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溯源及其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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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31 03:01:29 【来源：】点击：

　　四、吴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的正确解读和评价

　　吴鉴撰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是我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同时是最重要的两方元刻之一，它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长达1100余字的碑文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大食的地理、风土人情、文化、工艺、伊斯兰教义及其传入中国以及泉州清净寺的历史和重建情况等等。《中国回族金石录》收录的《重立清净寺碑记》为全文，而在《闽书》所载《清净寺记》为节录，杨晓春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讨论[20]。1940年抗战期间白寿彝先生在昆明写《跋吴鉴《清净寺记》》一文时使用的是《闽书》中节录文，他对吴碑推崇备至，他说：“吴记(即吴鉴撰碑文)以后，如在伊斯兰寺院碑记中寻觅其续。迄于今日，实尚未见一文足以当之。”又说：“吴记述谟罕蓦德之教，为吾人所见唐宋元之汉文记录中最得其要者。”“著名碑记中，如至正十年(1350年)《重建怀圣寺碑记》虽对伊斯兰推崇备至，然实以禅说伊斯兰也”。对于此碑，白先生以历史学家的敏感指出对它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它包含有未知的问题和暗示：“吴记之为中国伊斯兰寺院中可考的最古汉字碑记，世人每能言之。然是记所包含之问题及提供之暗示甚多，亟应有详细之研究。”[17]白寿彝先生在《跋吴鉴〈清静寺记〉》一文中所用的《闽书》的《清静寺记》，除个别字句有差别外，其中无“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一段，以及“予尝闻长老言”以后全部文字，大概略去全文字数的一半。但我们却发现，略去的这一半内容却是吴鉴碑的精华所在，特别是上引的“隋开皇七年……赐号怀圣。”这一叙述，如果通过纠正积年差还原其真实的历史时间，它是已知的中外文献中伊斯兰教入华的重要记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兼具的历史记述。在进行这方面论证之前，我们先探索吴鉴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从何而来，因为这牵涉到学术界关心的伊斯兰教入华信息的历史传递问题。

　　在南宋及元代，福建泉州已超越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生活着许多阿拉伯裔穆斯林商人和土生蕃客，有非常活跃的宗教生活。吴鉴虽非穆斯林，但他对伊斯兰教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碑文中说：“余往年与修清源郡志已著其事(指记载泉州外蕃及伊斯兰教情况于郡志)”。正因为此，当时重修清净寺的出资者穆斯林金阿里才会“来征予文为记”。吴鉴和穆斯林长老们有很广泛的交往和友谊，这从“予尝闻长老言”一语可见，碑文中还提及参与修寺及主持寺务的伊斯兰主教“夏不鲁罕丁者，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人，为摄思康，犹华言主教也。”此外还列举主持、都寺及唱拜等人名，如没有熟稔和友好的关系，他不会这样写。吴鉴碑文对伊斯兰教及其入华、入泉州的叙述是相当准确且没有疏漏的。例如他没有说斡葛思携《可兰经》到中国，因其时《可兰经》还未成书；除斡葛思于开皇七年入华，还说“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南城。”也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兼具的记述。白寿彝先生极其细致地分析，认为吴鉴这一段关于泉州清净寺的叙述比宣称远早至宋真宗时建寺的大食文石刻更可信[17]。吴鉴能如此准确地阐述伊斯兰教义和历史事实，说明他的知识必定来源于在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族群，开皇七年斡葛思来华应是在华阿拉伯穆斯林族群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可惜至今仍未见有相关的阿拉伯文献记录。

　　吴鉴碑记：“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这一记述，大概因它的明显错误，似乎成了白璧之瑕，自从民国以后基本上无人提及。吴鉴碑文自白寿彝先生专文而后，似亦无人如白先生所希望的，“然是记所包含之问题及提供之暗示甚多，亟应有详细之研究”，而再详细考证。我们在这里大胆地说它是已知的中外文献中伊斯兰教入华的最早记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兼具的历史记述，是在通过纠正积年差，还原斡葛思入华真实的历史时间后所作出的结论。如上所述，吴鉴在撰写《重立清净寺碑记》时，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知识直接来自泉州的阿拉伯裔穆斯林，他们即使在华生活了以百年计的时间，但仍保存原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使用自己的语言，按希吉拉历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对伊斯兰教入华及在各地的传播，即使没有文字记录也有代代相传的口头历史。他们不了解中国史书，亦昧于希吉拉历和汉历的积年不同，在委托吴鉴撰碑文时，主其事者按希吉拉历把传说的斡葛思于希吉拉历七年入华以及现在是769年这一事实告诉他，吴鉴再按汉历回推相应的中国皇朝年代及时间，结果隋开皇七年入华就由此而产生，事情可能就是这么明白简单。下面我们进行简单的换算来说明这一可能性，在吴鉴撰碑的1350年为希吉拉历769年，如忽视了希历和汉历的积年差，按769年回溯，则伊历建元落在公元581年，即隋开皇元年。因此希吉拉历七年就被转化为隋开皇七年，这就有了吴鉴碑“隋开皇七年，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奉使入华)”的叙述。但实际上穆斯林的传说是在希吉拉历七年斡葛思入华到广州，假如不误算，希历纪元是在唐武德五年(622年)，希历七年正确的对应是唐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因此，吴鉴碑“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在恢复它的真实历史时间后，它实际上是说：唐贞观二年斡葛思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一旦拨开“隋开皇七年”这层迷雾后，一段普遍被怀疑和冷落的历史就从“虚拟”变成可能，这可是一段珍贵的、已知的中外文献中伊斯兰教入华的最早记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兼具的历史记述，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地证实它的话。

