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道堂: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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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3 15:40:39 【来源:】 点击:
高占福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60多年,呈现出与中国社会相融共进的历史特点,无论是唐宋两朝侨民时期的伊斯兰教,还是元明两代以后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乃至清代至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发展时期,尽管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但始终有一条主线将其贯穿起来,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均能相互适应,和谐相处。在思想领域和社会伦理上,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适应,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包容,展示了世界上两大文明的和谐之道。伊斯兰教西道堂便是这两种文化在宗教社团中的成功实践者。

  本土特色的伊斯兰教社团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派别,清光绪年间创建于今天的甘肃省临潭县旧城。它不同于以往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显著特点是:西道堂所处的临潭位于甘南藏族聚居区中心,藏族聚居的卓尼县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对临潭的环抱之状。就整个文化形态而言,西道堂穆斯林群众生活环境是在藏族文化区内,藏传佛教是这一地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中国伊斯兰教几乎全部的宗教派别大都形成于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和农业地区。

  西道堂形成的主要宗教思想,来源于明末清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译著活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回族学者刘智(字介廉)的伊斯兰学说著述。西道堂的宗旨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以宣扬金陵(南京古称)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也就是说,西道堂宗教思想受回族穆斯林学者的影响很大,这与中国伊斯兰教其他派别不同程度地受国外伊斯兰思想的影响显然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创始人都是自幼研读伊斯兰教经典,献身弘扬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宗教学者,而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自幼接受经堂教育,并潜心攻读儒学著作,通达儒家之学。后来,又用10年工夫学习阿拉伯经文,并学习、研究刘智等人的伊斯兰译著,学问渊博。清光绪六年( 1880年)马启西考中秀才后,更多研读中国诸子百家论著,广泛吸取诸家学说之精华,汉学知识大为丰富。马启西由此也成为教派、门宦创始人中唯一一位秀才出身,并成功地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开拓者。

  西道堂旗帜鲜明地主张伊斯兰教教义中要求的“两世吉庆”思想,把宗教信仰中后世的归顺和今世的世俗生活结合起来。马启西创建西道堂时,针对当时的临潭由于多年的战乱,田园荒芜,回族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的实际,在积极倡导伊斯兰平等、团结、友爱的精神,从精神领域振奋人们思想的同时,以《古兰经》中“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等思想,劝导穆斯林群众,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还应发展物质财富,增强经济实力,为自身的生存和教门的昌兴不懈努力。为此,他忠告教民“勤劳是两世的富贵,懒惰是两世的贫穷”。西道堂初创时期这种兼顾两世的思想,被马启西之后的历辈教长继承人所承袭,并不断发扬光大。西道堂的群众始终走在“抱共同之信仰,营共同之生活”的道路上,奠定了西道堂以虔诚信教为准则,以发展经济和教育为基础的特色之路。

  西道堂现任教长敏生光对西道堂的界定是:西道堂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同时又是一个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劳动、联合经营、平等消费的一个经济生活共同体。
  

 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

  从清末西道堂创建到1949年,西道堂顺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根据地处藏族文化社区内的实际状况,在坚持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更多地注意发展经济和教育,理顺与藏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使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马启西乃至以后的历辈教长都主张并实践宗教团体的发展顺应社会进步的理念。现任西道堂教长敏生光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理念。他认为任何外来宗教文化都有一个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否则将失去存在的土壤而被淘汰,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信教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相适应的最根本的基础,至于世界观上存在的差异并不妨碍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认同和追求,宗教如果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宗教就不会发展。作为一个宗教教派的领头人有这种思想认识,必然影响到每个信教群众,从而统一了教派内部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认识,有了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使西道堂各方面的发展具有时代特征。

