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篇小说《大迁徙》的历史背景
一本回族先民的苦难史，一曲凄美的爱情之歌
——解读长篇小说《大迁徙》的历史背景
达慧中
——解读长篇小说《大迁徙》的历史背景
达慧中
说明：这篇文章是通过解读小说《大迁徙》的历史背景，述说回族先民东来的历史，有些地名、人名比较生疏而绕口，但是细心读来也许会有些收获。
回族作家冯福宽先生
回族作家冯福宽先生的诗歌，以他充满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和黄土气息步入我国诗坛。他用整个生命和心灵讴歌我们的民族和那片使人无限眷恋的土地，诗中充满了激情和豪迈，每个读者无不为之动容。我们好似跟随他的诗歌来到了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耳边响起了高亢而粗犷的陕北信天游，也好似见到了回回先民在遥远的历史中，经历了种种苦难的多采画卷。冯福宽先生以诗歌见长，但是在他心中深藏着那份伊斯兰情结，长期孕育着那部可歌可泣的故事，他说：“感情在撕扯着我，灵感在冲击着我，使命在催促着我；我必须从这里走进去，和我的先民一起去体验人生的折磨和苦难。”
为了表现回回民族那种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和敢于抗争的性格，他决定采取“一种更加自由的形式”，他说：“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切都无所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有这个举动。我渴望真实的历史；我渴望心贴心的理解……”于是这部长篇小说《大迁徙》问世了。
（一）
《大迁徙》是一部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回回先民移居中国的历史。小说用艺术的笔法把我们带回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三次西征的年代，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部落，以他们的疾风烈马和强弩硬弓，风驰电掣般地横扫世界。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被裹挟东来而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并形成了今天的回族。小说生动地向人们讲述了在这个年代一段凄婉而动人心魄的故事：西亚地区的马鲁城被蒙古军攻陷，不屈的马鲁城的头领宛尕思和他的儿子尔萨以及百姓作为俘虏，被蒙古军驱赶着踏上了东去的路程。茫茫戈壁，瀚海无边，黄沙滚滚，饥渴难耐。人们像牲畜一样，在征服者的皮鞭下，被驱赶着，被鞭笞着，忍受着人间最大的苦难。
然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和永别家乡的心痛，书中的主人公尔萨和自己美若天仙的未婚妻阿依莎在即将成婚的幸福时刻，却成了征服者的阶下囚，痛苦的分离和彼此的思念，时刻在咬啮着他们纯洁的心，为了寻找自己的爱人，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一次次的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尔萨最终失去了他的新娘。让读者不禁想起了罗密欧和朱莉叶那令人神伤的爱情悲剧。当人们最后告别家乡，向自己的故土留恋地眺望最后一眼时，那种眷恋之情难以言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这群衣衫褴褛、浑身血迹斑斑的穆斯林低头。他们经历了反抗、逃跑以及再次被俘，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民族不屈的血液，为了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路途中坚持拜功、斋戒，老阿訇达古拜背着抄写在骆驼皮上的《古兰经》上路，他说：“这是伊斯兰的根啊！”一路上他步履蹒跚，脚下像踩了棉花，他宁可扔了自己的衣物，也要背着《古兰经》前行。伊斯兰的力量战胜了一切，他给于穆斯林生的希望，也征服了征服者铁木尔的心，他皈依了伊斯兰，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这批人从西亚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即在今日的陕西落户。
（二）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唐宋时期以经商和传教的形式进入中国，这部分人被称为“胡商”、“番客”，只有到了蒙古帝国的初期，蒙古人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称为“撒儿塔兀勒”，此为蒙古语的汉音，意为“某种文明类型的人”，汉译为“回回”。在成吉思汗西征后，“回回”一词专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中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诸族人。后来他们才发现东来的“撒儿塔兀勒”早已在中国的内地和沿海一带出现。
