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
马明良，留学回国人员，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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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良：巴以冲突症结分析
每当我们翻翻报纸或打开电视关注国际新闻的时候,总有一个问题几乎天天出现,似乎成了一条永恒的新闻,即巴勒斯坦问题：一方开着飞机、坦克，狂轰滥炸，横冲直撞，一方不是举着标语游行示威，就是向对方坦克投掷石块，偶有所谓“自杀性爆炸事件”发生——面对强敌，巴人青年身怀炸弹与对方以死相拼，同归于尽。这就是巴以冲突的一幅典型场景。为了解决巴以冲突，国际社会出台了谁也数不清的方案，包括美国等四方提出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但都无济于事，问题依旧，冲突不断。有人说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冲突的根源，也有人说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抵抗活动是冲突的真正内因，还有人说美国扶以抑阿的中东政策才是问题久拖不决的深层原因。那末，人们不禁要问：巴勒斯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巴以流血冲突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笔者观察中东问题多年，想就此换一种视角谈谈个人的浅见，并由此看看中国穆斯林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巴以冲突。资料图 巴勒斯坦问题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而犹太复国主义源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 公元前1800年（距今约4000年）前，犹太人在其首领、古代先知伊布拉欣（亚伯拉罕）的率领下从两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后因天灾等原因前往埃及生活。先知穆萨（摩西）由于不堪忍受埃及法老的迫害，率领族人（犹太人）过红海经西奈半岛回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先知达吾德（大卫）和苏莱曼（所罗门）当国王的时代是该王国最辉煌的时期。 然而，到了公元前586年，两河流域新崛起的新巴比伦帝国灭了犹太王国，并将数万名犹太人押回巴比伦城，史称“巴比伦之囚”，开始了犹太人第一次大离散的时代。 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横扫亚非欧，迫使犹太人背井离乡，流落到南欧、北非和中亚各地，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大流散。 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残酷迫害并镇压犹太起义者，幸存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巴勒斯坦，从此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的生存历史，开始了第三次大流散时代。 伊斯兰教兴起，先知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公元638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与守护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大主教进行谈判，从此整个巴勒斯坦归穆斯林国家管辖，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到保护。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十字军东征时除外）。 自巴勒斯坦成为穆斯林国家的一部分以后，陆续迁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的土著人（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后来迁入的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互相融合，形成了巴勒斯坦人。100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体民族，而犹太人由于多次的大流散，其民族主体与这块土地失去联系，留在这里的犹太人所剩无几（如公元1170年左右，只有1400多名）。 到了中世纪中期，犹太人已成为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国家的重要少数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有1300万。 生活在奥斯曼哈里发帝国（公元15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初）境内的犹太人和生活在西方的犹太人的境遇大不一样。在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生命财产得到保护。而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犹太教被视为异端邪说，犹太教徒被当作祸水。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下令将所有的犹太人逐出英国；在此前后，法国三次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把不愿改宗的20多万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此前约100年，约有7万犹太人被迫害致死。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慷慨地接纳了大批被西方各国驱逐而又无家可归的犹太人。 被西方世界迫害、驱逐的悲惨遭遇促使一些犹太人思考其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出路，而沙俄的排犹运动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产生的催化剂。1881年，俄国犹太医生利奥．平斯克写了一本名为《自我解放》的小册子，指出，犹太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复国。受其影响，产生了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圣山热者”和“比路”。1896年，匈亚利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指出犹太人必须集体出走到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第二年，他在瑞士的巴塞尔组织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通过了纲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所保障的家园”。 单凭散居各国的犹太人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回到几千年前的故土建立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后得到英、美等大国的支持。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而美国是后起的超级大国，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国家都想称霸世界，都想控制拥有重要战略资源和具有战略地位的中东伊斯兰世界，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则是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最佳途径。1917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建立犹太国家。