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真
张维真,回族,甘肃临夏人。中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1963年生于甘肃临夏(河州)。 1982—1985年,在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学校)学习。 1986—1992年,学习于巴基斯坦国际伊大阿拉伯语言文学系。 1993—2004年,相继任教于甘肃临夏外国语校、广河外语职业学校等。 2004—2010年任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院长。 2010年10月,任临夏外国语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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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真:永远的陈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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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30 22:21:04 【来源:】 点击:

 

最早接触陈克礼及其思想,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兄长从一个朋友的房梁上发现一本几乎被尘封了的书,酷爱读书的他翻开一看,是《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作者是陈克礼。从此,陈克礼这个响亮的名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们全家。于是,原属不同教派的父母带着我们,从教派的狭隘和偏见走向了伊斯兰的广阔与中正。后来到临夏中阿学校(现临夏外国语学校)学习,始知中阿学校的诞生就是陈克礼思想的某种实践。一段非凡的友谊、长达十年的通信“神交”,使远在中原的陈克礼,影响了西北的马志仲和马志信(白哈阿訇),于是第一所“填平派系鸿沟、医治分裂创伤”的学校应运而生。就惯于保守和封闭的西北而言,这不啻是“思想的革命”。后来的岁月,不断接触陈克礼的其他著作、译作和资料,他的思想轨迹和奋斗历程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视野。陈克礼固然是名副其实的阿訇和学者,但他更是一流的思想家——不仅是伊斯兰意义的思想家,而且是中国意义的思想家。陈克礼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许多超前思想,而且在于他为自己的思想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精神。

一、“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境界

纵观陈克礼的作品及其文化遗产,一个与中国其他穆斯林学者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翻译家,或一般的学术家,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土的伊斯兰学者,而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甚或是哲学家;他的思想不仅产生于对穆斯林及其文化的思考,而且产生于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反省与探索。在只有“毛泽东思想”而没有其他人思想的时代,他是和顾准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齐名的思想家。在文革如火如荼的时代,他提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既不是仿效苏联,也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其实在陈克礼那里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思。

我时常在想,我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的伊斯兰学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甚至不断推出一些专著,马复初、刘介廉等的研究一浪高过一浪,但对近现代伊斯兰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思想家的研究却十分逊色。在南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一位非穆斯林学者提出在我看来是振聋发聩的建议:我们在对刘介廉等作研究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超越他们的精神和勇气,而不是总是抱着适合他们自己时代的一些思想不放。他认为这才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也才是对刘介廉等清代学者的真正尊重。根据我的理解,这位学者不是反对对清代的学者进行研究,而是说不必总是肯定他们的贡献,而无视他们的局限性,比如以儒诠伊是否成功,在学术界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一种思想(只要它是人的思想)的研究应该既包括发掘其中的有益成分,也包括发现其中的消极方面或局限意义。换言之,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前辈学者的思想成果,而不是停留于前人的思想而裹足不前。其次,这位学者的建议对我的另一启发是,我国学术界对近现代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及其文化贡献的研究,与我国日益发展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尚不对称。而对于今人而言,近现代学者的思想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每个思想家都面临自己时代的文化挑战,如果马复初、刘介廉等人面临的是儒释道等思想对穆斯林的影响,那么,陈克礼等面临的则是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及内部封闭保守、派系斗争等对穆斯林的冲击。刘介廉等以儒诠伊,乃认识到儒家一统天下的中国现实,而面对马克思主义独占鳌头的局面,陈克礼所采取的方式和前辈学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一般宗教学者不同,陈克礼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论,即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殿堂,去挖掘它的深层意义和内涵,掌握它的内在联系和来龙去脉,用它的表达形式把伊斯兰的有关理念传达出去。甚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等,他都注意到了,“读马克思的著作总没有恩格斯的著作明白,列宁的著作总没有斯大林的著作好懂。”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理论几乎成为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权威理论,这一点,陈克礼早有论述:“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总比别人高明。”而且对其中的原因作了分析:“这原因可能是由于他本人是少数民族,他有实践,体验过少数民族的痛苦。” (1)然而,他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肯定,并没有妨碍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予以批判:“个人对历史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成为历史进程障碍时,就应该打倒,所以苏联的批判斯大林有对的一面。要知道,这段文字是陈克礼在1964年写的,当时的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有怨言(这也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披露的),任何人不得对这位“导师”有任何微词。当时之所以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热潮,还不是由于苏联否定斯大林?而现在学术界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陈克礼很早就提出批判地吸收,而不是照抄照搬,“从团结出发,细读并研究马列主义和毛著,补其不足。马列主义有其局部真理,与咱们有共同的东西,借其政权发挥咱们的理论,这种‘以逸待劳’的办法很有效。”“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出发,批判地看待马列主义和毛著。”(3)

