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看到黄万钧阿訇归真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离我们而去，去年是白哈阿訇，前年是马守信校长，这些对中国伊斯兰教育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都一个个辞别今世，复命归真。愿主慈悯他们！

     回顾前辈的历程，想想我辈的经历，看看目前的现状，我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伊斯兰教自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东传中国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和民国，至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按理说，具有这么悠长历史的宗教，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境况了，可它却没有受到那些搞个人崇拜最厉害的中国统治者的待见，其信徒数量加起来算是除汉族之外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却一直处在边缘化状态，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此境遇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育状况，更是令人不堪回首。

     在现代史上，中国伊斯兰教遭受灾难最重的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与众多教堂、寺庙的遭遇一样，全国的清真寺关的关，拆的拆，经堂学院的满拉学生们全被强行遣散，烈性的阿訇和信士全被当作“反革命”处理掉了，服软一点的作为“牛鬼蛇神”被监督改造。穆斯林大众礼拜和封斋的行为，成了被禁的“封建迷信”，胆敢犯禁者必遭严惩。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穆斯林养猪，使许多人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记得小时候夜里吃斋饭时，为了不让人知道，我母亲除了拉严窗帘之外，还要挂上一层被子以免透光。街道治安巡逻紧的时候，不敢开灯甚至连煤油灯都不敢点，全家人只能摸黑吃一点冷饭。即便如此，大人们到了白天还要被盘问是否封斋。连我这样的小学生，在斋月期间上课时，也会受到老师格外的“关照”——发糖吃，每次只能当着老师的面把糖放入口中，压在舌头底下，等人不注意时悄悄吐掉。礼拜只能在家偷着礼。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不要说青海的回民因受马步芳牵连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就连其他宗教徒和全国被整的人民一样也受尽磨难，饱受各种政治运动之苦。各地不堪其辱的穆斯林进行过抗争，但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个人如陈克礼烈士，集体如“沙甸事件”，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惨案，还有……，唉！那真是史无前例的浩劫！

      好在刮来了一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所有的人喘过来一口气。中央的政策好了，穆斯林信教自由了，清真寺也该归还了。可是地方政府的高压政策却没有变，除了恢复被当作“西宁文化宫”使用的东关清真大寺之外，迟迟不归还其它的清真寺。记得当时有个叫嗉子阿訇的甘肃人，来鼓励西宁的穆斯林说，中央已经给了政策，你们为什么不要回属于自己的清真寺？这一消息对躲在家里或防空洞里偷着学习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的喜讯。我至今还记得和长辈们一起去讨回清真寺的情景，人们就像上战场一样，胆大的冲在人群前排，为此我母亲甚至提前给我大哥准备了去蹲班房的行李。好在中央有政策，在短短一个星期内，西宁的穆斯林冒着风险夺回了主要的几座清真寺场地，并迅速立起了简易的大殿……。接着老人们摘掉了“黑五类”帽子，阿訇们也离开被监督的职业，开始由地下秘密传经转到清真寺里公开讲学。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基本相同，阿訇们纷纷恢复了经堂教育，西宁各寺的第一拨学生，基本上是5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打散的满拉们，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从地下偷着学转到地上公开学，我一直是那一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被老阿訇们戏称为“尕咂儿”。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期，人们都比较单纯，社会上诱惑也不多，除了专门念经的人之外，上班族下班后也来学习。人们被压抑了二三十年的情绪，全都转化成了学习教门的热情。那时候人们注重学教门，看重的是学习气氛，至于能学多少知识，则在其次。人们在一起学习时，除了讨论所学内容之外，谈论最多的还是教门，当时全国穆斯林最爱传阅的两本汉语书是陈克礼烈士写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和马坚先生翻译的《回教真相》。那时候，像我这么年轻的人，一边在清真寺学经，一边在家里办学讲课，居然也有很多人来学，除了十几岁的小孩们之外，还有不少年龄比我大的人，人们的学习热情真的是相当高涨！

     当然，这段时间最长知识的还是阿訇们，被压制封闭了几十年的他们，迸发出来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全国各地的阿訇经常来西宁交流切磋经堂知识，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有点打擂台的味道。阿訇们慷慨激昂地讲，人们满怀热情地学。当时我们所学的内容，涉及阿拉伯语字法、语法、文法、修辞、《古兰经》明文、《古兰经》注释、圣训、教义学、教法学、逻辑、哲学，加上许多属于泛读性质的旁经，还有波斯语的经注《侯赛尼》和文学名著《蔷薇园》等。在学习过程中，汉语文字表达能力差的人，小经（用阿文字母拼写汉语语言的方法）可是帮了他们大忙。尽管这种大而全的教育方法耗时费力且存有一定的弊端，但瑕不掩瑜，也正是这一形式，使得传统的经堂教育在经过三十年浩劫之后，得以传承、发扬和光大。

     后来国家的经济政策更加开放，社会上的诱惑也多了，很多人开始南下做生意，人们的学习热情逐渐消退。经堂教育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慢慢暴露出了跟不上时代要求的一面。比较敏感和有前瞻性的阿訇们发现了经堂教育的不足之处，比如不教汉语、教材过于老化、学习耗时太长等。于是有的在清真寺内进行教学改革，如黄万钧阿訇等，有的独立于清真寺之外办学，如白哈阿訇等，愿主慈悯他们！

     另一方面，由于经堂教育不重视汉语教育和现代阿拉伯语语言培训，导致培养出来的满拉除了在清真寺当阿訇讲经之外，很难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也无法与阿拉伯世界沟通。我曾看到过一位非穆斯林阿语翻译陪同阿拉伯客人，来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参观访问时，因阿訇听不懂客人提问而出现的尴尬场面。还有那翻译对阿訇不屑一顾的表情，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当即下决心要学标准的现代阿拉伯语。

     当时的清真寺里没有人教阿拉伯语，社会上只有山西长治的马守信先生和甘肃兰州的汪佐清老师，两人各自在家里和地方夜校办阿语学习班。马守信先生本人没学过阿语，但他凭着一腔热忱聘请了北外的马忠厚老师在业余时间去长治代课，继而影响了很多地方的青年纷纷前往长治求学。汪佐清老师身残志不残，以顽强的毅力在自己家里办学习班，倾其所学教授社会青年。我到兰州汪老师家里进修了一个多月，经他介绍认识了北大的刘麟瑞教授。愿主慈悯他们！

      之后，我便带着北外编写的阿语教材回到西宁，继续在我办的经学班里边讲经边实践新教材，同时与青海夜大合作开办了阿拉伯语班。当时青海夜大教授的外语种类齐全，唯独没有阿拉伯语，夜大校长是个非穆斯林，他非常高兴我能替他们填补这个空白。起初我们只开了两个班，没想到学员爆满，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当时在夜大开设阿拉伯语专业，是一件轰动西宁的新鲜大事。正当我和那位校长踌躇满志，准备增加老师再开十几个班，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麻烦来了。由青海统战部和青海伊协出面，政府强行叫停阿拉伯语班。这事别说我们想不通，就连那位校长也理解不了，他一再说我们没有讲宗教，只是在教一门外语，马克思都说了，语言是无阶级性的，为什么能教其它语言，唯独不能教阿拉伯语呢？那位统战部长说，这事牵涉到民族宗教问题，情况特殊无需理由，你若想继续办夜大，就必须关掉阿语班，否则不但夜大办不成，连你原单位的职务也保不住。最后，那位校长只好抱歉地对我说，你另谋高就吧，我确实无能为力了。

      一气之下，我去北京进修，这才有了后来的北京办学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