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元代起，回族人民就陆续来到天津，近千年来，他们参与天津城的草创，目睹天津城市的兴衰，并将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融入天津城市发展的进程之中，为天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首先，回族人民参与了天津城市的开发。元代之前，海河沿岸还处于人烟较为稀少，满目是盐碱荒地的局面。从至大二年（1309年）起，回族的先民和汉族、蒙古族人民一道位开发这片土地，披星斩棘，辛勤耕耘。到了明代初年时，这里一呈现出阡陌纵横，良田遍野的景象。所有这些都为天津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回族人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促进了天津与南方各地的经贸往来。回族自形成初期，就表现出极强的经商的才能。早在宋代末年，回回商人的足迹就遍布漠南与华北地区。蒙古西征后，沟通了中国和西亚、中亚的联系，元统一全国后“中西交通更为方便，中亚、波斯尽在蒙古统治之下，‘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是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5]统一的国度，统一的市场，特别是统治中心的北移，海、河漕运的繁荣，使天津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很快就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南北商业贸易联系的枢纽，在确立天津这种地位的过程中，回回民族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经商的优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元代起，回回的盐商们就常年源源不断地“将天津生产的食盐运销南方各地，福建的回回纸商由闽航海至京，再转贩入京；浙江的回回商人贩运丝绸、布匹、瓷器、竹木制品等到天津，然后通过大清河外销。”[6]此外，元、明、清各朝都十分重视粮食漕运，而运粮的商人、船工以及士兵在运粮时都捎带一些土特商品贩卖以增加收入。政府大都允许这种买卖，如，明代隆庆时“……每船许带土宜四十石，卸粮南回，每船带货物八十石，听便贸易”。清代雍正年间将每船可带土宜增至到百石，嘉庆年间达一百五十石。[7]这样，粮食漕运者可将南方的土特产品销往北方，又把北方的产品贩给南方，在这一销一贩之中天津就很快发展成北方的商品集散地和商贸中心。在这个过程里回族商者占多大得比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他们在南北方经贸联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无疑的。

 

    第三，回族以自己的辛勤努力推动了天津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与发展。回族不仅千里奔波不倦的沟通中国南北之间的经贸联系，其中有许多回族商者定居在天津这块土地上办工厂、开商号、经门市，经数百年的努力，回族经济已构成天津举足轻重的一部份。
 

    在回族经商者中最有成绩和影响的是被称为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清乾隆年间，回民穆兴永从穆家庄搬到城关的西北角，开了一片贩卖米面的小店铺，由于其经营有方，生意很快发达起来，先后开办了米面加工厂、盛兴号米铺，实现产、供、销一条龙自己经营。乾隆年间后，其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办起了“正兴号钱铺”、“长兴染坊”、“大兴号洋货店”、“正兴德茶叶店”等，成为天津著名的商业大家。
 

    珠宝玉器的经营自元明时期就是回族从事的主要商业形式之一。清末民初，由于清王公贵族的没落，使一批回族珠宝商人离开北京来天津发展，一时间在天津的北门里、东门外、估衣街等地出现了大量珠宝古玩店。到20世纪初，回族商人几乎垄断天津珠宝玉器古玩贸易。其中较有名的珠宝玉器古玩店就有十几家：“大吉山房古玩店”、“润古斋古玩店”、“德兴斋古玩店”、“怡古斋古玩店”、“翠文斋珠宝玉器”、“义祥号”、“天昌厚”、“效珍斋”、“联恩号”“聚珍斋”、“瑞宝斋”、“德古斋”等。[8]
 

    从清末起，回族中就出现了许多兴办实体的企业家，创办了许多工厂。回族穆成泰、穆成春兄弟俩早在1840年就在西头湾子驴市大街创办了专营蜡烛的，前店后厂的“长元德喜寿花烛店”，到光绪年间，又在北大关估衣街西口设立分店“长元合花烛店”。
 

    回族穆子波在1916年于北营门福泉里开办了制造方形小玻璃灯的“盛立合桅灯厂”。20世纪20-30年代，回族刘岷建起“大合钉子厂” 、回族李芝波开办“合记回民造胰厂”、回族穆伊光创办“长元德皮革厂”后改为“长城橡胶厂”。
 

    回族企业家张文中、房秀亭还办起了海洋船只供应的业务，在秦皇岛和北戴河都有自己的分号；而“长元德商号”的穆家后人又将买卖做到了国外，开展进出口贸易，他们向国外出口牛油、牛皮、牛骨畜牧产品，进口煤油、洋蜡和“洋货”，其业务十分庞大，在山东、河北、河南都有自己的分店。
 

    回族经营的工厂企业小则雇用十余人，大则百余人，而大多都是回族工人，据统计，到20世纪中叶，天津回族的工人达到5560人。它占当时天津3，7513回族人口的六分一，占回族男子2，0422人的四分之一。[9]这个比例在当时中国各地民族中是比较高的。

 