在英国对巴勒斯进行所谓“委任统治”时期（1920——1948年），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涌向巴勒斯坦，尤其是希特勒实行残酷迫害犹太人政策期间，几十万犹太人离开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移居巴勒斯坦，至二战爆发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达445457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比从1918年的7%上升到29%。[1]（329） 二战结束后，美国想取代英国来控制中东，称霸世界。于是在它的操纵下，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181号决议。该决议将巴勒斯坦的57%的土质较好的区域划归人口比例低于1/3的犹太人，而将33%的土质较差的区域划归人口比例高于2/3的阿拉伯人[2]（361）。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犹太人的复国梦变成现实。16分种后，美国宣布承认以色列，阿拉伯各国自然不承认这个极不公正的决议，不承认这个国家，于是与以色列之间先后发生了四次大的战争，结果以色列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不但保住了1947年联合国划定国土，而且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还侵占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耶路撒冷旧城、戈兰高地等大片阿拉伯领土，所侵占的领土超过了联合国划定的国土的4倍。后来联合国先后通过了上百个有关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置若罔闻，拒不撤军，而且在被占领土上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从而造成既成事实，试图使其成为大以色列国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常，一国侵占别国的领土，被视为非法，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武力）迫使其撤出所占领土，如1990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将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可是，在以色列的问题上，美国却采取了另一套标准——不但不制裁它，反而给予大规模的经济、军事、科技援助和舆论支持，以色列有恃无恐，国际社会无可奈何。 面对美国武装起来的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以色列，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武装斗争接连受挫的情况下，无奈地选择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冲突的道路，并在谈判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让步和妥协，如默认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不公正的决议和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以前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只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撤出1967年第三中东战争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然而以色列寻找种种借口，或拒不撤军，或拒不执行双方业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拖延撤军。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目睹家破人亡、山河破碎，悲愤不已，眼看军事对抗实力不济，和平谈判遥遥无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身怀炸弹，直奔对方，以死相拼，同归于尽。反映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心态。 二、巴以冲突的症结何在？ 巴以冲突（确切地说是阿以冲突），如果从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算起的话，至今已有50多年了，期间双方打打停停，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阿方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联合国就此问题作出的决议有上百个，国际社会提出解决方案多得谁也数不清，可是问题依旧，冲突依然，谁是谁非，众说纷纭。人们不禁要问：巴以流血冲突为何没完没了？联合国决议为何得不到执行？其症结何在？对此，让我们做一下简要的分析。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看起来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牵扯到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等诸多棘手的问题，但透过这些表象，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其症结主要有三：一是以色列当局的逆向思维；二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三是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弱点。 第一、以色列领导人的逆向思维（或反常思维）。提起犹太人，人们就会想到他们那苦 难的历史，尤其是他们所受到的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和无情屠杀（被杀者达数百万），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状。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人皆有之，事过60多年，人们还以各种方式悼念当时的被害者，人们期望并祝愿曾经遭受过苦难的犹太民族能有一个自由、安宁的生活。 按说，一个曾经被人欺凌、侮辱和迫害过的民族最懂得其中的滋味，最善于进行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反思历史，规划未来的时候，既能珍惜和保护自己的自由与尊严，又能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尊严。不然，就会造成历史的恶性循环，悲剧将会不断重演，只是导演和演员不同而已。 然而，也许是因为在历史上受到过太多的伤害和太多的不公正待遇，犹太民族的思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和领袖人物的思维，并没有沿着这种正常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反常的方向推进，即他们在总结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逆向思维。用这种逆向思维，在科技领域，犹太人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称道；而将这种逆向思维用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却给别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逆向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犹太人之所以曾经被人欺凌，那是因为自己太弱小；若要不被人欺凌，就必须强大；若想强大，就必须想方设法，不择手段，不惜以武力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战略空间，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凭借科技和军事及外交优势（投靠美国），赖着不走；至于给他人（巴勒斯坦人）所带来的苦难，如被杀、被捕、被逐等等，则顾不了那么多了，谁叫你弱小呢？他们曾经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的受害者，如今羽毛丰满，也开始奉行这个规则了。以色列的开国领袖本．古里安曾针对有些幕僚的担忧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不要怕联合国作出什么决议和国际舆论作出什么反应；一切的一切不是取决于联合国说什么，而是取决于以色列做什么和怎么做”。