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兰教与国家复兴的活力

   　萨达特的伊斯兰道路 　　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70年的去世震惊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几百万埃及人涌向开罗街头，参加他的葬礼。尽管纳赛尔培育的骄傲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信誉因”67年灾难性的失败而被打得粉碎，富有魅力的纳赛尔的死亡仍然留下了一片空白，很少有人能够填补。纳赛尔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因纳赛尔的遮蔽而黯然失色。萨达特既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也不是一位民众领袖，缺乏政治合法性。其有力的证据是，在其执政的初期，萨达特的肖像总是悬挂在纳赛尔肖像的旁边。为了奋力争取被视为一位凭借自身的资历而成名的领袖并增强其政治合法性，萨达特转向并严重依赖伊斯兰教。萨达特取得了“信仰者总统”的头衔，通过大众传媒来报道他在清真寺里做礼拜的场面，在传媒和学校里增加伊斯兰教的节目和课程，耗资兴建清真寺，并在他的公开声明中使用伊斯兰教词语。苏非兄弟会团体和穆斯林兄弟会这些曾遭到纳赛尔镇压的宗教组织，被允许公开地发挥作用。在校园里创建和发展学生组织受到鼓励，以抵消作为反对派的纳赛尔主义者和左翼，他们都反对萨达特的亲西方的政治、经济政策。萨达特利用伊斯兰教来使其关键的政府行动和经济政策合法化，诸如1973年的埃以战争、戴维营协议和穆斯林家庭法改革，并把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们在70年代愈益增加的对政权的挑战谴责为极端主义。 到1977年，诸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学生团体等伊斯兰组织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们变得更加独立不羁，并对萨达特的政策提出批评，包括：他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和谴责伊朗革命为“反伊斯兰的罪行”，（戴维营协议）、亲西方的经济、政治联系以及埃及政府未能实施伊斯兰教法。更加不祥的是，一批新的秘密革命团体——其中有些是由纳赛尔时期被监禁的激进的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所创建，他们开始对他们所谓的萨达特对伊斯兰教的虚伪的操纵提出挑战，并拒绝穆斯林兄弟会的温和的姿态。好斗的团体，诸如穆罕默德青年、真主军和伊斯兰协会恢复了暴力行动，企图推翻政府。 萨达特被他的批评者们视为埃及西化精英在其人格和政治生活两方面的主要范例。他对进口服装和烟斗的嗜好，以及他的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吉罕高大的公共形象和国际形象，与埃及统治者们妻室们的更加保守的公共形象适成鲜明对照，这些都使他的批评者们受到怒犯。许多行动主义者们——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都拒绝萨达特的穆斯林家庭法改革方案(制约婚姻、离婚和继承的法规)，称之为“吉罕法”，意指它是受吉罕的西化观点影响的一部法律。萨达特的门户开放经济政策——导致美国存在更高大的形象，如同新建的塔式的美国使馆和大批美国高人的汇合听象征的——连同他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对霍梅尼的批评以及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萨达特向西方投降的证据。这些批评者们谴责他对西方的政治、军事依附和更加恶毒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文化渗入，一个在许多人中间引起广泛回应的主题：“文化上，父辈们看到自己的子女们受到他们认为的那些不道德的西方行为的影响，相信后辈们正在忽视他们的传统价值。因此，现在酷似30年代一样，人们正在大声疾呼地反对电影院、剧院、杂志、书籍、俱乐部，以及用通俗方式传播诸如个人主义、对家庭问题和父母、兄长们的意愿缺乏关心的现代观念的所有协会。”对酒吧、夜总会、电影院、西方旅游饭店、政府机关和人员的袭击，成为表达他们怒恨的一个信号。好斗分子们相信，埃及社会的解放要求所有真正的穆斯林从事一种武装斗争或圣战以反对一个他们视为压迫的、反伊斯兰的政权和西方的傀儡。 对萨达特的批评和谴责看来从他对愈益增长的反对派的回应得到了证实。1979年2月，他要求实行宗教与政治分离，一种被号召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组织视为非伊斯兰的立场。伊斯兰大学的学生组织遭到禁止。萨达特利用政府对国有化的清真寺和宗教机构的控制，利用既定宗教权力机构为了领取薪水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态度，去命令和控制宗教讲道和清真寺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企图把国家的控制扩展到埃及更多的、无数的私有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讲经师们更加独立不羁，愈益对政府采取批评态度。1980年4月，萨达特采取行动以挫败他的批评者，他对宪法作了一项高度公开化的修正，宣布“伊斯兰教是国教”，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渊源”。而在激进分子看来，这不过是供人观赏的橱窗而已；萨达特的行为轨迹记录，他未能实际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及他的亲西方的政策，已然使他变成一个叛教者，理应判处死刑。萨达特愈益增长的权威主义及其对世俗的或宗教的歧见者的镇压，于1981年达到它的极点，其间他监禁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律师、医生、新闻记者、大学教授、政治反对派人士和前政府的部长们。