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解放时有很多事值得回忆记录下来。现仅就人们已不太清楚的两件事，提供自己尚所能想到的片断。

 

     ◆ “新青海社”和其在解放初的新活动 ◆

 

     １９４９年９月５日，西宁解放了。过了不多日，我偶然在西大街军管会（原省政府）大门前照壁上看见了以“新青海社”名义贴的一张传单，首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西宁和青海表示热烈欢迎，然后便不无夸张地历叙了“新青海社”与马步芳统治集团进行“斗争”的历史，隐然以共产党的同路人自况，我看后十分诧异。

 

     “新青海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现不妨略加交待几句。“新青海社”是１９３３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群众团体。它的骨干是当时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学习的青海籍学员邓钦义、韩宝善、张元彬、杨生彬、马生芝、郭统文、秦万春、沈有才、魏国桢、窦佩玉、逯建德、刘宗基、赵爱德、王之英等人。另外，再加上在南京大学上学的青海籍学生朱成瑜、王发科以及一些在南京的青海籍人士。该社成立后，即编辑发行《新青海》月刊，由社长张得善（字乐天，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任主编。该刊以开发建设青海的宗旨为号召，由于骨干人员多系大专院校学生，从而内容除报道一些政局形势和经建调查通讯等外，主要以文化教育问题为探讨对象。间或对马氏家族统治表示点不满，而主要矛头大都对准当时的教育厅长杨希尧的。解放后，有人把它说成是新旧势力的斗争，则不免有些夸大。这个群众团体，随着蒙藏班被扩充成为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后，所有该校青海籍学生，都成为该社当然会员，再加上当时中央大学、中央军官学校、中央测量学校等的青海籍学生，人数日渐增多。我是１９３４年到南京上蒙藏学校高中师范科的，我在三年级时，曾被选为编辑，轮流任职一年。记得曾为该刊“教育专号”写过一篇有关中等教育的稿子，并从报刊上转载了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二人有关“河西剿共”的讲话二篇，可见在反共这一点上，“新青海社”与地方当局是一致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青海社”几经辗转迁到西宁，《新青海》停刊。随后由在西宁工作的社员等，于西教场街以“新青海社”名义设立一图书阅览室。最后以经费无着，终归停刊。抗战胜利后，因政治形势与时地因素等均已变迁，未再恢复，也未正式宣告这个社团的解散。“新青海社”主要成员的政治背景，据我后来所知是十分复杂的：他们有的属于国民党ＣＣ系统的，如张得善、杨质夫、牟松年、马生芝等；有的属于复兴社系统的，如韩宝善、张元彬、郭统文、杨生彬、谈明义等；有的属于中央军校系统的，如朵含章、保存勋、陈显达、马象乾等；甚至还有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相联系的，如李自发、董函荣等。而绝大多数则均属一般国民党员，非党员者很少。其中暗地监视马步芳集团行动和秘密搜集情报的有韩宝善、张元彬、邹国柱、鄂谦等，而在国民党所谓行宪国大期间，参与散发匿名传单的反马事件中则是杨质夫、牛贞、王殿杰等所为，这只是国民党派系、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相互的倾轧，并不是“新青海社”与马家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然也谈不上是有某种革新意义的斗争了。

 

     几天后即１９４９年９月末、１０月初的一天，我得到通知去北斗宫街韩海蓉先生家开会。我到时，杨质夫、韩宝善、谈明义、邹国柱和杨生彬等二十余人都已聚集在客厅里。由韩宝善打开场面，大致说：“马步芳父子业已逃走，马家势力集团也已崩溃，而由于过去马家统治严密，共产党在青海没有基础，为了迅速掌握青海实况，势必引用本地人以为耳目和辅佐骨干，而本社社员向为马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有与马家斗争的往史，正好趁马家垮台的时机，争取参加新的政府，填补这一真空，为本地人在政治上争得一席地位。为此，拟经过今天商谈讨论，推派代表前往军管会陈情，起码在文教方面立定脚跟，有所表现。”云云。

 

     接着，通过酝酿，拟推派代表４人。起初他们拟推我为代表人选之一，我向来对这类活动不热心，并且仍欲坚持自己“中立”态度，便当场谢绝参加，结果，推选了杨质夫、韩宝善、谈明义和林敏春四人为代表，随即散会听候消息。

 