  西道堂传统的经济活动,包括农、商、林、牧等方面,尤以商业经济最具特点。西道堂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是在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地处藏族聚居区的状况,走出一条把宗教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后,西道堂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现在,西道堂经营的商业网点,遍布安多藏族聚居区,延伸到西藏的拉萨、昌都乃至历史上我国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通商往来的口岸,杭州、兰州、格尔木等大中城市也设有商号,经营以藏族聚居区需要的商品为特色的商业贸易。古老的回藏贸易又得到新生,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拓宽,注入了新的、富有时代特点的内容。

  西道堂发展和变化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是作为西道堂现任教长的敏生光,在领导群众办好教务的同时,大力提倡和劝导广大教民继承和发扬西道堂经商致富的好传统,大胆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摆脱终身务农一条路的困扰,以商补农,以副补农,解决贫困问题。作为教长的倡导,在信教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是西道堂从上到下都有一个经济头脑的关键所在。二是用伊斯兰教义中穆斯林要团结、接济穷人为善行等要求规范信教群众,使一部分先经商而经济状况好转的群众,带动并具体帮助仍处于贫困的群众从事经商等经济活动,使他们也一步步走致富路,最终集体走向富裕。这是把宗教维系群众的纽带,从宗教生活伸展到经济生活的一种探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初步好效果。三是西道堂的经济活动,始终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根据临潭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坚定地开展以回藏贸易为中心,带动其他经营活动,既避免了经济发展中不切实际,盲目发展非所长之产业,造成大起大落,或者是根本就无法启动,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又为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藏族聚居区带进了商品经济意识,缓解了藏族群众对商品的需求,其意义不仅表现在价值规律方面。当然,西道堂经济的起步与发展,在社会大环境方面最根本的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西道堂的经济活动,虽然在形式上仅仅是一个宗教派别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一定范围和影响的经济行为,但也可以说明,宗教派别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有使宗教繁荣的要求,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而包括这些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宗教、各个民族、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模式的发展,才能构成我国现代化大厦的最终建成。

  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是西道堂的一个优良传统,教长敏生光认为,发展民族教育是促进民族进步的根本,是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也符合伊斯兰教崇尚知识的教义要求,每个信教者理应身体力行地做好这件事。

  西道堂认为伊斯兰教是重视和提倡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因此,西道堂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继承和弘扬伊斯兰教义中关于重视文化知识学习的要求,有一个提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立足于社会的根本的认识。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其他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来说,这些做法和实践有着普遍的、现实的意义。西道堂重视教育的传统理念。一直延续下来,并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发展。

  西道堂处于藏族聚居区,十分重视与当地的汉、藏等族人民保持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西道堂从创建至今,一直与当地以及甘南和安多地区的藏族、藏传佛教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西道堂长期行商于藏族地区,以守信誉和买卖公平的商业道德深得藏族牧民的信任,西道堂的经商者在千里草原畅通无阻,并经常得到藏族群众多方面的帮助。长期频繁的交往,以诚相待,进一步密切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西道堂与藏传佛教上层人士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和拉卜楞寺历代嘉木样活佛和贡唐仓活佛,以及阿茫仓、十八囊欠的活佛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西道堂在举行重大的宗教纪念活动时,也邀请当地藏族宗教上层人士和汉族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充分体现出各个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的良好关系。这些事实说明,宗教团体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与当地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对同处一地的不同宗教要采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尊重、友好相处的态度,这样才能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才有可能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走共同繁荣的光明之路。

  西道堂顺应社会进步发展的实践说明,宗教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还是一种社会实体。宗教中包含了优秀、积极的内容,要鼓励和支持宗教弘扬其积极因素,为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社会的进步发展服务,在注重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更要关注它的载体——信教群众,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终是需要人们共同努力实现的,无论其信教与否。

  与时俱进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信教者或不信教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伊斯兰教各个派别的信奉者都面临着这种选择。宗教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做到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并在探求宗教原有精神的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进步中得以延续自身,是宗教今后能否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对西道堂的研究中,关注他们的发展走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同时也是西道堂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实习编辑: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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