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方的胜利：穆斯林的回应

　  伊斯兰复兴和改革

　 第三章 西方的胜利：穆斯林的回应

 　尽管现代的伊斯兰改革常被简单地看作是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事实上，它的根源既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的复古传统)，又是西方的(穆斯林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回应)。 伊斯兰教具有丰富、漫长的复兴和改革传统。回溯历史，在穆斯林社会衰弱和衰败之时，一些个人(教义学家、教法学家、苏非大师、宣道师)和组织就会担负起宗教复兴的使命，以此作为对伊斯兰理想和穆斯林现实生活之间明显差距的回应。如同所有事物一样，对伊斯兰教的回归——也就是说，回到最根本的地方《古兰经》、先知的生活和早期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这为伊斯兰改革提供了一个模式。 18和19世纪，复兴运动领导人和复兴运动遍布伊斯兰世界：苏丹的马赫迪运动(1848—1885)、利比亚的赛努西运动（1787～1859)、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1703～1792)、尼日利亚的丹·福迪奥领导的运动(1754—1817)、法拉伊德派的哈吉沙里亚蒂·安拉(1764～1840)在孟加拉领导的运动、在印度由阿赫默德·巴列尔维(1786～1831)领导的圣战者运动、印度尼西亚的巴德利运动(1803～1837)。 多数的复兴运动主要是由内部因素推动的。它们是对植根于伊斯兰世界内部导致伊斯兰教式微原因的回应。18世纪，伊斯兰世界强有力的复兴精神是对经济和社会道德沦落、军事失败和苏丹帝国(奥斯曼帝国、沙法维王朝和莫卧尔王朝)的政治分离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回应。这些运动尽管千差万别，但共同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他们认为穆斯林社会内部衰弱，并且政治、经济和宗教各方面都衰落了。其原因就在于因当地的、土生的、非伊斯兰信仰和实践的渗透和同化使得穆斯林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价值。拯救的方法则是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以净化社会。每种运动都形成了各自的组织，成为大社会之中的“虔信者”社会，它将宗教信念与好战的政治行动主义结合起来以图净化穆斯林共同体。伊斯兰复兴和改革的过程是立足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当时，许多复兴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民族国家。马赫迪运动缔造了苏丹，赛努西运动产生了利比亚，福迪奥运动诞生了尼日利亚，瓦哈比运动创立了沙特阿拉伯。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复兴运动通过一场宗教上合法和激励人心的社会政治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社会。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不仅对当时的社会而且对20世纪的伊斯兰政治产生了冲击。复兴运动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①伊斯兰教是解决办法。 ②回归《古兰经》和先知逊奈是办法。 ③沙里亚法(真主之法度)统治穆斯林共同体(乌玛)是目标。 ④抵制这些观念的所有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是真主的敌人。共同体的成员像7世纪三的早期穆斯林一样，在虔诚和军事技术上受到培训，通过传教和圣战扩大真主的统治领域。欧洲殖民主义到19世纪，随着穆斯林社会的衰落颠倒了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关系，权力发生了明显的转换。逐渐地，面对西方的扩张，穆斯林发现自己日益处于．防御的地位。18、19世纪对穆斯林的特性和统一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伊斯兰内部，而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则构成对伊斯兰世界的真正威胁。它对伊斯兰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都构成极大的挑战。欧洲帝国主义在政治和宗教文化上威胁了穆斯林的特性和历史。西方统治和现代化运动的冲击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并对历史悠久的信仰和实践构成了挑战。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开始控制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遍及全球的扩张性力量的形象——如果并非总是现实的话，遭到了摧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的版图显示出外国控制和占领的情况：法国占领非洲北部、西部和赤道附近地区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占领了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阿拉伯湾和印度次大陆；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和文莱；荷兰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只是在土耳其和伊朗，穆斯林还保存了主权。但他们要经常抵御英、法、俄三国的政治和经济浸略。这些国家的入侵和阴谋威胁着穆斯林国家的独立和稳定。欧洲压倒一切的存在和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势，正如约翰·沃尔所言：毫不奇怪，“老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自满地以为伊斯兰教的‘逐渐衰落是不能被阻止的，尽管穆斯林也在利用现代技术。”’ 穆斯林对西方的看法及对西方权力和观念的回应并非一致：有拒绝和对抗；有羡慕和模仿。然而，对抗或竞争的情绪占上风。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欧洲是威胁伊斯兰信仰及穆斯林社会政治生活的敌人。伴随由欧洲殖民主义触发的政治危机的是一种精神危机：“20世纪伊斯兰的根本精神危机采自于一种清醒的认识：在真主指定的宗教和他操纵的世界历史发展之间发生了扭曲。” 穆斯林对西方十字军的印象因殖民主义列强的政策而加深了。殖民主义成了对穆斯林特性和信仰的威胁。殖民政策和政府官员、传教士的言论暴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欧洲的扩张和控制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对“土著人”在西方和基督教的语言、历史和科学方面进行教育成为文明开化启蒙政策的一部分。人们不能不去深入地了解一下穆斯林大为恐惧的原因。结果，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斗争经常被描述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同时，当法国的护教论者们谈论“十字与新月之战”时，一名战败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军官感叹：“我们为捍卫自由和宗教已竭尽了全力。”在许多欧洲殖民统治之下固有的主仆关系反映为一种敌手关系的相互偏见和不信任感。 在英国人眼中，埃及人是法国小官吏肥胖而拙劣的模仿者，是爱吹牛的懦夫，是头戴小帽的穆斯林极端分子，是盲目反对英国统治的反叛者，或者是在市场上兜售肮脏明信片的狡诈商人。反过来，在埃及人眼中，英国人是冷酷的，孤傲的(许多年来，能够进入开罗的杰齐拉体育俱乐部的埃及人仅仅是那些提供服务的仆人，仅此一点可见英国人的傲慢)，贪图钱财和疯狂追逐权力的。” 欧洲的到来不仅有官僚和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还伴有基督教传教士。殖民主义的双重威胁是皇冠和十字。教士与政府和军队的相互关系就像法国马歇尔·布吉达宣称的那样(他赞赏二者的密切合作)：“传教土使我们得到了过去必须诉诸武力才能征服的阿拉伯人的心。”许多穆斯林认为传教士和传教机构(教堂、学校、医院和印刷所)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臂膀，或某项政策的一部分，即以西方的课程来取代土著语言和历史的中心地位，取消当地的组织机构，通过学校和社会福利来笼络人心。法国人夺取了阿尔及尔的大清真寺，随后把它改成圣菲利浦天主堂，并在宣礼l塔上树起法国国旗和十字架。法国的这种保护性的轻蔑再清楚不过地为阿尔及尔的大主教合盘托出。他说教会的使命是把阿拉伯穆斯林转变为基督徒以杜绝他们“原有的宗教的懒惰、随意离婚、一夫多妻、偷盗、农业共产主义、狂热主义甚至互相残杀等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