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苏丹

  　1983年9月8日，贾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宣布了一场将影响到苏丹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的“伊斯兰革命”。苏丹这一非洲最大的国家从此将成为一个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像卡扎菲一样，尼迈里于1969年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当自由军官们在尼迈里上校的领导下在其五月革命中夺取权力时，在苏丹起作用的有3股意识形态力量：伊斯兰教、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71年由他的从前的左翼盟友领导的一次流产的共产主义政变，使尼迈里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结果成为美国和埃及的萨达特的一个亲密的盟友。他与萨达特的联系是如此的牢固，以致在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以后苏丹是唯一一个没有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 个人的和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尼迈里在他的生活和政府方面对伊斯兰方向的拥护。到1977年，国内政治和阿拉伯世界更广阔的伊斯兰复兴的潮流已经对在苏丹政治中伊斯兰作用的强化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效应。对伊斯兰教的诉求为尼迈里提供了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逐渐使他的政治选择变得更加狭窄。在1971年那次险些使他丧命的流产政变以后，据说尼迈里变得更加遵守宗教规则，戒绝饮酒和赌博，并且坚定地反对左翼分子。然而，尼迈里牌号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宣告失败，证明在面临着经济崩溃的形势下无力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无力把分散的宗教和民族—部落的利益统一起来n苏丹的国债已经失控。为了对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作出回应，苏丹取消了对面包、食糖之类的主要商品的价格补贴，引起1979年和1982年的民众反政府示威和食品骚乱门在以非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南部发生了暴动。尼迈里继续受到全国阵线，一个全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挑战。他通过诉求宗教来增强政治合法性，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抵消全国阵线从伊斯兰教角度对他的批评。他在公开声明中强调了对伊斯兰教的一种神圣的理解。一种同反对他的统治的安萨党或马赫迪的追随者们和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相似的立场刁他甚至撰写了一本关于他何以要越来越强调伊斯兰教的著作，书名叫《缘何要走伊斯兰道路?)，提倡在苏丹实行伊斯兰教法。尼迈里对伊斯兰教的诉求与苏丹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伊斯兰特征有连续性。因此他相信，他的这种做法在巩固民众支持方面在占苏丹70％的人口的穆斯林居民中间有巨大的潜力，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对占全国人口1／3的南部的基督徒和拜物教信徒产生异化的危险也罢。 尼迈里于1978年同全国阵线做成一笔交易，双方签署了《民族和解协定》，从而使他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返回公共生活。伊斯兰政党得以在全国选举中成功地竞争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在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地区的专业人员中有广泛追随者的伊斯兰行动组织，变成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组织。尼·迈里任命一位曾在法国巴黎大学受过教育的兄弟会领导人、曾任喀土穆法学院教务长的哈桑·图拉比博士担任检查总长职务。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得以参加内阁并在关键的机构中担任要职。伊斯兰教愈益成为汇合点，成为苏丹政治中分裂和反对派产生的根源。 尼迈里于1983年9月颁布的“伊斯兰”法规标志着苏丹伊斯兰道路的制度化。传统的伊斯兰惩罚，诸如对酗酒者处以鞭刑，对偷窃者处以断手刑，对叛教者处以死刑等刑罚，得以实施。与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相对照，在这些地方伊斯兰惩罚已经合法化但很少实行，而在苏丹以断手刑来处罚偷窃行为则已成为通例。苏丹的伊斯兰化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尼迈里的伊斯兰”。新的“伊斯兰”法规每周颁布一次，以满足他的需要和兴致。伊斯兰法规和政策是以零星的方式匆忙制定的，没有与检查总长或首席法官磋商。它们是根据总统命令而不是法律决定颁布的。尼迈里通过建立特别的“司法决定法院”代替了苏丹的以适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司法部门。有数千人被捕并被带到政府指定的法官面前，这些法院经常起到更像军法法庭的职能，对各种罪行随意地使用诸如鞭刑等“伊斯兰惩罚”o政府官员和军事领导人必须按照要求向作为穆斯林统治者(伊斯兰教的早期哈里发们强加的一项要求)的尼迈里宣誓效忠：尼迈里甚至企图采取伊玛目前尊号未果，即自称为穆斯林社团的宗教政治领袖： 1983～1984年，尼迈里利用公共行动使他的新秩序戏剧化，他释放了13000名罪犯，按照伊斯兰教法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他还在一次传媒大张旗鼓地报道的事件中将价值U00万美元的酒精倒人尼罗河中，此举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他于1984年5月，下令禁止跳欧洲式的舞蹈，并对一个允许跳交际舞的夜总会老板处以25鞭笞。 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税收和金融制定了新的指导原则。1984年的《天课税法令》用伊斯兰教的济贫税代替了国家税制的很大一部分。苏丹如今像巴基斯坦和伊朗一样，在通过立法方面已经加入到自我规定式的伊斯兰政府的行列，从而使国家有权规定、征收和分配过去一向被看作是自愿性的施舍什一税。尼迈里申明的将所有苏丹的银行转变为无息制度的意图是特别引起争论的一个举动。苏丹采取伊斯兰金融制度也像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一样，是使整个经济立足于伊斯兰原则基础上而采取的第一步。这些政策在苏丹使许多人受到极大的扰乱，同时也使外国的利益，特别是以美国为基地在那里运作的多国公司受到极大的扰乱。 尼迈里的伊斯兰化方案不是统一而是使苏丹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使社会的许多部门中间产生反对派，他们把他视为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伊斯兰专制主义者。最初，伊斯兰化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北部民众中间流行，在那里许多人感到，作为一个结果，犯罪和腐败有所下降；公开实行鞭刑和断手刑吸引了大批支持此举的人群。