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伊斯兰教
一、对宗教的粗浅认识
关于宗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两个比喻性的界定。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说：“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马克思和列宁形象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中宗教的负面作用，对于我们认识宗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著名学者吕大吉先生对宗教做出了全面的界定：“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甚至发展。其内在的命题是思考“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以及人类的终极归宿这样的重大问题。从追寻人的“根”到追寻自然或宇宙之“根”——原动力或第一力，这是人类社会早期抽象思维高度发达的产物和表现。当然，对彼岸世界的追寻，由于彼岸世界本身的非存在性，无果而终，最终只能归结到信仰。然后，再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返回活生生的实在的此岸世界，规范人伦道德，构建社会秩序。此即宗教的社会作用、社会功能。
就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言，宗教与科学具有共通的一面。科学以可验证的事实或实验为基础，从已知证实未知，变未知为已知，长期探索，不断积累，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相似，宗教亦从已知（此岸世界）推论未知（彼岸世界），以万物之存在和世界之秩序推论世界的最高主宰——上帝或真主的存在。由此返回人间，提倡人人在真主面前平等，主张扶助贫弱。概而言之，在最高境界上，宗教、科学与美有相通的一面，正如真、善、美相通相融一样。
从历史上看，许多宗教一开始起源于民间和社会草根阶层。后来，逐渐建制化，成为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同时，宗教往往成为一个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和平教”何以有一张暴力的面孔？
当下，对伊斯兰教存在误读、误解甚至故意妖魔化的现象。尤其是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高举反恐大旗，西方传媒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这有违伊斯兰教义和基本的历史常识。
就字面意义而言，伊斯兰教就是“和平教”。“伊斯兰”这个阿拉伯文词汇的的本意，就是“和平”、“顺从”的意思。只要敬拜、顺从真主，顺从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即《古兰经》中的“主事人”），世界就能和平。的确，610年伊斯兰教的产生，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给半岛人民带来了和平。另外一层意思，信仰伊斯兰教使人修生养性，心平气和。达浦生先生说：“敬主，天道也；爱人，人道也（孔子之“仁”）；顺从，天职业；享受，归宿也。”（达浦生：《伊斯兰六书》）
那么，“和平教”何以有一张暴力的面孔？
塞缪尔?亨廷顿“功不可没”！亨廷顿笔下所谓的“断层线战争”，描绘了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19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0～10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20万，车臣3～5万，东帝汶20万，西藏10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令人惊讶的是，数据如此工整，没有尾数，令人疑窦丛生。
塞缪尔?亨廷顿对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的偏见跃然纸上，提出了所谓“血腥的伊斯兰边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来的环绕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1990年代初，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应该说，亨廷顿列举的上述“事实”或数据，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并非全然捏造。伊斯兰教被扣上一顶“暴力的帽子”，首先是西方故意抹黑、肆意妖魔化的“功劳。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传媒——学术霸权主义一统天下。西文传媒横行天下，正是是西方所谓的“软实力”或“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柔性、巧妙地“绑架国际学术界”。为什么学术界或传媒没有提出、考问下列问题：美国南北战争死亡数十万人，存在人权问题么？维护联邦宪法和统一的美国总统是否犯了战争罪或所谓的反人类罪？在美国西进运动中，多少印第安人家园被毁，惨遭杀戮，命丧黄泉？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人员伤亡了多少？这些死伤的伊拉克人人权安在？
中古时代的穆斯林世界创造了极为辉煌的文明。这与近代以来的急剧衰落形成极大反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在现代化与发展问题上经历了曲折，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中东穆斯林国家愈加边缘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眼光，力图从历史寻求对未来的答案，从宗教本原上找原因，归结于背离宗教本旨。原教旨主义运动随之兴起。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动员，对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攻击或暴力活动，对外开展“武装抵抗”活动（如“基地”和塔利班在阿富汗）。西方求之不得，传媒放大渲染。
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种下恶果：人为划定国家边界，造成跨界民族、宗教纠纷和冲突；非洲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冲突；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人“心中永远的痛”；巴勒斯坦人的深重苦难激发了巴勒斯坦人民和原教旨主义分子的不对称抵抗。在渲染穆斯林国家内部冲突或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战争时，“亨廷顿们”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给穆斯林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的史实避而不谈。
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模糊战争与冲突的性质，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抹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国家，以及他们不喜欢的“专制”“独裁”国家，是西方传媒和一些大牌学者的一贯做法。弱者无可奈何，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对称的暴力抵抗，被不加区分地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
