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伊斯兰与西方

　　伊斯兰公社

　 　 第二章 伊斯兰与西方

　　怎么估计希吉拉——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从麦地那的迁徙——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希吉拉构成了穆斯林公社的开端，在宗教和历史两方面都有重大意义，它是估算穆斯林历史的基础，也是伊斯兰纪元的第一年。穆罕默德迁往麦地那标志着历史的伟大转折：一个前伊斯兰异教徒的世界转向了由神引导、以神为中心的世界，从此，联系公社(乌玛)成员的纽带已不再是部落的亲情，而是共同的宗教信仰。 麦地那公社由许多部族组成，其中还有几个犹太人部族。随着时间的推移，穆罕默德已经有能力加强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并使异教部族皈依伊斯兰教。终于，穆罕默德不仅成为先知，也成为公社的领袖。在神圣与世俗、宗教与社会、个人与公社之间，伊斯兰教的确没有明显的分野，伊斯兰的倾向性体现在一再重申的《古兰经》的命令之中：“服从真主和他的使者。”先知接受和转达真主的启示，这些启示引导和回应着公社历史发展的活力；与此同时，他还监视和管理着公社的事务，他既是公社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又是法官和社会改革者。宗教与领袖作用、生活以及社会结构已合为一体，并为礼拜(对真主的义务)和社会生活(社会义务)提供了准则。如果说伊斯兰意味着对真主意志的眼从，那么，穆斯林就是那些在个人和公社生活中服从、跟随和实践真主意志的人。 麦地那反映了伊斯兰教中宗教与政治的统一关系，也是一个影响古往今采伊斯兰社会发展的理想。国家处于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领导之下，得到了神启的指引。穆罕默德作为国家元首，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他监视着国内外事务，控制着军事和税收，也负责争端的调解。伊斯兰公社必须顺从和传播真主的旨意和法则。穆罕默德外交与军事行动并举，胜利地返回了麦加，到32年去世时，他已把阿拉比亚毫不相干的部落团结在一起。 穆罕默德所带来的远不只是对当时存在的宗教观念和习惯可拉伯的、犹太教的和基督教的、新的综合和解释。他塑造了一种新的秩序和社会，一种根植并统一于宗教远见或纽带的宗教、政治(更确切地说是宗教政治的)共同体。根据伊斯兰的规范，旧的思想和体制得到采纳和改造，同时，一种新的认同感、团结感、共同感和权威感被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核心是一种“新宗教”，一种对伊斯兰教一神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意义和底蕴的特殊的理解：超越宇宙的、全能的真主的独一性；他的影响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包容一切的创造意志；服从这种意志的要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宗教公社中的一员，每一个穆斯林都负有实现和传播真主统治的使命；《古兰经》启示的完美无缺、正确无误和穆罕默德的封印先知地位。正是这样一些思想改造了阿拉比亚的部落，引发了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伊斯兰政府和社会。 穆罕默德之死突然引发了一场公社的领导权危机，危机的消除方案将是哈里发制度的产生，同时，它也为日后伊斯兰教两大支派逊尼派和十叶派的出现埋下了种子。随着穆罕默德的归真，穆斯林公社面临选择一位继承人的问题。两种意见产生了。大多数人认为穆罕默德并没有指定继承人，接受了由先知的年长的伙伴所选择的哈里发。哈里发是公社的政治领袖，没有先知的预言权力。然而，一少部分人却相信穆罕默德已经指定阿里为继承人，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也是先知家族中最为年长的男性。对于阿里的追随者(十叶派或阿里党人)来说，伊斯兰公社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先知家族，阿里及其后裔应该成为公社的政治—宗教领袖(伊玛目)。尽管十叶派的伊玛目不是先知，然而作为具有宗教灵感和无罪的领导人，与哈里发的职位相比，伊玛目却享有非常独特的宗教地位。 多数派逊尼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伊斯兰公社被置于哈里发国家的组织和管理之下，很快哈里发国家就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世袭哈里发帝国。伊斯兰的最初6个世纪可以简单地，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麦加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他们的统治与穆罕默德时代相连接，被认为是伊斯兰理想的形成和规范化的时期；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哈里发时期(66l～750)；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时期(750一1258)。 哈里发时期流行的世界观深深地得益于宗教。当统治者依赖他们的军队寻求安全和从事征服活动时，伊斯兰教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不论统治者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也不管他是如何获得权力的，都在从哈里发作为先知的继承者和“信士的统帅”这一头衔中寻求合法性，作为哈里发，其任务就是保护和传播信仰，确保社会处于真主之法的统治之下。世界被分成了伊斯兰领地(和平之所)和非伊斯兰世界战争之所)。公民身份、税收和战争与和平问题都取决于宗教信仰。穆斯林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交纳一定的税收．与此同时，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有经人)则被称为“保护民”。