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出版了备受争议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从印第安人、白人契约奴、黑奴、移民、劳工、妇女、社会主义者..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酒鬼、妓女、“坏黑人”，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很多自由权益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叛逆者”越多，他们赢得的胜利越多，人们所能享有的自由就越多。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民众有堕落的自由。

《叛逆者》

[美]撒迪厄斯·拉赛尔著

杜然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第一版

348页,39.00元

1980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出版了备受争议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从印第安人、白人契约奴、黑奴、移民、劳工、妇女、社会主义者、反战分子的角度，描述了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冲突、性别歧视、阶级压迫与社会动荡，堪称一部底层美国人的血泪史与抗争史。这部不以征服者、统治者、政治家、外交家为中心的美国人民史，彻底颠覆了美国历史的写作视角，也引来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微词。哥伦比亚、哈佛等精英名校的顶尖历史学家（Oscar Handlin、Eric Foner、Michael Kammen等），纷纷撰文，批评津恩的“人民史”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过于偏激，丧失了历史学家应有的客观与中立。

尽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却挡不住此书的畅销步伐，自1980年初版以来，已多次再版、数十次重印，被众多大中院校选为美国历史教材，总印量上百万册。而且，围绕“人民史”，津恩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衍生产品”，比如专供少年儿童使用的插图本少年版“美国人民史”、专供老师使用的教学版“人民史”，以及附有CD的“美国人民的声音”等等，自创品牌，自成一体，形成美国历史叙述中的津恩特色。

文如其人，与其著作一样，津恩的人生也颇具特色，他是中欧犹太移民后代，信仰游走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如果要给他归个类，可以贴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津恩的父母都是工人，无钱供他念书，只好让他半工半读。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的津恩，从小目睹了资本的残暴与社会的种种不公，终其一生，都不信任资本家与政客。

美国卷入二战后，年轻的津恩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曾在欧洲投下凝固汽油弹，误伤平民，愧疚终身；也由此反对美国卷入任何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海外战争。二战结束后，借助政府优待退伍军人的措施，津恩进入纽约大学就读，1951年毕业后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一路念到博士，1960年赴哈佛从事东亚方面的博士后研究，结识东亚研究中心奠基人费正清。

1960年代初，津恩在亚特兰大的一所黑人女子学院获得终身教职。当时，正值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种族隔离严重的亚特兰大首当其冲，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重心。津恩全力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充当他们顾问，还在报刊杂志上撰文，批评政府不作为。在白人统治、私刑犹在的亚特兰大，这无疑是冒险之举。津恩参与民权运动，虽然没有招来杀身之祸，但却带来饭碗之忧：1963年，他被解除教职，不得不离开亚特兰大，到欧洲访问。

有意思的是，时隔四十二年后，当初开除津恩的女子学院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并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使八十三岁的津恩感慨万千。在毕业致辞中，他回忆了自己一家在亚特兰大的美好时光，以及当年学生的静坐斗争；鼓励毕业生不要被一时的困境所吓倒，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后代营造一个没有战争、远离暴力的美好世界。

从欧洲访问归来后，津恩在波士顿大学谋到了一份教职，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反战活动。其间，他还专门出版反对越战的小册子，认为政府花费巨大代价去保卫所谓的亚洲民主与自由，却无法保障南方黑人的人身安全与自由，简直荒谬至极，要求政府立即从越南撤军。1969年底，美国历史协会在华盛顿举办第八十四届年会，会议中途，津恩走上发言席，打断会议进程，要求大会通过一份激进的反战决议。但是刚刚卸任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夺过话筒，让大会照常进行。最终，津恩等左派学者的激进反战宣言功败垂成。然而，到2007年，美国历史协会却在年会上通过了反对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宣言，这是美国历史协会首次反对政府的对外战争。年会的地点位于亚特兰大市中心，离津恩当年生活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这份反战宣言，似乎是在向津恩致意。三年后，津恩因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从1964年干到1988年退休，津恩在波士顿大学任教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培养了一大批左翼学者，其中影响较大，又为中国学者所知的，当数彼得·艾恩斯。艾恩斯的个人经历与津恩一样充满斗争色彩。1940年出生的他，念大学时就曾南下亚特兰大，参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会议，深受马丁·路德·金鼓舞，决心以良知抵抗不公正的种族隔离制度，宁可坐牢，也不服兵役。

