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斯兰世界面对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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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0 16:20:05 【来源：】点击：

　 “他们根本不是我试图面对的主要读者对象……”《东方学》出版15年后，出于爱德华·萨义德被认为是西方长期以来对亚洲和中东错误和浪漫化判断的主要批评者，西方的“东方学”界此时将他看作学术及其以外的主要对手，萨义德不得不在1994年新版的《东方学》后记中予以回应。

　　回顾20世纪末这场关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仍处于互不理解状况的著名论战，若不是经中文译者的提示，人们或许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萨义德当年的主要论战对手、那位被触犯的“东方学”学界领袖，正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穆斯林发现欧洲》的作者伯纳德·刘易斯，两人之间的争执历时多年。

　　世纪末的争论与通识的开篇

　　思想及其背后的历史传统、个人经历、迥异的身份与时代隔膜，使我们今天很难对这场论战得出高明的判断。总的来说，萨义德当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无法容忍学术研究给真实世界带来更深的误解，激起学术权威和整个圈子的反感和被迫回应；而《东方学》之后个人面对面的分歧，萨义德除了申明对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以外，主要还是出于在冷战结束、西方将妖魔化的对象从东欧转向中东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研究中古伊斯兰史的专家频频成为美国关于波斯湾地区安全问题顾问的现实：对历史的误读会给阿拉伯民族带来新的苦痛。而刘易斯高龄之年的学术转向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文译者在介绍作者时说：“实际上，刘易斯早年并不妄论时政。”隐晦地对上述转型表达了看法，接着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学人在中世纪的中东史和伊斯兰史研究领域，“以珍贵的原始文献和细腻的历史追索为整个学科作出基础性贡献。”

　　《穆斯林发现欧洲》一书初版于1982年，视野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交流，类似于《中西交通史》。事实上，这本书常常使人想起晚近中国因为文明衰落而逐渐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史迹，两者都是“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相遇的过程伴随着社会强烈而持续的阵痛。

　　现在我们回到了开篇萨义德的问题，刘易斯这部针对复杂题目面面俱到又未及深刻的历史著作，试图面对的读者是谁？现在看来，无疑是西方，而视角则纯然是穆斯林的价值世界，结论因为目击(指穆斯林访问欧洲)和观念冲突而往往显示出其戏剧性的分歧。事实上这部通识性的著作最吸引人的正在于此。人们会看到不同的文明板块终于冲撞在一起时的边缘，究竟是怎样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深刻的文明或文化的交流是边界战争。

　　伊斯兰世界起先无论从地区发展水平到武装力量，都足以使其产生扩张的冲动—君士坦丁堡希腊的守城将士，往往面临哈里发精锐部队的攻势；独特而相对封闭的宗教教旨又使穆斯林自豪于本身的文明，自负于自身的优越。十字军东征所收复的，更多的是基督教教权的“失地”。

　　当他们留下印记离开后，这些国家轻易就恢复到先前伊斯兰的社会及政治结构。在反复此消彼长之余，只有商业没有远走，继续产生最深刻的影响。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的扩张，对基督的国度再度形成威胁。苏莱曼大帝时期，是顶峰，也是退潮的开始。

　　18世纪伊斯兰国家处境艰难，战争付出的代价高昂，国家贸易和国内经济在十六七世纪时，因通货膨胀而大受影响。该影响又因中东国家在各方面(科技、农业、工业、运输)的落后而更加恶化。

　　到了18世纪后半期，欧洲开始取得贸易的优势，欧洲商人在中东有三项优势条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东方的通商据点和欧洲新工业本身的产能。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在性质上已经逆转。这种通商关系的改变，可以中东一般的嗜好品—咖啡为例。

　　咖啡和砂糖原先是中东出口欧洲的重要商品。后来18世纪20年代，爪哇与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大量种植咖啡，甘蔗则被移植到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价格便宜的欧洲咖啡与砂糖，很快占领中东市场。到了18世纪末，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喝的咖啡里，只剩热开水是“当地土产”。另外，英国商人从美洲殖民地带来了烟草，很快超出了药用范围。