    第四、回族的饮食丰富了天津的饮食文化。天津是一个善吃会吃的城市，国内外各个菜系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整合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佳肴使天津的饮食文化极为发达，名誉全国。
回族的饮食文化构成天津饮食文化中靓丽的一道风景。天津回族饮食业称为“勤行”，回族的饮食文化以牛羊肉为主要原料，以爆、炒、溜、炖、烩、烧等烹饪技术为擅长，形成独特的清真饮食风格。天津回族饮食文化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1、清真菜肴：天津的回族菜肴经数百年的发展，可谓规模庞大、品种众多，从其经营方式和规模就可见一斑。
 

    ① 遍布全城的经济实惠的包子铺、饺子馆、烧麦馆。天津最早的饺子馆是回民白兴恒于1890年建的“白记饺子馆”。由于其选料严格、配料上乘，使白记饺子清香适口、久食不腻的特点享誉津沽。20世纪30年代，回民马冠三由哈尔滨迁居天津，并在南市办起专营烧麦的“马家馆”，生意极为火爆，不久又建了分店“仁义馆”。一时间，回民在天津建起了许多这类的餐馆，到20世纪30年代达60余家，其中较著名的有“西南角的恩庆合饺子馆、南市的鸿兴德饺子馆、东门的恩德发包子铺、北门外的保和轩刘记包子铺、北大关庆发德包子铺等”。[10]
 

    ② 以牛羊肉为主得清真牛羊肉馆。从清中期开始，回民在天津相继开办了大量清真牛羊肉饭馆。这些饭馆以牛羊肉为主要菜料烹制，也辅之天津特产的河海鱼虾。其菜肴味美醇香、滑而不腻，拥有浓郁的回族风味，且价格合理深受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喜爱。到建国初期，回族的清真牛羊肉馆达40余家，其中中档的主要有：北大关的恩和元、侯家后的恩华园、北马路的恩华成，万顺德、河北大街的恩德厚、红桥街的仁记恒等：高档的有永元德、庆兴搂、鸿宾楼、会芳楼、会宾楼、同庆楼、大观楼、燕春楼、畅宾楼、富贵楼、又一春等。
 

    2、独具特色的回族风味小吃：回族的风味小吃品种繁多，质量上乘，工艺精细，主要以甜食为多，有糕点、麻花、饼干等品种。其中“耳朵眼炸糕”被誉为“天津食品三绝”之首。清光绪年间，回民刘万春在北门外耳朵眼胡同附近经营“增盛成炸糕店”，由于炸糕色泽金黄，外酥里粘十分可口，得到天津人们的喜爱，被称为“耳朵眼炸糕”，成为代表天津的特色食品之一。1924年，回民刘星泉创办“桂顺斋”糕点店，生产各式糕点多达百余种，其中鲜花玫瑰饼、蜜三样最为有名，今天被评为“全国优质食品”。此外，具有回族的风味的著名小吃还有“王记麻花”、“马记盆糕”、“杨村糕干”、“大福来锅巴菜”等。所有这些都构成天津饮食文化中耀眼的回族清真糕点食品。
 

    第五、天津回族在反帝爱国的斗争中，英勇战斗，用忠诚和热血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将自己纯朴善良、嫉恶如仇的民族性格融入天津城市的文化性格之中。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刀和剑、火与血打开中国的大门。天津作为京畿门户，首当其冲成为反对外来侵略先头地区，天津回族和其他民族人们一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沽口保卫战中，回族将官天津镇标右营游击沙春元在清朝廷大员临阵逃跑的情况下，指挥士兵孤军奋战、顽强抵抗，在给英法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之后，与守军将士一起壮烈殉国。[11]
 

    国难当头，不仅回族官兵英勇抗敌，天津的回族百姓也汇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1858年6月11日，侵入天津的英法军队将西北城角金家窑的回民居住区占为兵营和驻地，使当地300多户回汉人家流离其所，回、汉人民用夜烧敌营的方式惩治了侵略者。6月13日，一伙俄罗斯兵闯到西北角寻衅，当地回、汉民众800余人奋起抵抗，逼退俄兵。1870年天津回族与汉族一道参加了天津反洋教的斗争。[12]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并对义和团民众进行扑杀，北门内一带汉族人民曾躲到药王庙清真寺前避难，小伙巷的回族人民以此地“不拜鬼神无义和团”为理由，防止外国侵略军对这些汉民的屠戮，而且送饭送水，日夜妥加照顾。同时，天津清真南寺的阿訇刘德正为了保护义和团将士被侵略者杀害，谱写了一曲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13]
 

    20世纪初，回族的先进分子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潮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们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组织了我国较早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并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先锋战士。此后，不论是反对北洋军阀还是抗击日本侵略；迎接天津解放还是抗美援朝，天津回族都同其他民族一道抛头颅，洒热血，为天津的发展，国家的独立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行为在天津革命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综上所述：天津回族是天津最早的土著居民之一，自元代起就生活和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参与和见证了作为近代城市模式的天津城市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全过程；天津回族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的绚丽的民族文化，它以独具特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容极大的丰富了天津城市的文化内容，构成天津城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