大学毕业后，艾恩斯退还了自己的征兵卡，也拒绝以信仰为由，改派其他服务部门。1965年，艾恩斯因拒绝服兵役，被判三年监禁。1967年秋，在监狱服刑的艾恩斯，给波士顿大学的津恩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刑满释放后进入波士顿学习美国政治与宪法，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在信中，津恩对艾恩斯的勇气与行动赞赏有加。随后，津恩还给狱中的艾恩斯寄来相关书籍，鼓励他认真学习，好好准备。最终，艾恩斯如愿以偿，顺利进入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

艾恩斯对于美国政治、宪法的兴趣，源自他大学毕业后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段经历。当时，他在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立法办公室工作，常常从沉闷的国会听证会上溜号，绕到最高法院去听庭审辩论。法庭上各种人物的权益诉求，以及他们讲述的精彩故事，引发了艾恩斯对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浓厚兴趣，也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志业。

1973年，艾恩斯从波士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在津恩的安排之下，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协助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律师工作。埃尔斯伯格系前国防部雇员，因为泄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遭到政府的指控。后来，联邦法官撤销了指控，艾恩斯的工作也随之停止。但他在整理相关文件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法律的漏洞，决定像他所协助的律师一样，去念法学院，毕业后当一名民权辩护律师。这一次，艾恩斯同样吉星高照，他以三十五岁的前科犯身份，进入哈佛法学院，专攻宪法与法律史，得到了著名宪法学者劳伦斯·特赖布的指导。特赖布1941年出生于上海东欧犹太移民家庭，比艾恩斯小一岁，六岁到美国时，还不大会讲英语。但他聪明而勤奋，十七岁上哈佛，二十五岁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担任两年联邦法官助理后，回哈佛法学院任教，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系奥巴马的老师）。

特赖布不仅是著名宪法学者，也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庭辩律师，自1980年代以来，曾数十次出席最高法院庭辩，赢得了不少著名判决。与恩师特赖布一样，艾恩斯也是大学教授兼庭辩律师。1978年，艾恩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曾在麻省的两所高校任教；1982年起任教于西海岸加州大学政治系，创建了以加州州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名字命名的权利法案项目，旨在为高中和大学课堂提供全新的民权教育材料。为此，艾恩斯收集了1930年代以来最高法院判决的十六个民权案件，以及当事人的自述，以《为权益而战》为名，讲述了反抗不公正法律、争取个人权益的故事。这十六个人，既有不愿向国旗致敬的宗教少数派、不愿接受集中安置的日本移民、无法在白人区买房安家的黑人、坚持表达自由的共产党员，也有拒不交出所在协会名单的黑人、抗议种族隔离的中学生、不服兵役的大学生、拒绝忠诚宣誓的中学教师，还有讲授进化论的中学教师、佩戴黑纱抗议越战的中学生、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争取穷孩子平等教育权的家长，以及因怀孕而离职的中学教师、拒绝校园祷告的儿童家长。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为了维护信仰与权利，走上了法律斗争之路。虽然最终结果有好有坏，但他们的反抗精神与坚定意志，却鼓舞了更多的人，也促使当权者与有识之士反思法律的不公。他们的言行，无意之中体现出法律变革的先声，并使自己成为改变大历史的小人物，名垂青史。

实际上，艾恩斯自己本人也是身体力行的抗争者，年轻时宁可坐牢，也不服兵役；担任大学教授后，同时兼任民权律师，帮助二战时被集中安置的日本后裔申诉，促使联邦法院改判、补偿受害的日裔美国公民。其中一名当事人弗雷德·是松，1998年还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成为美国宪政史上最著名的少数族裔小人物。

为了记录美国宪政史上小人物创造的大历史，艾恩斯后来编辑出版了1955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二十三个著名案件的庭审记录与庭辩录音。这些录音，收藏于国家档案馆，原来只供最高法院成员与研究者使用，不得复制出版牟利。艾恩斯当初进入国家档案馆查找录音时，曾签署过保密协定。但是，他得到录音后，故意违反协定，将其复制，公开出版。艾恩斯认为，这些记录和录音属于人人都有权获取的政府产品，没必要限制和保密。最高法院方面起初准备对艾恩斯采取法律措施，但碍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艾恩斯的违规之举，开启了公布最高法院庭审录音的大门。如今，自1968年以来的最高法院庭审录音，都已上网，大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也增加了最高法院的透明度。