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三次西征，千万支铁骑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欧亚两洲，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东西交往的通道，中亚和西亚人随之东来，大部分是蒙古军西征后掳掠的军士、工匠和妇孺，也有一部分是投入蒙古军的征战，立功入仕的回回人，还有一部分是从西亚中亚而来的回回商人，由此，形成了13世纪中亚和西亚的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大迁徙，其目的地是中国。
小说中出现的几个中亚地区著名的城市，如：花剌子模国的旧都玉龙杰赤、被称为“学问的中心”的不花剌、被称为“人世间最美的天堂”的撒麻耳干，它们均是第一次西征攻打的目标。
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于公元1219年秋，由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大军攻打花剌子模国，围攻讹答剌城，但久攻不下，成吉思汗派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继续攻城，另派长子术赤率一支军队进攻锡尔河下游各城镇，派阿剌黑进攻别纳客忒和忽毡（今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公元1220年2月，成吉思汗亲率主力攻打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守城的将领突围南走，城中的教长、耆绅等出城纳款相迎，其中包括赛典赤•赡思丁的祖父。
但蒙古军仍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杀戮，被杀男子达三万余人，妇孺皆作为奴隶掳掠走，青壮年随军去攻打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签发工匠和军役各三万。是年冬，又攻下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斯坦郭耳加纳契）向东签发工匠和军役十万人。
同时，在第一次西征时，还攻下了一个叫马鲁的城池，它是呼罗珊地区最大的城市，位置在阿姆河南部的一条内陆河的末端，此河叫莫尔加布河，发源于伊朗高原的帕勒帕迈塞斯山脉，流向西北方向的沙漠地带。马鲁即是今日土库曼斯坦的马里城。在伊朗人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专门有一节记述“马鲁及其命运”。志费尼是蒙元时期的同时代人，他的记述有些是亲眼所见，所以史料价值很高。他在书中写道：“马鲁是算端桑扎尔的驻跸地，大小人物的中心。在呼罗珊诸地中，它的幅员最广阔，境内飞翔着和平、吉祥的鸟儿。它的首领人物之多，不下于四月的雨滴，土壤可与天堂媲美。”由此可见，马鲁是沙漠绿洲。
但是，这片肥美的土地却成了你争我夺的盘中餐。最为残酷的还是蒙古军的荼毒，书中写道：“618年穆哈兰月1日（1221年2月5日）——马鲁城居民的末日——拖雷，这头凶猛的狮子，带领一支如茫茫黑夜、滔滔大海的军队，抵达马鲁。”马鲁守军投降，蒙古人“把市民，不分贵贱统统赶到郊外。一连四天四夜，百姓不断离城。蒙古人把他们全部拘留，把妇女和男子分开来。......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不管男女，一个不留。”此城有十七万军民惨遭屠杀。蒙古军走后，后续部队又进入马鲁，洞中的藏身者，爬出来又被杀害，死者达五千人之多。
小说《大迁徙》中所描写的是蒙古人第三次西征，即拖雷之子蒙哥（宪宗公元1251年—1259年）继承汗位时期，是从西亚掳掠的一部分人群的迁徙故事。小说中所写，蒙古军攻打下报达（今日巴格达）、天方之后，继续西进，攻下马鲁城。蒙哥是公元1258年攻下报达，小说中的马鲁陷落也当在这一期间。
小说中的马鲁也许非历史上的马鲁，但二者的命运是相同的。大批的百姓被杀戮，工匠和妇孺被驱赶，踏上了艰辛的东迁之路。
自从唐宋以来，西亚、中亚的穆斯林不断来华，到蒙元时期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有的已繁衍了五、六代，有的穆斯林已经华化，但是他们只能作为番客、胡商侨居中国，朝廷一直对他们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小说中的新娘阿依莎就是经营珠宝的胡商的女儿，出生在广州，既有伊斯兰文化根基，又受过中华古老文化的熏陶，由于中国动乱，排斥番客而迁回西亚。最后和尔萨结婚的姑娘法图麦也是生于中国，其父亲是来华经营药材的胡商，母亲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汉族人。类似这样的人，在元朝之前，均属侨居，只有到了元朝，番客才摆脱乔居地位，有了真正的户籍。