然而，尼迈里利用伊斯兰教来扩大他的权力，确证一个愈益压迫成性的政权的合法性。“决定司法法院”的错误判决，不加区别地滥用鞭刑和对非穆斯林强制实施伊斯兰教法，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他在国内外的形象。苏丹的一位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他也是那位曾在1888年将英国人赶出苏丹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改革家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苏丹的马赫迪的曾孙，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生以机会主义为理由而断然否定了尼迈里的“伊斯兰”9月法令。他争辩说，强行颁布伊斯兰教法是不成熟的和不正当的，因为这样做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为此，萨迪克最终受到监禁。尼迈里的社会伊斯兰化举措中断了70年代初与非穆斯林的苏丹南部达成的脆弱的和平协定，导致由约翰·加郎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军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武装集团之间的一场新的内战。 国际上，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它也是尼迈里指望获得财政援助的国家之一，变得越来越关心在苏丹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司法的否定性形象，因为国际传媒报道了几乎是无休止的、一系列的鞭刑和断手刑的事例。美国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于因为强制对非穆斯林施行伊斯兰教法而引起的违反人权事件的关切。美国国会威胁要切断对苏丹的援助。一批美国官员和外交官旅行到喀土穆，传达了美国的关切。美国于1984年12月冻结了1．1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表达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苏丹引进经济改，革立场的支持，以控制苏丹不断上涨的90亿美元的亏缺。 最初，尼迈里的“伊斯兰权威主义”似乎开始变得温和。他以一系列的改革来回应国际上对他的批评，这些改革使他的伊斯兰化方案变得温和。他停止了在北部的鞭刑和断手刑，逐渐从他的分割南部的计划后退，保证不在南部实施伊斯兰教法。由于他缓和了对伊斯兰化的推进，谈论立即引进一种无息伊斯兰经济的热情也降温了。 然而在1985年，在国内愈益增长的对他的伊斯兰化方案批评的气氛中，尼迈里拚命寻求使他的批评者保持沉默，寻求穆斯林民众的支持，并为他的政权的失败找到了一只替罪羊。于1月份，以保护伊斯兰正统性为伪装来掩饰权威主义，以叛教为理由，尼迈里逮捕、审讯和处决了共和兄弟会的创始者和领导人、77岁的穆罕默德·塔哈。许多穆斯林，包括萨迪克·马赫迪的追随者、穆斯林兄弟会和地方的。苏非领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塔哈的宗教主张及其对伊斯兰教的温和的解释不只是简单地看作一种自由改革主义，而且看作是一种离经叛道。塔哈因为反对尼迈里的宗派政治和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图谋而引起尼迈里的愤怒。尼迈里的行动似乎是一个拚命之人而采取的行动：他的行动不仅被许多人看作是与苏丹的长期的政治宽容传统相矛盾。而且也是对“由上诉法院依据事实决定的伊斯兰教法的一种违反”。 于1985年3月，尼迈里继续企图拯救他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回答对他的批评，并把对苏丹弊病的指责转移给别人。他采取行动来剪除作为政治力量的穆斯林兄弟会，把它作为他的政权失误的一只替罪羊。在一份更多地是说给他的美国盟友而不是说给苏丹人民听的声明中，尼迈里宣称挫败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一次政变 图谋，他指控后者是由伊朗所武装，以便推翻他的亲美政府。尼迈里解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所有成员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下令逮捕了200名兄弟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哈桑·图拉比。 解除兄弟会领导人所担任的关键职务和政府所采取的新的“改革”措施，是对美国、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同时也是对国内批评的一种回应。确实，他的这些步骤是在乔治·布什副总统和一个美国代表团刚刚访问苏丹之后采取的。它的时机是这样的：不论在苏丹国，内还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当时都谣传布什提出的解除美国经援冻结的4项条件，包括停止实施伊斯兰教的刑罚(胡杜德hudud)和解除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在政府和政府机构中所担任的职务。其他两个断言的条件是中止与利比亚的接触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经济改革：布什以宣布恢复美援来结束他的访问，以及次日世界银行的一支工作队出发前往苏丹这一事实，似乎都证实了美国对尼迈里的新的主动性所负的责任。这一认识于3月后期得到强化，当时苏丹政府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取消了对食品的补贴，这是一个被证明为政权失当的行动。结果，使苏丹和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们确信，在美国政策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反伊斯兰的偏见——特别是反对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反对行动主义者们卷入政府事务的偏见。国家部门没有做任何事情以抵消这些断言。如果说政府官员们似乎对战斗的伊斯兰感到忧虑，那么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们确信，他们是十字军的子孙后代的牺牲品，因为基督教的西方仍然是寻求主宰世界。尽管双方的立场大多出自传统观念，然而他们的恐惧是以各自的经验为依据的：对美国来说，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加入政府意味着伊斯兰教法和惩罚、内战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侵犯。对行动主义者们来说，反伊斯兰的美国继续从华盛顿来干涉、决定政策和控制他们生命的历程。每一方都把对方看作是对其利益的——种威胁。 美国政策的批评者们指责美国在关心苏丹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性，许多人相信，尽管有民主原则，美国一直在心甘情愿地容忍苏丹专制的统治者和独裁者，如同在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美国对一个统治者的支持完全取决于它的强烈的反共立场。可是当涉及到伊斯兰教时，便引出来新的标准和人权问题以确证美国时一个主权国家政策的干涉，而置美国的自决原则于不顾：对在苏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干涉的愤怒，在导致琶迈里倒台的那些日子里，随着反美主义在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中表面化，变得明显可见。或许恰到好处，他的政府失去权力之际适值尼迈里访美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