最高法院的重要判决，一直是艾恩斯关注的重点。他认为，研究最高法院，不能只研究法官与著名案件，而应该眼光向下，更多地留意引发这些判决的小人物，以及被判决改变命运的普罗大众。为此，他于1999年推出了《美国人民的最高法院史》一书，有选择性地撷取了最高法院历史上的八十五个判决，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与出版自由，写到1990年代的同性恋隐私权问题。《美国人民的最高法院史》由艾恩斯的老师津恩作序，从书名到序言，都可以明确地看出，艾恩斯是在向津恩致敬，希望延续“人民史”写作传统。

实际上，在津恩之后，“美国人民史”的写作传统，一直后继有人。除了艾恩斯外，美国史学界还出现了“美国人民的革命史”、“美国人民的内战史”、“美国人民的越战史”，甚至“美国人民的体育史”。这些颇具特色的著作，体现出一些史学家眼光向下、以底层民众为中心重写美国史的不懈努力与勇敢尝试。

这种“人民史”的尝试，自津恩至今已有三十余载，延绵不绝、蔚然成风，深得年轻一代史学者之心，跟风者不乏其人；当然，不以为然者亦有之。比如，曾任教于巴纳德学院的撒迪厄斯·拉赛尔就认为，津恩等“人民史”的主角，与他们所反抗的“大人物”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这些所谓的底层人物，实际上也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受益者；他们的抗争，从来没有超越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宪法框架，他们的诉求，无一不来自美国建国先贤所奠定的自由、平等与财产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同谋者”。

在拉赛尔眼中，真正的美国普通人，应该是那些为史书所忽略的“坏人”，比如酒鬼、娼妓、“偷懒的”奴隶，以及逃避兵役的白人、歹徒、少年犯、同性恋，他们创造了新的愉悦，拓展了我们所享有的自由。为了讲述这些叛逆者的故事，拉赛尔于2010年出版了《美国叛逆者的历史》（A Renegade History of theUnited States）一书，在美国史学界激起阵阵涟漪。

2013年秋，该书中文版面世，名为《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中文版将叛逆者与美国自由的扩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出了全书的重点。拉赛尔在书中反复强调，酒鬼、妓女、“坏黑人”，实际上是今天很多自由权益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比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惨案”，就是由一群酒鬼激化的。当时的波士顿，酒馆遍地、酗酒成风。1770年3月5日晚，酒鬼们听到教堂钟声之后，“跌跌撞撞地冲出酒馆，嘴里骂骂咧咧，抛掷着垃圾和马粪，对英军发起了攻击。接下来屠杀引发的骚乱，迫使英国人把部队从波士顿撤出，废除了唐森税法，取消了除茶叶外，所有进口到各殖民地的商品关税”。

又如，十九世纪美国的娼妓，可谓二十世纪女性自由的先锋。当时的娼妓与不同种族的男子跳舞、喝酒、交往，化妆、喷香水、穿时装，还会使用避孕套；她们拥有当时女性所没有的一切自由，“而同样是这些自由，放在今天的女性身上已是理所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雇主为雇员提供免费的健康保险前数十年，西部的老鸨们就开始为她们的雇员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了”。

而在民权运动中，若没有“坏黑人”的暴力威胁与反面教训，联邦最高法院也许不会为了培养“好公民”而终止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非暴力群众抗议，更不会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

拉赛尔的《叛逆者》中满篇都是酒鬼、妓女、“坏黑人”这样的离经叛道者，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绝对都是美国历史上的堕落分子和“坏人”，但他们享受了同代人所享受不到的快乐与自由；可谓愈堕落愈快乐、越坏越自由。

当然，拉赛尔并不认为“坏人”应该取代守纪律的人，而是说，在美国历史上，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个人自由的广度。这样的“坏人”越多，他们赢得的胜利越多，人们所能享有的自由就越多。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民众有堕落的自由。

如果你读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在叛逆者的推动之下，很多在过去属于非法的享乐和自由，现在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所珍视，或者希望拥有的享乐和自由。

[文章来自东方早报]

 【评语】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刑前感叹：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而行。

《叛逆者》一书，以美国为例，揭示了自由的另一面：越堕落越快乐，越坏越自由。更声称：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民众有堕落的自由。

为什么穆斯林世界会如此决绝的抵制来自西方的自由价值，实际上也就是抵制堕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