言下之意是：联合国的决议因美国的撑腰而会变成一纸空文，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我行我素而成耳旁风，以色列失去的虽然是道义，而得到的却是事实在在的东西——大片土地。以色列历届领导人的具体治国策略尽管有所不同，但其扩张主义战略却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也有一些正直的犹太人，他们不赞成当局的扩张和屠杀政策，他们愿与巴勒斯坦穆斯林和睦相处，但不占主导地位，左右不了政府的政策。 中华民族曾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饱受侵略之苦的民族，尤其深受日本侵华之害，如今中国强大了，但她不但没有欺凌别的国家，反倒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崇尚“和为贵”的理念，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而犹太民族则坚决要求德国现政府为纳粹政权的排犹屠犹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犹太国家以色列则置广大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于不顾，继续奉行扩张主义和屠杀政策。可见，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是不一样的。聪明如以色列人者却忽略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让别的民族得不到自由与安宁的民族，自身也得不到自由与安宁；以色列当局若不改变这种逆相政治与外交思维方式，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撤出被占领土，落实有关各方确定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的话，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第二、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需要。面对阿以冲突，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可以公然藐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拒绝撤出被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而且大肆屠杀巴勒斯坦人民，迫使其背井离乡，沦为难民（目前巴难民达400万）？殊不知，它受到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和保护。那么，美为什么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而执意支持以色列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认为，欲称霸全球，就必须控制具有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和天然气）和战略地位的中东；而要控制中东，就必须在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地带扶持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国。以色列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正是二者结盟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美国把以色列当作其重要的战略资产和实施其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基地，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和保护。 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以先后5次签订了加强战略合作的有关协议。美国除了给以色列一年一度的30亿美元的经常性援助外，在阿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还提供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飞机、导弹、装甲车等先进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并及时把通过卫星获取的阿方军事情报提供给以方。在1973年的第四次阿以战争中，本已占据上风的埃及军队总统帅萨达特总统获悉美国对以方的大力支持后，无奈地说道：“我不能跟超级大国打仗”。战争的结局如何，可想而知。其二，在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采取了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在美国有600万犹太人，而且不少人在企业界、金融界、商界、政界、科技界和新闻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虽是美国公民，但对犹太国家非常偏爱。美国共有100名现职参议员，犹太人能动员其中的76人出来为以色列说话。犹太资本家、金融寡头不但渗透到美国国会、政府机构，而且还控制着各大媒体，左右着社会舆论，他们手中握有的选票有时候能决定美国的总统人选。美国领导人能不为讨好他们而偏袒以色列吗？何况这样做既符合其个人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要。美国若不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巴以冲突不可能解决。 第三、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弱点。在阿以冲突这一对矛盾中，作为矛盾一方的阿拉伯方面，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如何，其领导人的战略战术水平如何，是解决这一对矛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这方面阿拉伯人暴露出诸多弱点。比如在双方的较量中，阿拉伯领导层缺乏长远的战略和灵活的策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一贯的原则，在处理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时，只是从本党本集团本家族的利益出发，甚至从个人的眼前利益出发，往往因小失大，虽有20多个国家，但同床异梦，各怀心事，自行其事，互不协调，互不支持。以色列早已看出了对方的这个弱点，便采取或公开威胁或暗中许愿等方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使22个阿拉伯国家徒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优势，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互相猜疑，互相拆台，互相牵制，本应共同释放的巨大能量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丧失殆尽。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缺乏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形不成抗以统一战线。从一定意义上说，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世界不是败在以色列手里，而是败在自己手里。与此相反，在以色列，尽管也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如西欧、前苏联等）的人们，也有不同的党派（如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等），各党虽然政见不同，在议会围绕一些内政和外交问题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辩论，但在关系到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色列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各党能奇迹般地走到一起，捐弃前嫌，一致对外，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再者，犹太民族由于历史上遭受过长期的苦难和屈辱，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尽管以色列的综合国力比较强，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5万美元），但全国上下却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拼命发展教育、科技、军事和经济。