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少数民族
 

走在抗日救国运动前列的西安回族

 

马新芳

 

 

张学良为《伊斯兰青年》杂志题词手迹（资料图片）

 

 

    《松花江上》

 

　　从西安坊上唱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悲壮的著名抗战歌曲，就是从古城西安的坊上（西安的回族聚居区）唱起的。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东三省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于1935年将10余万东北军调遣到陕甘两省。古城西安街头，滞留着数以万计的东北军官兵和流亡的东北同胞。时任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寒晖，通过与东北军官兵、流亡学生的朝夕相处，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心底的破家之痛和亡国之恨，他怀着无法抑制的强烈激情，谱写出了《松花江上》，唱出了这个苦难民族的心声。这一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歌曲，不久便唱响全中国，经久不衰。

 

话剧《国家至上》剧照（资料图片）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全国回族代表大会”于14日在西安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9省的回族代表。接着，又成立了“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

 

　　1938年1月28日，西安各界召开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新华日报》以《西安抗日游行，回民热烈参加》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他们人数在几百人以上。其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儿童，表示‘本市回民愿作政府后排，卫国御侮’。”

 

　　1938年9月13日，陕西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发表了《告西北回民书》，呼吁穆斯林兄弟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

 

　　1938年9月23日，《新华日报》以“西北回民召开抗战献旗大会，拥护中央抗战”为标题，详细报道了当时在西安召开的这次盛会。中国共产党对回族人民这些抗日救国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极高的评价，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组织的救亡团体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文化领域的

 

　　抗日宣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西安回族知名人士马正卿先生为振兴回教文化、发展民族精神，在大学习巷9号的临街门面房，创办了回民图书馆。“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更馆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6年12月，马正卿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任该会宣传团团长，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张、杨二将军曾特地派专车给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赠送《小学生文库》、《抗日歌曲集》等书刊2000余册；党的地下工作者宋绮云经常给馆室送来各种报刊，为此，马正卿在图书馆门前墙壁上新添了阅报栏，供群众及时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抗日战争；1939年5月27日，《新秦日报》报道：“陕西省回民为应战时社会服务之需要，特组织战时工作农村服务队，由队长马希文率领，日内即可出发，深入农村普遍宣传。”可见在抗战时期，图书馆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马正卿(右二)在图书馆门前和子孙合影留念。右门上的牌匾写着：陕西省抗日救国协会,左牌匾写着：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左墙黑板上写的是《抗日十大纲领》 （资料图片）
  

 

　　坊上的孙明初先生于1936年初创办了《伊斯兰青年》杂志。该杂志刊登有伊斯兰教知识，也有抗日救国运动初期西安、西北回族经济、教育实况，还有抗日救国的文章等。该杂志在当时西安的抗日救国活动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为此，张学良将军亲笔为该杂志题写了《伊斯兰青年》的刊名。

 

　　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张玉良受组织的委派，准备在西安创办一个抗日救国的进步文学期刊，他当时联系回族青年刘希贤和其他几位回、汉青年，共同筹办了文学进步期刊《流火》（取《诗经·幽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之义）。创刊号登载了西北大学教授苏金伞等人的诗文和抗日救国的文章，还刊登汉译《古兰经》一章。由于抗日救国的倾向比较突出，出刊仅数期，《流火》便被国民党政府查抄，被迫停刊。

 

　　团结一心支前

 

　　上世纪30年代末，古城西安上演过一出名为《国家至上》的话剧，曾轰动一时。这是一部以回族同胞抗日救国为素材的抗战剧。这出剧不仅讴歌了回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一道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光辉事迹，更重要的是剧名《国家至上》点明了主题：回族同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和拉拢利诱，毫不屈服，表现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日本人侵占东北、华北后，蓄谋肢解西北，怂勇各地方政府“分治”，尤以陕、甘、宁三省回族聚居区为重点。他们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鼓吹“回民自治”，企图在西北地区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回回国”。

 

　　1944年初，西安清真大寺掌教马谦益阿訇在包头清真寺讲学。这时，日本要马阿訇代表西北回民赴日本朝见日本天皇，以示“中日亲善”。马阿訇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逃出包头到了定边。在陕甘宁边区，他才公开了自己的阿訇身份。边区政府派有关方面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请马阿訇在定边清真寺为群众做了开斋节的礼拜。马谦益阿訇回到西安后，以他的亲眼所见，向穆斯林同胞讲述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陕甘宁边区回族同胞当家作主的情况，激发了西安回族同胞的爱国抗日热情。

 

　　西安骡马市场，是西北及内蒙古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自古以来由回族同胞经营。抗战时期，骡马市场积极承担了支援陕北红军选购战马与军用载重驮骡的任务。西安东门里一家油坊，是中共地下工作联络点，专门负责与陕北的联络及物资供应工作。骡马市上的马明章、马克武、马培善与此保持秘密联系，利用交易员的合法身份，为陕西选购驮骡。抗日战争期间，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给陕北红军购买好驮骡六七千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杜秀升先生是抗战时期贡献较大的回族实业家。他原是河南省总商会会长，开封沦陷后，杜秀升几经辗转来到西安，任华峰面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里还有不少回族工人。1941年，杜秀升任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领导陕西面粉工业，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需民食，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陕西的日用物资极为短缺，特别是药品供应，更是奇缺。这时，陕西的一些回族商人，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战区采购物资，以解陕西市场的燃眉之急。1942年春，陕西回族商人存放在安徽蚌埠太平街清真寺的物资被日本宪兵发现，日寇不仅抢走了全部货物，而且逮捕了该寺的阿訇及西安回民商人30余人。日寇对他们严刑拷打，该寺李阿訇被折磨致死，其他人经多方营救，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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