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检阅为纪念1973年战争而举行的阅兵式时被圣战组织的成员们暗杀。暗杀行动的领导者、陆军中尉哈利德·伊斯兰布里高声喊道：“我是哈利德·伊斯兰布里。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萨达特在西方的名气和他作为一位开明的领导人的国际形象，与他在国内愈益变得默默无闻适成强烈对照。在国内，世俗的和宗教的反对派把他看作“法老”o在许多埃及人看来，“哈利德因此而以执行民意的某种‘右臂’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好战的伊斯兰主义团体的拥护者。”圣战组织系由另一个战斗的团体穆罕默德青年或伊斯兰解放组织的残余分子所组成c伊斯兰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因在1974年企图在一次被挫败的政变中夺取设在开罗的军事技术研究院而被处以死刑。 圣战组织的领导阶层和成员来自社会的横断面：平民、军事和宗教层面。它们包括总统卫队成员、军事情报人员、文职公务员、广播和电视工作人员、大学生和教授。这一行动的合理根据在一份名为“被忽视的义务”的传单中作了明确的说明。这份传单由圣战组织的意识形态专家、一位名叫穆罕默德·法拉格的电工所撰写，传单认为圣战是伊斯兰教的第6根支柱，武装斗争或暴动是所有真正的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以纠正一个腐败的社会的弊端：“我们首先必须确主真主的教教在我们国家的统冶，并使真主的言语至高无上……毫无疑问，圣战的第一个战场是结束这些异教徒的领导人，用一种完全的伊斯兰秩序来取代他们。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 对萨达特如同对纳赛尔一样，伊斯兰教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它不能决定而是取决于其他政治的和经济的优先考虑。萨达特强调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二者，有时似乎是把二者等同。然而，为了反映他的亲西方的政策，萨达特不像纳赛尔，他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相反，他越来越强调伊斯兰共同体(乌玛Ummah)和穆斯林国家共同的利益，以及“伊斯兰国家与西方之间利益的共同性；强调以石油换技术和反对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可是如前文所指出的，他的亲西方的方向和政策，他的经济改革、戴维营协议和对伊朗国王的支持，毁坏了他在许多埃及人中间的信誉，异化了伊斯兰团体。穆巴拉克与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制度化埃及的总统职位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二者的风格于80年在萨达特去世后发生了变化。尽管70年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在埃及似乎已蜕变为对峙和暴力，但在80年代人们却目睹了一个基础广泛的、平静的革命倾向的增长，有时则被一个不甘沉默的和好斗的少数派罩上阴影或遮盖。 与他的前任相比，穆巴拉克采取了一条更大的自由化和宽容的道路。与此同时，对那些诉求暴力对政府的权威发起挑战的人，则作出坚定的回应。他更加仔细地把宗教和政治的歧见与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区别开来。他粉碎了由伊斯兰好斗分子策动的暴乱和骚动，对穆斯林与科普特教徒之间的冲突进行干预，审判和处决了暗杀萨达特的凶手。与此同时，他采取了一项惊人之举：释放了174名在暗杀萨达特案件中被法院判定有牵连的被告人与萨达特不同，穆巴拉克允许宗教界的批评者们公开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可以参加议会竞选，出版报纸，在传媒中提出批评。政府发起了伊斯兰好斗分子与既定宗教权力机构的代表者们——爱资哈尔大学的宗教学者之间的电视辩论。政府主办的电视台和报纸上定期举办宗教专题节目和专栏，其基调和批评经常是独立的。但与此同时，政府利用既定宗教权力机构中受国家支持的成员们来批驳和取消好斗分子们，指出他们缺乏伊斯兰教知识和被误导，如果不是信仰异端的话。 然而，到80年代中期，穆巴拉克对伊斯兰行动主义的灵活的回应已经证明无法同化或使伊斯兰反对派保持沉默。政治自由化为穆斯林兄弟会开辟了新的机会。兄弟会已经成为一支更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力量；它以议会选举中的主要的政治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并通过出版、金融和社会服务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和经济行动者。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的行动主义者在律师、医生、工程师和新闻记者们的专业组：织和辛迪加中是居主导地位的声音。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们诸如穆斯林兄弟会，愈益倾向于在要求更大的民主化、政治代表权和尊重人权的背景下来表达他们的批评和要求。 穆巴拉克丑化和孤立宗教极端主义者的企图激怒了伊斯兰激进分子。激进团体在开罗、亚力山大、艾斯尤特和明亚变得更加自信。穆斯林好斗分子们攻击科普特基督徒教堂，捣毁科普特基督徒的店铺和财产。在大城市和城镇中，酒吧、夜总会、电影院和音像制品商店，这些西方影响和不道德的象征物，或者被焚毁或者被炸毁了。街头示威和抗议被组织起来。要求强制实施伊斯兰教法。好斗的民众宗教教士，如谢赫·哈菲兹·萨拉玛幸队举行公众示威。为了控制激进主义的传播，穆巴拉克政府于1985年7月将所有私营清真寺置于宗教基金部的控制之下，并逮捕了萨拉玛。他曾率队举行示威，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因而其清真寺，作为不同政见的中心，亦被关闭。 政府与温和的反对派团体之间的不满和激化的程度，在反对派领导人未能成功地使他们自己与极端主义行动保持距离上得到反映。