犹太人的敬业精神、时间观念和工作效率是阿拉伯人无法比拟的；阿拉伯人也许由于在历史上享受过很长一个时期的辉煌，所以变得不思进取、懒懒散散。当犹太科学家在实验室拼命工作的时候，阿拉伯教授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悠闲地喝着咖啡；当犹太大学生穿上工作服在车间当钳工时，阿拉伯大学生却呆在家里等待着政府部门的体面职位；在以色列，社会地位和待遇最高的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学者，而在阿拉伯国家，则是部长、老板和歌星、影星，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学者备受冷落，想有所作为的人大多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才流失严重，科技发展滞后，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育不良，综合国力无法与以色列相提并论。阿拉伯国家本身实力有限，加上内耗，正给以色列以可乘之机，在以色列，不但右翼强硬派，甚至许多普通民众也认为，阿拉伯人软弱可欺，既然用武力已使其作出重大让步（即阿拉伯国家默认了以色列在1967年以前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那么，就有可能进一步迫使其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作出更大更多的让步与妥协。双方实力的不对称和阿方的内耗，助长了以方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心态，从而使得和平谈判异常艰难：以方进退自如，主动、从容，阿方有退无进，被动、急迫。这种状况引起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不满，他们确信以色列不会将到手的土地拱手相让，凭一张嘴要求其撤出被占领土，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收复失地，便用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等各种方式进行抵抗。以色列将这种抵抗行为称之为恐怖活动，把对抵抗活动的镇压和对抵抗者的屠杀叫做反恐行动。美国则不顾巴领土被以占领的事实，向巴自治政府施压，要求其首先取缔巴“恐怖主义”组织（即抵抗组织），然后与以重开和谈。这无异于试图挑起巴内战。尽管美国当年的独立与自由也是通过与英国占领者的武装斗争取得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国家利益至上，为此不惜用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因此，阿拉伯世界若不发奋图强，团结御辱，选择正确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三、巴以冲突的教训有哪些？ 不难看出，巴以冲突的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穆斯林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怀有一种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都应该与当地的非穆斯林和睦相处，共生共荣；但光有一种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自尊自强自信。 第二，穆斯林应该克服自身存在的“四小”，即打一点小算盘，耍一点小聪明，搞一点小动作，占一点小便宜。要克服小气，培养大气，大智若愚，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图，有所不图。 第三，中国穆斯林对自己如何定位，非常重要。2000多万中国穆斯林很久以来与十多亿非穆斯林一道，共同开发和建设了华夏大地，已经与其共同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眼下与非穆斯林共同负有建设这片土地使其走向繁荣昌盛的责任。 中国穆斯林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想要什么，一个是能给什么。也就是想从非穆斯林社会和政府得到什么，能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什么。根据本人20年的研究和体会，我以为，穆斯林别无所求，只是期盼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持不变并切实得到贯彻落实；只是希望非穆斯林了解并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文化多样化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穆斯林力求给这个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国家贡献两大资源： 一是敬主爱人的理念。这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它提倡爱家人、爱邻居、爱社区、爱社会，爱人类，爱一切生物，以爱换取爱，以信任换取信任，不但人前要做好事，人后更要做好事，因为真主洞察一切，需要敬畏真主。穆斯林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独特的贡献。 二是穆斯林在原有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领域，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成为合格的农民、合格的工人、出色的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员，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成为国家的建设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际行动为国家创造财富。总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理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彼此尊重，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而应该避免历史上由于互相猜疑，激化矛盾而导致的生灵涂炭、损兵遮将的悲剧。作为多数的非穆斯林应该有一种大气，应该了解和理解中国穆斯林这一特殊群体在某些历史时期（如清代和“文革”）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创伤，从而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求，多一些尊重，少一些歧视。而作为穆斯林也应该了解非穆斯林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应该理解政府治理如此复杂如此庞大的国家是多么的不易，应该理解政府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关切和良苦用心，并注意自己的言行，严格自律，以减轻政府的忧虑和负担。 一国可以两制；同样，一国可以多教。有着“和而不同”的伟大理念的中华民族，只要抱着理性、宽容、仁爱的态度，只要屏弃残留于我们脑海中的“左”的和其他非此即彼的极端的思维方式，发挥我们的高超的政治和哲学智慧，我们一定能够处理好一国多教的问题，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美好世界，一定能够保护好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生态环境，一定能够搭建一个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平台，一定能够构建一个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个阶层友好相处、皆大欢喜的和谐社会。【作者马明良系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穆斯林在线学者专栏特邀学者】
责任编辑：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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