　　我们首先发现吴鉴碑的叙述和伊斯兰教对外域传播史上第一件大事的时间相吻合。在公元628年，伊斯兰政权在阿拉伯地区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穆罕默德曾派信使到罗马、伊朗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宣扬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并要求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年在伊斯兰教史上被称为“传道之年”[23]。许多历史资料表明，这个史实是可信的。甚至有尚未证实的资料表明，穆罕默德同时也向中国派遣了使节。对此事，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名著《世界史纲》中有一段叙述：“628年，比景教徒早7年，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个使节也来到了(唐)太宗的朝廷。这是一批阿拉伯人，他们从阿拉伯半岛麦地那城港口延布乘商船出发，由海道来到了广州。这些阿拉伯人我们已经说过，是由自称‘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派遣的，他们带给太宗的信大概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忒西丰的卡瓦德的召唤是相同的。但是中国皇帝并没有像赫拉克利乌斯那样对那封信置之不理，也没有照弑亲者卡瓦德那样侮辱送信的人。他很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据说，还帮助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这寺直到今天还在。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5]韦尔斯这一段话不正是吴鉴碑记：“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的详细叙述吗？如果我们把隋开皇七年还原回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的话。《世界史纲》这段叙述在该书1920年初版即已有，但和全书其他内容一样，韦尔斯没有列出这段重要而又有争议的史实的出处。关于《世界史纲》一书的资料来源和可靠性，在1939年版的序言中，韦尔斯信誓旦旦地说：“各位读者对于这里所引用的史实、名称、日期都不必怀疑——这些是经过了检查和修订的考验的。这部书曾受到过严格的批评，但在它一般的正确程度方面从没有过批评。”[5]可以肯定，韦尔斯使用的是源出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西方资料。这样一来，1350年的吴鉴碑与1920年韦尔斯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隋开皇七年就是公元628年，先到的是广州，建立中国第一个清真寺怀圣寺，而且指出使者就是先贤斡葛思(后有转译为旺多师、宛各素等等)。这足以说明，隋开皇七年斡葛思受遣入华，实际上是唐贞观二年入华，即在公元628年入华，这一史实(为慎重起见，或暂称为‘传说’)是来自穆斯林世界。我们于此可以认为，在迷雾散开后，吴鉴碑是“无瑕白璧”，而且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重要的“第一碑”。结合本文附表“碑刻文献中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的论述”，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的溯源问题有如下清晰的脉络：它来自于穆斯林传统的认识，有相当高的可信性，斡葛思于公元628年，即希吉拉历七年或贞观二年，奉使(正式或非正式)来华，因历法积年数的误会而被吴鉴误定为“隋开皇七年”，随后的几百年间，吴鉴碑文被反复转引并简化为“隋开皇中”，一直流传到民国时期，而且成为回族内部的主流说法。

　　从本文附表“碑刻文献中伊斯兰教入华时间的论述”中可以见到，从明代开始，基本上所有碑文在追述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上，均为含糊的“隋开皇中”，而很少有具体的年份。很多研究伊斯兰教史的专著或论文，如卓有成绩和影响极大的《中国伊斯兰教史》[23]等，均认为“隋开皇中”一说是受《旧唐书·大食》篇或贾躭《四夷述》的影响，因这两书中均有“隋开皇中”一语。我们认为此说经不起推敲，因为同在旧唐书大食篇中明确地记录着在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首次来华使节说伊斯兰帝国已“有国三十四年”，依此无论按什么历法计算，大食建国均在唐朝，读者不存在误会的可能。更何况大食篇中的“隋开皇中”四字并不和建教立国的时间和史实相关联，亦不存在被误解的可能。我们认为“隋开皇中”是吴鉴碑“隋开皇七年”明确叙述的简化，因为伊斯兰教入华准确时间并非后世碑文的重点，一语带过即可，也可能是后来者由于认识到时间上存在问题后有意的一种自我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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