　　穆斯林对西方法制的观感

　　在伊斯兰世界发现欧洲的过程中，“西方”始终兴趣盎然，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更甚；而东方则有一个漫长的被动适应：起先是漠不关心，后来是努力将自身保持在影响之外，后来是被迫放开但仍扼守核心价值。

　　欧洲的技术热潮因为地理大发现获得美洲等地的资源，很快扭转了在伊斯兰面前的颓势，双方在军事力量上尚能对峙，伊斯兰世界且战且走，版图逐渐还原；至于政制、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则因为商业的无孔不入而受到欧洲的影响。如18世纪初，肖像画突破教法限制而形成风气，苏丹和达官贵人们都乐于留下画像。到了18世纪末，奥斯曼宫廷开始延聘洋画家，西洋画风“扰袭”了帝国的平面艺术与建筑装饰图案风格。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在观念意识的冲突中接受西方。

　　穆斯林访问欧洲，真正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土耳其客栈顶着反对之声落户威尼斯，且受到官方的保护。经过检疫隔离、贸易保护、反复回流，总是有神秘的媒介引领着穆斯林来到欧洲、观察欧洲。在印刷术未被引进和前照相术时代，他们仍然留下大量写满惊叹和奇异的手卷和抄本记录。

　　在这些记录中，穆斯林对西方法制的观感引人注意。在穆斯林眼中，比女王与教皇的世俗权力更奇特的，就是共和的概念。18世纪末到过英国的穆斯林观察家阿布·塔利布，曾以较长篇幅谈英国的政治制度，也简短谈到了下议院。

　　关于西方的立法与司法，最令这些穆斯林观察家不解的，是这类民意代表会议议员的选举方式、责任和职能。对穆斯林来说，人是没有立法的权能的。真主是唯一的法源，借助降示启示来立下法令。“神意法”规范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世俗的种种权力，没有资格废除、甚至修正这些教法。他们的职责就是加以诠释、协调和执行。所以，一些穆斯林在谈到早期欧洲用决斗或双方均施以酷刑以自证清白等审判程序时，保持鄙视和不可理喻(参见本书247页)。

　　欧洲法律程序中，这类格斗裁判的情况很快变化。当穆斯林后来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行凶并没有遭到法国人的当场惩处，而是设立了特别法庭，开始了审理程序，也不免为之大受感动。因为法国人坚守法律的正当程序，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会释放任何一位嫌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观察家，都认同西方的司法程序。前面说到的阿布·塔利布因为曾经亲身体验过伦敦司法判决，所以认为陪审团制度也很成问题：因为陪审团很容易受到法官的左右，不得不采纳他的看法，或是重新审视大家的裁定。比陪审团制度更令他莫名其妙的是，伊斯兰司法程序中没有辩护律师。他承认英国的法官“值得敬佩、敬畏上主，防范律师的诡计多端”，但也指出这种辩护太耗时间与金钱，而且即使再好心的法官，也可能让律师模糊了焦点，威胁了证人。阿布·塔利布还发现，法治常会违反自然正义的规律，而即使是敬畏神的法官，在做下公平的裁定时，也常会抵触这种人为的法律。

　　无论如何，欧洲的宪法和议会制度，日后越来越受到那些肯花工夫的穆斯林访问者的瞩目。刘易斯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想在这里找到那把钥匙，来打开西方先进国的密室，并享有其财富和强盛”。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时代不乏挑战，世俗化是一次，法国大革命又是一次，同西边和北方的芳邻如何相处写满历史，当代或许又是消费主义。刘易斯描述的是穆斯林眼中的早期欧洲，本质上深谈的还是伊斯兰世界，我们似乎又回到本文开头所述萨义德与刘易斯所争执的问题，怎样阐释他们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以及如何应对未来。（来源：法制周末作者:雪堂）

责任编辑：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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