关于宗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两个比喻性的界定。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列宁说：“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马克思和列宁形象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中宗教的负面作用，对于我们认识宗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著名学者吕大吉先生对宗教做出了全面的界定：“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甚至发展。其内在的命题是思考“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以及人类的终极归宿这样的重大问题。从追寻人的“根”到追寻自然或宇宙之“根”——原动力或第一力，这是人类社会早期抽象思维高度发达的产物和表现。当然，对彼岸世界的追寻，由于彼岸世界本身的非存在性，无果而终，最终只能归结到信仰。然后，再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返回活生生的实在的此岸世界，规范人伦道德，构建社会秩序。此即宗教的社会作用、社会功能。
就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言，宗教与科学具有共通的一面。科学以可验证的事实或实验为基础，从已知证实未知，变未知为已知，长期探索，不断积累，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相似，宗教亦从已知（此岸世界）推论未知（彼岸世界），以万物之存在和世界之秩序推论世界的最高主宰——上帝或真主的存在。由此返回人间，提倡人人在真主面前平等，主张扶助贫弱。概而言之，在最高境界上，宗教、科学与美有相通的一面，正如真、善、美相通相融一样。
从历史上看，许多宗教一开始起源于民间和社会草根阶层。后来，逐渐建制化，成为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同时，宗教往往成为一个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和平教”何以有一张暴力的面孔？
当下，对伊斯兰教存在误读、误解甚至故意妖魔化的现象。尤其是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高举反恐大旗，西方传媒甚至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这有违伊斯兰教义和基本的历史常识。
就字面意义而言，伊斯兰教就是“和平教”。“伊斯兰”这个阿拉伯文词汇的的本意，就是“和平”、“顺从”的意思。只要敬拜、顺从真主，顺从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即《古兰经》中的“主事人”），世界就能和平。的确，610年伊斯兰教的产生，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给半岛人民带来了和平。另外一层意思，信仰伊斯兰教使人修生养性，心平气和。达浦生先生说：“敬主，天道也；爱人，人道也（孔子之“仁”）；顺从，天职业；享受，归宿也。”（达浦生：《伊斯兰六书》）
那么，“和平教”何以有一张暴力的面孔？
塞缪尔?亨廷顿“功不可没”！亨廷顿笔下所谓的“断层线战争”，描绘了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19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0～10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20万，车臣3～5万，东帝汶20万，西藏10万（《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令人惊讶的是，数据如此工整，没有尾数，令人疑窦丛生。
塞缪尔?亨廷顿对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的偏见跃然纸上，提出了所谓“血腥的伊斯兰边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来的环绕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1990年代初，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应该说，亨廷顿列举的上述“事实”或数据，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并非全然捏造。伊斯兰教被扣上一顶“暴力的帽子”，首先是西方故意抹黑、肆意妖魔化的“功劳。众所周知，西方文化——传媒——学术霸权主义一统天下。西文传媒横行天下，正是是西方所谓的“软实力”或“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物质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柔性、巧妙地“绑架国际学术界”。为什么学术界或传媒没有提出、考问下列问题：美国南北战争死亡数十万人，存在人权问题么？维护联邦宪法和统一的美国总统是否犯了战争罪或所谓的反人类罪？在美国西进运动中，多少印第安人家园被毁，惨遭杀戮，命丧黄泉？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人员伤亡了多少？这些死伤的伊拉克人人权安在？
中古时代的穆斯林世界创造了极为辉煌的文明。这与近代以来的急剧衰落形成极大反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在现代化与发展问题上经历了曲折，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中东穆斯林国家愈加边缘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眼光，力图从历史寻求对未来的答案，从宗教本原上找原因，归结于背离宗教本旨。原教旨主义运动随之兴起。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动员，对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攻击或暴力活动，对外开展“武装抵抗”活动（如“基地”和塔利班在阿富汗）。西方求之不得，传媒放大渲染。
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种下恶果：人为划定国家边界，造成跨界民族、宗教纠纷和冲突；非洲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冲突；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人“心中永远的痛”；巴勒斯坦人的深重苦难激发了巴勒斯坦人民和原教旨主义分子的不对称抵抗。在渲染穆斯林国家内部冲突或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战争时，“亨廷顿们”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给穆斯林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的史实避而不谈。
需要指出的是，必须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模糊战争与冲突的性质，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抹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国家，以及他们不喜欢的“专制”“独裁”国家，是西方传媒和一些大牌学者的一贯做法。弱者无可奈何，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非对称的暴力抵抗，被不加区分地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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