群众的一粒粮食。有时候，我跟着队伍经过田野时，两边是成熟的大豆，迫使我垂涎欲滴，但不能去摘，若是谁摘下就吃，那怕是一粒大豆，也是枪毙的。每个红军战士都背着一支步枪，5、6支手榴弹，行李及熟面袋，当时只有14岁左右的我，不要说背东西，连单人行走也成了问题，我实在走不动时，有身体素质较好的红军战士轮流背我。疲劳加上挨饿，使我得了肝炎，两眼直瞪，嘴皮发青，在担架上时而醒来，时而又昏过去。快到太阳落山时，有一名红军女医生拿来了一只蛤蟆，她说：‘这只蛤蟆是由一个排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找到的。’哪位女医生把蛤蟆捣烂后，放到我嘴里咽下。过了一、两天，我的病痊愈了，继续跟着部队转碾南北”。

     “我跟着红军，几乎每天都听到前面激战的响声。当时，我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医疗队（医院）在后方，红军队伍冲锋在前，我们医疗队紧跟其上，几乎每天从前线抬下来40多个伤员，有时达300余人。有的伤员面目全非；有的失去两脚或两手臂；有的肚肠露在外面。惨叫声、呻吟声、马啼声、枪声交织成一起，形成悲切激荡的交响曲。医疗队的医疗条件很差，缺乏药品，只是给伤员取弹壳包扎而已，我的任务是帮助医生端医疗器材、换水洗伤口、扶伤员上床等，忙得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

     “我们边打仗，打行走。走着走着，走到广袤的草地。那里的草地是湿地，是沼泽地，行走时不能停，一停就陷下去，一命呜呼。当时，红军的口粮都断了，只能吃野草、吃树皮、吃污泥的虫子之类充饥。看着一个个倒下去，一个个被断命在草地上。为了保住我的小生命，班长给我剩有的熟面充饥。我估计走了三天吧，终于走出了草地”。

     “走过草地，来到雪山。雪山很高，寒气袭人。可怕的是雪山的风威力很大，吹来时，连人卷起，我们艰难地爬行着。忽然。一阵狂风大作，霎那间，什么都看不见。班长护我爬下。狂风过后，前面的几百人不见踪迹，甚至跟在我后面的炊食员被大风连锅带走，在空中打转，不料被推到山的另一头了。除狂风夺走红军战士的性命外，雪山上陷下去的、冻死的也不计其数”。

     “我永远忘不了甘肃凉州地区的哪一次激战。在极为辽阔的荒地上，人流如潮，我们约2万余人战士被马家军阀的5万铁骑兵围住。两军交战，人头飞滚，一个个战马栽倒在地上，双方的人像被砍倒的树木一般勇敢的死去，血流成河，凄惨绝顶。由于我们的战士过于疲劳，武器和后备人员不能供给，几乎全军覆没。我跟着突围出去的100余人，跑到一座山上，暂时歇息下来，待休整后再出发打游击。等到第二天天亮，我苏醒一看，周围的人全部不见了，只剩我和另外两个与我同龄的小战士。我们三人下山到一个炊烟的家里，那家特别有仁义，见了我们穿着褴褛、挨饿的三个孩子，就端来了三碗散饭（粥）。早已鸡肠咕噜的我们像疯子似地吃起来。离开了那家，我们漫无目地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前面迎来一队人马。走到跟前，他们叽叽喳喳地说了几句后，便把我们带走”。

     ‘轰隆隆’耳边响起震天动地的炸雷声，一道道刺眼而锯齿形的闪电中，暴雨像倾盆似的往下倒，雨点子敲打着房檐，敲打着树枝上的果子。老人舒了口气，接着说：

     “我们很疲倦地艰难行走，马步芳的兵马跟在后面，我们走的慢一点，他们用鞭子抽打。经过青海大通，到了西宁。在西宁南稍门把我们圈了一夜，阴森森的营房像是地狱，与我一同被俘的战士有近百人，个个蓬头垢面，变得像鬼一般，有男有女，大部分是像我这样的青少年。第二天，把我们押送到街道。在街道的一处，我们排队站立，马家军阀的士兵端着枪，从四面八方对准我们的脑袋。这时候，我们嚎哭起来，都以为死到临头了，满泪横面，有的战士甚至晕倒。一位长官一声令下，把我们分成了3组，壮年战士被列入工兵营的行列；女战士被列入到文工团组；我们20来个青少年战士被分到中山医院。我到中山医院的第三天，青海省最高行政长官马步芳来到中山医院。马步芳问我‘你多大年龄了？’我回答：‘我20多岁了’。又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我跟别人来了，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中山医院里，我的任务是护理伤员。有一天，马步芳的警卫韩有禄（后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二四八师少将师长等职）来中山医院，把我带去，强迫我做他的干儿子。韩有禄一家有3口人，除个人外，只有妻子和一个10岁的女儿。韩有禄很富裕，有豪华宅第，还饲养着上膘的一群好马。这些好马到了春夏一般在山上放牧，于是我成了档马娃，白天守着马，吃的是青稞馍，晚上睡在山坡的窑洞里，与老鼠作伴。这种日子过了3年。25岁时，马步芳的手下派人抓我当了兵，我在兵营里养马3个月后，全国解放了”。

     “马步芳的部下有的投降，有的逃跑。这时候，韩有禄派人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也就是现在的白庄镇下白庄村。干爸的老家很气派，住着他的父母和弟弟（赛力曼）3口人（其中妻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父亲是当时白庄地区唯一的朝觐者。赛力曼受父亲教诲，求学伊期兰经典，人们叫他赛力曼阿訇。于是，我在具有浓郁伊斯兰教氛围的家庭里生活，学习撒拉族，学习宗教知识，成了一名虔诚的撒拉族穆斯林。这期间，叔叔赛力曼给我娶了媳妇。媳妇是道帏贺隆堡村的一位撒拉族农家少女，结婚时，她只有15岁。以后，我们夫妻恩爱，生下2男5女，其中一男一女在生活紧张的年代里饿死了”。

     “我从死亡线上度过了58年的后的三年灾难生活。以后，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受了在少苦。家里做饭的烧柴是我从孟达林区的山上背过来的。还有犁地、背捆、碾场、漫水、挖渠（黄丰渠、加仓渠）、档牛羊等，样样的活我都干过”。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中华大地，吹到我们撒拉之乡，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实惠。于是我也从老家搬出，另立新户，围了庄廓，盖了房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1988年，老伴生病去世。现在我们全家有6口人。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女、一个孙子和我。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妇在家护理我，孙子、孙女都在上当地的小学”。

     一阵悠扬的“帮克”声回荡在村庄上空，天空变得开朗舒缓，像篮宝石般明净。正在激情讲述的老人瞬间嘎然而止，试擦了眼泪，便吃力地站起来，拿上拐杖对我说了一句：‘我要做礼拜了，你先坐着’后便趔趄地进了上房。

     老人的孙女过来了，她一边请我喝茶，一边说到：“我的爷爷太好了，心底善良，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吃饭很随意，我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爷爷的撒拉语比我们说的标准多了。爷爷虽然得了慢性关节炎、肺炎，行动不便，呼吸困难，但从来没有放弃礼拜和封斋”

     我越坐越伤心，倏地动身，含泪离开了老人的家，离开了充满活力的白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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