      再过了几天，我在街上碰到杨质夫，他一见面便跺脚说：“原来想趁此高兴一番，不料竟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去见了当时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刘瑞芳，刘当面指出“新青海社”的宗旨是“拥蒋反马”，这不仅不能与共产党的解放事业相提并论，而且在“反共”这一点上，与马步芳的立场毫无二致。据杨质夫说，刘处长在指出这点时，义正辞严，声色俱厉，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既就是能言善辩的韩宝善，也瞠目结舌不知所对。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未达到参与人民政权的目的，反而背上了“拥蒋”，“反共”的政治包袱。当时他们还都没有暴露原来的秘密身份，因此更感到忧心忡忡。

 

     这一次活动，我虽然被通知参加，但究竟谁的主意，怎样酝酿起来的，我都不清楚，事后也未探询过。尽管我和其中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但那时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份还都在保密，不宜向我漏底。即使我想了解一下，恐怕也只能得到杨质夫所说‘本来想趁此高兴一下”一句搪塞的话而已。

 

     西宁解放时的“临时治安维持会” ◆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兰州解放。次日，马步芳即秘密携眷逃往重庆，转赴广州。西宁局面在冶成荣与高文远负责下，由西宁市警察局维持。但省市政府工作人员和市民等，在当天下午风闻马步芳逃走消息后，便不禁慌乱起来。恰好２８日黄昏时，义源工厂内发生了骚乱，有人放了几枪，于是全市迅速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状态。冶成荣、高文远等闻警，不经查问便乘汽车连夜逃往门源，西宁市的治安，从此便混乱起来，有些人在第二天就闯进省政府进行“打捞”，趁火打劫。兰州撤退回来的长官公署警卫营，鸣枪弹压，并在省政府大门口击毙一人，他的身旁还横放着一只蓝花乾隆陶瓷大花瓶。据说死者原是省政府的一个雇员，花瓶是省政府会客室内的陈设品。

 

     马继援于８月３１日下午逃回，在西宁呆了一夜，于９月１日和他的一些高级僚属与亲属们一早就秘密赴乐家湾机场，飞机于当天上午１１时许起飞。随后我们就在大街上看到骑八旅的部队，经城内东西大街向西郊撤去。部队的马背上驮着从仓库取出的西纺厂毛呢和原由印度进口的大量黄色咔叽。他们在西郊安营后，真正成了脱缰的野马，回头进入城内抢劫。西宁全市一时就陷入了极度混乱惊惶的状态。散兵游勇抢劫商号、殷实户，而且还自己抢自己，有的散兵抢了东西驮在马上，后边来的骑兵对准他的后脑放上一枪，于是这些刚抢来的不义财物，顿时又易其主。特别是入夜以后，四方枪声连续不断，令人一夕数惊。

 

      早在冶成荣等夤夜逃往门源时，西宁市上也有人想推出个人来作为临时负责人，接管省政府这个烂摊子，准备迎接解放军早日进城。起初我只听说是由蒙藏回族部分上层人士阿福寿、王本巴、洛桑香趣、马子文和原省府秘书田生兰等暗中进行酝酿，但还不敢公开。当马继援乘飞机离开西宁的当天，前青海省高级法院院长马余三先生向我探问情况，并谙：“我前天去见了马全义，建议由他出面派代表分路去迎接解放军，并先把西宁的秩序维持好，他满口答允。说得好好的，你看，他也竟悄悄地走了。”接着他还告诉我，洛桑香趣等已酝酿了一个临时治安维持会，下面暂设秘书、治安、文教、民政等几个组。他已叫大儿子天民去参加秘书组。他还动员我也参加。我觉得这里面人员较混杂，各有各的打算，实际上恐怕也办不了什么事，故表示不拟参加。但我认为这种举动还是必要的。在这个临时治安维持会的号召下，市警察局的部分人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市内和郊区的治安。同时有一些地方人士在乐都、平安一带与解放军第一军接上了头，东关回民群众等也敦促马辅臣等前往化隆扎巴镇迎接了由循化西进的解放军第二军。解放军在入西宁城时，各族群众夹道欢呼，表示欢迎，以后大部队举行入城式时，则更为隆重。这个会的临时任务，总算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后来在军管会和青海省军政委员会相继成立后，吸收马朴、马辅臣、王本巴、阿福寿、马子文、洛桑香趣等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又选马朴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辅臣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工业部副部长；马子文被任命为西宁市副市长。还有很多人都被吸收参加了青海省首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自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管会成立，西宁市社会治安直接由军管会负责。于是，交通恢复，商店复业，原来避往外县和四乡的西宁市居民，也都陆续回来。古老的西宁市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原载《西宁文史资料）

 

（李文实 作者系青海民院教授，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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