蒙古军征战初期，以掳掠为目的，户籍、赋税等均无制度可言，直到元太宗窝阔台时，人民仍然颠沛流离，“四民无所占其籍”，在乙未年（窝阔台七年，公元1235年）才开始有了“乙未籍户”。窝阔台以“统治世界的皇帝”自居，认为在王公贵族占有的“驱口”之外，凡是离开主人的，都应该附籍，成为“皇帝民户”，同时承认户籍中存在着种族的差别。在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的“壬子籍户”和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的《户口条画》中，户籍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户籍是按职业和民族划分成许多种类。
“回回户”等名称首见于壬子籍户，壬子年宪宗圣旨中有“斡脱做买卖、畏吾儿、木速儿蛮回回”，“木速儿蛮”即穆斯林，回回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答失蛮户”是伊斯兰教职人员，“迭里威失户”是伊斯兰教的苦修者，这些均是回回人。
小说中写道，“元代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元世祖命令回回军士‘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从此，被蒙古军驱赶来的中亚西亚各国、各族穆斯林便被绑在土地上，开始了农耕生活。当时，秦地东府的栎阳、泾阳、终南、渭南是一个垦区，沙苑也在这个垦区里。”小说的主人公尔萨就落户在沙苑，他们从职业上划分属于种田户。当时经商的回回人也很多，并且大多是经营珠宝、药材、香料的富商大贾，为斡脱户，从西亚和中亚迁入大量的军士和工匠，因此军户和匠户也占有相当的数量。
蒙古国时期，回回人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这是回族形成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入籍标志着回回人被确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标志着回族先民阶段的结束，这种确立有利于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小说最后写道：尔萨从怀里掏出离开家乡时，守门人亚里丁老人送给他的一包故乡泥土，“他捧到眼前，又放在脸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分送给众位朵斯提。人们捧着马鲁城的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深情地看了一眼，然后均匀的、一点一点地撒到沙苑的土地上。”小说以此形象的比喻这群穆斯林，犹如这包泥土一样将融入中国社会。
（三）
蒙元时期的对外扩张，使蒙古帝国成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国，蒙古人作为征服者应该说是胜利者，对于中亚和西亚以至于中国的广大领土来说，经历了连年战乱，人民惨遭杀戮，生灵涂炭，历史名城均成为瓦砾和废墟。但是随着信仰伊斯兰教人员的东迁，在客观上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扩大。小说《大迁徙》中，描写蒙古军中的千户长铁木儿，原本在家乡受过伊斯兰的熏陶，押解俘虏东行，他被伊斯兰的教义所吸引，同时也被这些穆斯林的行为所感动，他带领他的士兵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元史译文证补•伯勒克传》中载：“伯勒克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鄂尔多，讲论教律教理。太祖后裔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据《多桑蒙古史》载，元成宗时安西王阿难答率所部士卒15万人皈依伊斯兰教，在蒙古军中也有一些原来信仰佛教的军士，改信伊斯兰教。现在蒙古族中有为数不少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缠头回回，这些均与元代伊斯兰教的传入有关。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教是实际意义上的胜利者。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他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无不感慨地说：“中世纪时，虽被蒙族兵威所征服，而蒙人后裔竟渐次为回教势力所熏陶。其同化力之强，不可思议。”
历史风尘模糊了遥远的岁月，人们忙于在商海中游弋时，还会问起“我是从哪里来的”这类问题吗？但是当一个民族需要摆脱民族虚无主义时，那么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你不妨拿起长篇小说《大迁徙》读一读，它会带你回到回回先民迁徙中国的年代，你会得到一种全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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