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生育文化中，是“为性”还是“为后”婚配生育，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生育观念。“为性”择偶婚配，将求异性婚配放在第一位，婚配是为了满足性的需要，至于是否生育，或生多生少、生优生劣都属于次要地位。

    这在早期人类以及现代享乐主义者身上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为后”婚配，则是为了繁育后代，将娶妻生子放在首位，婚配是为了满足传种接代的需要。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随处可见的，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多子多福”，都是这种生育观念的反映。“为后”择偶婚配是阿拉伯人婚姻观念的第三个特色。《古兰经》中就说：“你们从妻子创造儿孙”，这种“为后”的婚配观，在《卡布斯教诲录》中说得很明白：“娶妻应视为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单是为了满足生理的要求。如果只想满足自己的性欲，完全可以去买一个奴婢。既花钱不多，也免除了这样多的烦恼”。（注：《卡布斯教诲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7页。）在伊斯兰的宗教故事中，有一则《易卜拉欣父子和宰牲节》的故事是很有名的。故事中易卜拉欣之所以将女仆哈哲尔（即易司马仪之母）娶为第二个妻子，就是因为易卜拉欣与萨拉这对已双鬓染霜的夫妇，膝下无儿承欢。当时，是萨拉主动劝易卜拉欣再娶女仆哈哲尔的，为的是要一个孩子。阿拉伯人的一夫多妻制是闻名于世的，如果将之与阿拉伯穆斯林“为后”的生育婚配观念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这种习俗为何能得以流传了。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种接代意识有很大不同的是，有时候，它不仅是指为本血族的后继有人，而且还推而广之，为整个穆斯林社会的后继有人。在这种扩大了的“为后”观念影响之下，阿拉伯人有与寡妇缔结婚姻作为承担起照顾她们生活的义务的习俗，因为每次天灾人祸之后，都造成了大量的孤儿寡妇。对圣战阵亡者的遗孀，穆罕默德*鼓励生还者通过婚姻担负起照顾她们和抚育遗孤的责任。他自己就率先作出榜样。他先后娶了赛吾黛、赛里曼、梅蒙娜三位为妻。以赛吾黛为例，她早期皈依伊斯兰教，与丈夫一起受迫害而逃到阿比西尼亚，在返回阿拉伯半岛时，不幸丈夫死于途中，她为了寻觅庇护之所，而求于穆罕默德*。这样，穆罕默德*娶了她，赛吾黛并不年轻美貌，只是一名平凡但忠诚于伊斯兰教的孀妇。由于这种习俗，产生一夫多妻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夫多妻是阿拉伯人的生育婚配观念与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办法。

    不过对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如何对待众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妻妾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是大户人家的常事。《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就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刻划吗？人们至今还会记得那些由互相嫉妒而引发的唇枪舌剑与阴谋诡计，是何等惊心动魄。阿拉伯人的生存智慧，又是如何去化解这种矛盾的呢？原来，他们实行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社会极为不同的婚姻原则，即在伊斯兰教的婚姻制度中，众妻室的地位是一律平等的，没有正室与偏室的差别。因此，妻“多”到多少，就看他公平对待的能力。富裕的“可以择取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没有能力去“公平地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4 ：3）。《古兰经》中的这些教导，表明一夫多妻制是以财力为基础的。公平对待众妻，是伊斯兰教婚姻制度中十分强调的原则。因为在人们私生活的领域内，当财力允许时，人们在物质上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困难。在世界各地的大宾馆中，人们至今可看到富有的阿拉伯商人进门后，他的三、四个妻子也跟在后面鱼贯而入，从眼饰到神情，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高低差别。但是，在感情生活方面，要做到公平就复杂得多了。它不但涉及有形的可以计量的物质方面，还涉及无形的难以计量的情感方面。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由于种种原因，人或有爱，或有所恨，也是人之常情。《古兰经》早已洞见了人性中的这种弱点，经文中告诫做丈夫的“不要完全偏向所爱的，而使被疏远的，如悬空中”（4：129）。在此，穆罕默德*首先为大家做出榜样。当时，穆罕默德*虽然喜爱活泼、开朗的阿伊莎，然而他决不因此在她房里多宿一夜，只是他的另一位妻子赛吾黛同意“转让”一次以后，才在阿依莎那里连续度了二夜。这种婚姻制度的原则，在岁月的长河中一直被保存下来，在阿拉伯的历史中，好几位哈里发的母亲都是女奴出身，这也算是这一婚姻制度的“成果”之一了。

    其实，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大概是不会有的。同胞姐妹之间都会因利益不同而发生争斗，更何况众妻之间呢？一夫多妻使多位女子共同争夺同一位男子，而这位男子亦是凡人而非神仙，怎么可能“端平一碗水”呢？显然，阿拉伯人是遇到此类实际问题，所以才有以《古兰经》的名义订立的婚姻原则。这些婚姻原则的确立，虽然管君子难管小人，但至少它在应当、正当、不当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道德层面上，向世人指出了应当与不当的界限，这一方面给人们立起了道德标尺，另方面也给弱者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根据。说穿了，这是一种以承认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公平，尽可能保护弱者权益的原则，也许正是这种思维的合理性，使阿拉伯的一夫多奏制能延续到如今。

    如果结婚被视为“圣行”，那么，如何对待离婚？在《古兰经》中，曾反复地强调了夫妻和好的希望和对离婚的种种限制，并且明确说明：离异是真主最讨厌的解决办法。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一个家庭一旦组成，往往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离婚现象是比较罕见的。伊斯兰文化，把美满和睦的家庭看成是社会安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把婚姻看作是一种社会契约。《古兰经》教导男人要慈善友爱地对待妻子，即使妻子有了过错，也要讲究方式，妥善处理，以此来保证夫妻之间感情的融洽和相亲相爱的生活。但对于那种夫妻之间感情已破裂，再无法共同生活的，并且经公证人调解后仍无效的，则双方都有要求离婚的同等权利。但这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离婚。阿拉伯人为此以《古兰经》的名义，作出了许多的限制。首先，如果一方提出离婚，阿拉伯人会“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推一个公证人”进行调查，“如果两个公证人欲加和解，那末真主必使夫妻和睦”（4：35）。即使是感情到了破裂边缘，男子“盟誓不与妻子交接”，也不能立即提出休妻要求，而是要“期待四个月，如果他们回心转意”，只要释放一个奴隶，就可以和妻子同床共枕了。如果调解无效，休妻的过程也很独特，阿拉伯人的务实和精明，在此又一次得到完美体现：

    一是发明了待婚期，就是允许被休者在原处居住三个月。待婚期的目的在于观察是否有孕，以明确血统。如果有孕，还得延长，“以分娩为满期”（65：4～6）。如果分娩后被休，母亲“应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生父“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如果“另雇乳母哺乳婴儿”，生父也“须交付照例应给的工资”，也可以双方“依协议而断乳”。同时，规定了在待婚期内，男方“不得把她们驱逐出门”，也不得“妨碍她们，使她们烦闷”。其他的男子可以“向待婚的妇女求婚”，但“不要与她们订密约”，也“不要缔结婚约”（2：235）。如有一线希望，还是鼓励他们“重归于好”，“男方应主动而善意地挽留她们”（2：228）。如果破镜不能重圆，待婚期满，女方没有身孕，便可以依礼而去，男方不得“阻止她们嫁给她们的丈夫”（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