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时期的西安回族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于洪武五年（1372年）便下诏说：“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明律》中也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而这时的色目人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所以回回人与汉族通婚。这样下来，由于回回人都“大分散，小集中”在汉族地区，所以至明代以后，回族人便完全以汉语为交际工具，西安回族方言初步形成，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具备了，经过唐、宋、元各代，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形成了。

　　宋元时的回族先民由于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能看懂《古兰经》，汉族人也说：“回回的饭好吃，话难听。”（因为回回讲的是外国语，他们听不懂。）而到明代以后，由于“犹无人以中国文字能说回教教义与仪节者”，“回回已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也没有要求懂得的意思”（意为不愿为看懂《古兰经》而专门学习阿拉伯文了），于是陕西长安附近才出现了胡登洲（1522年～1597年）首创的回族经堂教育，讲授《古兰经》，“至明末有王岱舆《正教真铨》、张时中著《归真总义》”等汉文译著才不断流传。尽管回族人以汉语为共同的交际工具，但回族人“以彼教为是，丧用夷礼，不食猪禽，有特立欲变者，则群聚而非之，虽妻子亦辄离悖。同类则相遇亲厚，视若至亲”。明代史料也记载回回“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至今，仍广泛流传着“天下回回是一家”之说，足见明代回回尽管因融入汉族人口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但在共同的心理素质诸方面，仍表现出自己强烈的民族特点和个性，西安回族更不例外。

　　在明代，甘肃和陕西已经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域，陕西人口中回族约占十分之三，多分布在西安城附近，其中尤以西安城的回族历史最为悠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中说：“查陕西省各属地方，回民居住较之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户口更多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至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当兵科举者，是以较他处回民稍为体面。至外州县及村堡市镇凡有回民处所各有礼拜寺”。正因为西安回族历史悠久，多为阿拉伯、波斯人的后裔，所以郑和在下西洋之际，特地来西安城内回民区请翻译，后来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哈三阿訇与之同往。至今在该寺有一块“永乐十一年明太监郑和奉”的碑文：“勅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用哈三吁天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

　　在明代中叶，回族人不通阿拉伯文、波斯文之际，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兴起。“中国回文大学，向有陕西派及山东派之分，山东发源于陕西。”足以想见陕西回族在回族中的地位。“而宁夏穆斯林学者为了一个阿拉伯字，或波斯字的发音问题，背着背夹，步行到八百里秦川（注：即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去求教。”更不要说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就出生在西安附近。纳子嘉先生也说：“伊斯兰教学术的教学与研究，大约开始于元代赛典赤抚滇时，跟随来云南者，颇不乏波斯、阿拉伯学者；而从陕西同来的掌教、学人尤不在少。从元代到清末，云南回族的学生，亦多到陕西、甘肃留学。”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更是一目了然：“陕西为中国回教文化发源地，亦中国回教最高学府所在地，因此各地学子多负笈于此。自咸、同年间回族革命失败后，陕西回民多贮足陇东，由此回教文化中心渐渐西移，集中于导河；甚至于原来之陕西人，亦到导河求学。”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陕西回族（其中西安地区回族占绝大多数）之衰落源于清末咸、同年间“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压抑回民”之时，于是才爆发了陕西回民大起义，使数十万之回族儿女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这是回族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此后，陕西回族人口从同治年间的四百万（一说七八十万）降至几千人，被官府拘禁在城内洒金桥至北院门的回民坊上，过着一日数惊的生活，直至光绪初年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些当时被拘禁的幸免于难的回回就是今天西安城内西北隅的本地回族，而笔者在此探讨的正是这些回族的方言、习俗和渊源。

　　“西安城南城西共有六十四方（坊），……有一位叫白彦虎，是六十四坊的头领。”后来白彦虎于1877年11月被迫率众出走中亚，转战万里，历时16载，进入俄国谢米列契（今七河地区），现在被前苏联称为东干族，而其中陕西东干的语言、习俗与西安回族方言完全相同，至今未变，甚至在街道命名上也沿用过去西安回民坊上村落的名称。孙中山感慨而言：“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得使革命前途以绝大之保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对清末陕西回民大起义的各项史实就不再论述了。

　　由于满清的灭亡，距西民坊上很近的满清皇城（即现在的新城广场）也被攻破，一些善良的回族起义军士则收养了未被杀戮的满族婴儿，后来，这些满族的后裔也被融入西安回族之中。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坊上某某的祖父、祖母（或父亲、母亲）是满人之事。

　　辛亥革命以后，陕西回族在恢复中有了新的发展。河南、河北等地大量回族人口的流入，增加了陕西回族的人数。据1964年统计，全省回族8万6千多人，到1983年，全省回族达11万8千多人（全国为720万人），西安市回族4万5千多，其中西安本地回族2万2千多，始终居住在城内西北隅（属莲湖区）清真寺附近。从全市人口看，西安本地回族人数仅占0.5%，但从商者目前占全市个体户的20%（此为80年代中期的数字），绝大多数回族家庭以从商为生，这也许是唐代长安穆斯林从商习俗的遗留吧。

　　从以上可看出，虽然现在西安回族人口较少，但西安回族源远流长，在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至于西安回族的方言、习俗、渊源之研究，西安回族方言对陕西关中方言的影响之研究（如关中方言中颡（sá头）据说就是从回族方言中来的），唐、宋、元等各朝民族融合的关系史之研究等等，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无疑，研究西安回族的历史对于回族史（包括回族语言和民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增加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也有积极的现实作用。

责任编辑 ：奥斯玛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