1985年12月，当一名受到打扰的边界警察在西奈开枪打死了几名以色列旅游者时，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者们，与加入其行列的反对派报纸和政党们一起，把这次杀害事件描述为反对“民族的敌人’’之举。他们的怒火是朝向以色列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党领袖伊卜拉欣·苏卡利的言辞反映了许多人的情绪：“这个年轻人在以色列轰炸突尼斯的巴解组织总部以后和美国人劫持埃及客机(指阿基利·劳洛事件)以后为埃及雪除了耻辱。” 在艾斯尤特、明亚、开罗和亚历山大，伊斯兰学生组织再度控制了大学学生会，他们强烈要求当局实施伊斯兰教法，男女学生分开授课，实行课程改革，限制男女混合联欢会，禁止西方音乐和音乐会。伊斯兰学生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无力面对长年累月的社会经济现实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现实在占5000万埃及公民半数以上的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找不到住房。青年伴侣经常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或推迟结婚数年直到找到合适的住房。 军队在伊斯兰好斗分子们的渗透面前也继续证明是脆弱的。1986年12月，33名行动主义者——其中包括4名被断定为与暗杀萨达特的圣战组织保有联系——被逮捕并被指控阴谋发动一场圣战以推翻政府。政府继续不声不响地清除那些受到怀疑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秘密的团体不断地在发展，不时与政府对峙，它们越来越多地进行反击，有时甚至不分清红皂白。1989年多达1万名伊斯兰好斗分子被捕入狱。数千人未经指控就被关进监狱。阿拉伯人权组织指责政府经常滥用酷刑。 穆巴拉克的缺乏光彩的形象，对提供强有力的和创造性的领导作用无能为力，以及疲软的经济，由于几百万移居海湾地区的埃及劳工的失业和外汇收入的损失而更加恶化，导致一个更加缺乏自信的政治自由化方案。与此同时，又使他的政府在伊斯兰批评者们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伊斯兰批评者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在经济和政治上较少依附于西方，拒绝戴维营协议，和实施伊斯兰教法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伊斯兰行动主义者们，不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无力提出一个具体的替代方案，而仅仅满足于对负有职责的政府的失败提出批评。这些运动的性质和各不相同的议事日程，以及埃及的政治现实，这两方面都是导因。许多伊斯兰行动主义者和组织都强调通过社会道德而非政治改革来创建一个面向伊斯兰的社会。甚至穆斯林兄弟会也强调通过教育和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来建立其基础支持。在反对派的政治中，兄弟会满足于寻求伊斯兰教法的实施，而不是对国家元首提出直接的挑战。在政府方面，埃及政府仅仅批评兄弟会缺乏具体性，认为一旦取得权力，它将缺乏具体的方案，所以注定要失败。可是埃及政府，也像大部分穆斯林政府一样，选择了不给它验证自己的信念的机会。政府既不容许兄弟会变成一个政党，也不培育政治改革的环境以便容许一次实际选举的挑战。 90年代，埃及伊斯兰复兴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复兴主义听达到的程度，它已经成为温和的主流生活和社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局限于小团体或小组织的边缘现象。它已不再局限于下层或中下层阶级，对于过一种更多地由伊斯兰教所告知的生活方式的更新的意识和关切，在中间和上层阶级中间也可以发现，其中包括受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农民和专业人员，年轻一代和老年人，妇女和男人。他们在《古兰经》经文学习小组(由妇女和男人所创办)、苏非集会、清真寺和私人协会中非常活跃。结果，伊斯兰特性不仅在正式的宗教实践中得到表达，而且在心理病理学家、戒毒中心、牙科诊所、白日托儿所、法律援救会社提供的社会服务中，在那些提供住房补贴、食品分配或开办银行和投资所的组织中间得到表达。 伊斯兰学者(乌里玛)和清真寺也发挥了一种更加突出的作用。一些布道师们诸如穆罕默德·米特瓦利·萨拉维教长及纳赛尔和萨达特的一位直言的批评者阿卜达勒·哈米德·基斯克的声誉，使他们成为宗教传媒中的明星。他们定期在电视节目中露面，辟有自己的报纸专栏。他们的录相盒带、小册子和书籍不仅在专销店中，而且在普通书店里，在机场和旅馆里，并由街头小商贩销售。这些布道师们的名声远扬于埃及境外，达到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样，他们的声音不仅在清真寺和宗教集会中被听到，而且在出租车的盒带播放中，在街头、店铺里，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家庭中被听到。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发现那里正在销售杂志、录相带或书籍，那么在它们复盖的政治家、电影明星等内容的中间，也一定会找到流行的宗教资料。私营的、非政府的清真寺及其伊玛目们一个时期以来已经成为独立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一个源泉。尽管一般信徒，通过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现代伊斯兰组织，在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和需要方面起领导作用，但越来越多的清真寺和宗教官员愈益参与进来，提供许多必需的社会服务。结果，伊斯兰革命者们，尽管有时很活跃，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其号召力也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