需要支付一砷特殊的人头税，以换取穆斯林军队对他们的保护—伊斯兰的传播与征服。 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的100年间，他的继承者已经建立起一个比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还要广阔的帝国，对国际秩序，尤其是时基督教世界的震撼简直难以估量。阿拉比亚的部落能够联合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且不说他们能冲出阿拉比亚，战胜拜占庭东罗马)和波斯(萨珊)帝国，到一个世纪结束时他们建立了从北非到印度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 阿拉伯扩张的迅猛与成功有许多的原因：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之间的长年战争已使双方疲惫不堪，当地人民对其帝国统治者的不满，贝杜因战士的作战技巧和战利品的诱惑。然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国家的崛起和伊斯兰在统一不同部落中的作用及其所提供的更为强烈的目的感与使命感： 伊斯兰教……为这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突破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此种意义上说，征服确实是一场伊斯兰运动，因为正是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所宣扬的整套宗教信仰及其社为征服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相信这的确是一场伊斯兰运动的观念至今仍然在许多穆斯林中间流行，而且还被当作激发灵感和效法模仿的源泉。由于在这个世俗年代我们倾向于贬低宗教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牢记另一个类似的观点是会有所俾益的。两位西方非穆斯林历史学家在一本书里对伊斯兰教在征服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评说。 甚至世俗的史学家……也一定会把伊斯兰教当作阿拉伯扩张中的决定性因素。那些贝杜因部落，数百年来就不断地相互征战，并以其对独立的自豪著称于世，他们竟突然将自己恭顺地置于穆斯林统帅的命令之下，如果不是因为伊斯兰教，那简直不可思议。正是伊斯兰提供了必要的团结口号，并逐渐给贝杜因战士灌输了一种为伟大的事业而战的意识。不管贝杜因人原初的物质动力是什么，……他们发现，他们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一场从来不曾梦想也不能控制的运动之中，除了用神对人世的干预来解释，他们找不到其他的答案。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将要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当中央集权的哈里发帝国瓦解时，它就被一个个国家(苏丹国)所取代，这些国家分布在从非洲到东南亚，从廷巴克图到菲律宾南部的广大地区。此外，大的穆斯林城市也存在于今天的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中国、西班牙、东欧、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吉哈德(圣战)。 伊斯兰的迅速传播证明是对基督教世界的双重威胁：宗教的和政治的。军队和商人是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他们既带来了穆斯林的信仰，也带来了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被用于团结、激发和动员部落，同时它也为扩张和征服提供了理论基础。《古兰经》的吉哈德概念——为主道而奋斗或自我努力——对于穆斯林的自我识和动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吉哈德一词有许多意思：努力过上好生活、使社会更道德和更公正、以及通过宣传、布道和武装斗争传播伊斯兰教。穆斯林法理学家对“履行义务的方法进行了分类：用心、用舌头、用手和用剑”。 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吉哈德”意味着对罪恶和魔鬼进行战争，意味着自我约束为亚伯拉罕三大信仰所共有，在这种自律信士们寻求顺从真主的意志，做一个更好的穆斯林。德行高尚、忠于主道是毕生的斗争。这是虔诚的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证实和实践伊斯兰首要支柱真实性的主要途径。用“舌头”和“手”传播伊斯兰教是《古兰经》规定的穆斯林公社的义务，即劝善戒恶”(3：110)。最后，“吉哈德”还意味着为传播和保卫伊斯兰而战斗。就像先知的榜样提供了宗教与国家合一的范例与基础一样，穆罕默德的运动也为所有的改革社会与世界的伊斯兰斗争准备了现成的模式。世界就是一个战场，在那里，信士与不信教者、真主之友与真主之敌(或撒旦的随从)相互撕杀：“信道者，为主道而战；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故你们应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4：76)。应该像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通过宣教、外交和战争扩张伊斯兰统治那样，伊斯兰公社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扩展伊斯兰的统治和领地，并且“保卫”它。伊斯兰教法规定，对多神教徒、背教者和那些拒绝伊斯兰统治的有经之人以及袭击穆斯林领土者发动战争是穆斯林的一项义务。在战斗中献身是证实真主和证实信仰的最高形式。在阿拉伯语中，殉道者(shahid)和信仰表白(shahada)来自同一词根。如同基督教一样，殉道的回报就是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