与一般闭门造车的“宗教人士”不同,陈克礼不仅不拒绝外来的思想,而且提倡吸取它们的精华,为我所用,哪怕是被认为是反宗教的马列主义也罢:“可找些新书去读,搜集有关圣教的材料,结合马列著作中有关圣教的话,用对方的言论证明我们的真理,又合法又省笔墨,这也是理论斗争的形式之一。《古兰经》说:.‘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16: 125)”(4),在这里,陈克礼不仅认为马列有正确的成分,可以用它的观点证明伊斯兰的真理,而且也没有完全拒绝使用马列甚或毛泽东关于“斗争”的方法论,把汲取马列理论的作法表述为“理论斗争的形式之一”。陈克礼不仅提出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有益成分,而且认为马列的一些内容源白伊斯兰思想: “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当然是从圣教(5)辩证哲学(克俩目)(6)而来。后来马列主义者所谓‘辩证地看问题,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比较接近我们的‘中和性’原则。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一贯根据此点解决问题,比如党史中反左右倾的斗争,及辩证性的掌握,但对方也不够理解此点。至于中和性的例子,在圣教史中那就俯拾即是,枚不胜举了。要革命,进行伟大的运动,方法问题不能不讲究。拙著专列一章,其意就在此。”(7)

陈克礼思想的精华部分可谓是其中正思想或他所称的“中和性”思想。这一思想源自《古兰经》和先知的教诲:《古兰经》把穆斯林共同体称为“中正的共同体”:先知严词谴责在宗教中走极端的人和钻牛角的人。因此中正思想被认为是伊斯兰的重要特色之一,当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在其名著《伊斯兰的总体特色》、中专设一章,探讨《中正性》。陈克礼的智慧在于把伊斯兰的这一特色用当时风行中国的马列术语“辩证地看问题,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加以表达,说明他不是那种限于教条、盲目排斥其他思想的宗教学者,而是审时度势,把伊斯兰的信息用时代的语言表达出去。这在宗教思想乃至宗教遗迹被横扫一光的文革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而陈克礼通过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实施着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所倡导的“文明对话”或“宗教对话?。

陈克礼在这里提到的“拙著专列一章”,指他的名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及其中的核心章节《中和性、简易性、目的性》。在那里,陈克礼开门见山,把伊斯兰的使命用时代的语言表达出来:“穆罕默德认识到宗教的对象是人,有人才有宗教,宗教应当是利人的,利人的才能兴旺,害人的必定灭亡。”(8)由此去广泛阐述伊斯兰的目的性、中和性等特点在各个领域的体现。陈克礼通过这些在中国而言是划时代的话语方式,向穆斯林乃至国人展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既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讲辩证的、讲道理的,那么,伊斯兰思想和文化何尝不是如此?而且他在谈到伊斯兰的中和性时,多次把它表述为国人所熟悉的“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等等。在文革浩劫中,陈克礼所使用的这些话语方式,丝毫不亚于清代马复初、刘介廉等“以儒诠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马复初等虽然也面临自己时代的文化挑战,但毕竟没有遭遇陈克礼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无情摧残。而正是在那种摧残中陈克礼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历程。从这个角度去看,陈克礼为传达伊斯兰的信息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是中国任何思想家所不曾有过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宽容立场及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让我们想到了诠释亚里士多德的伊本·鲁世德( 112 6-1198),对古希腊哲学家、近代的进化论等予以宽容阐释的纳迪姆·艾勒基斯尔(1897 -1980),以及倡导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之间对话的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 )。不仅如此,陈克礼计划撰写的论著中,借用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语言来表达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文明的贡献:“黑格尔说:‘穆罕默德的教义,这东方的曙光,出来阻止了日耳曼世界的粗野和任意。科学与知识都经阿拉伯人转入了西方。’马克思说:‘阿拉伯人像埃及人一样,是有文化的民族,他们的建筑物证明了这点。’恩格斯说:‘关于穆罕默德的历史我就要着手研究。’‘在拉丁语诸族那里,由阿拉伯人方面遗传下来了十进位计算法,代数学基础,近代数学和炼金术。而基督教的中世纪,则一无所遗。’斯大林说:‘对人民掩盖真相,怕见阳光和批评的政党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9)在陈克礼看来,许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文革的发动者们都未必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许多作为也许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初衷没有多少关系。因此他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年(1967年)就对那时的局势提出自己坦率的看法:“最近党内走资派被揪出,也表明了政治的弊端。总之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要光从现象上下判断。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懂马列主义者恐怕很少,真能奉行者尤鲜。”即使对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陈克礼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指出他的思想并非灵丹妙药,“我们也大力拥护发挥毛著的作用,但不能对它的光芒存有幻想。”陈克礼的含义很明确,文革及之前的大跃进并不是毛著的真精神,因为它们与毛著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背道而驰,所以应当“大力发挥毛著的作用”,用它本身的理论去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是人,他的理论不乏历史的局限性,因此,“不能对它的光芒存有幻想。”就文革的严峻形势而言,这种批评无疑是空谷足音。同时,我们看到,即便是文革的发动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包括陈克礼在内的思想家和人民群众实施无情镇压的时代,陈克礼也没有失去伊斯兰不偏不倚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乃至毛泽东思想予以客观评论,不失为一个思想家应有的思想大度和思想境界。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没有对伊斯兰及其文化予以充分的研究,否则他们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所目睹的基督教历史和现状,而说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样的简约化断语。(10)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对“怕见阳光和批评的政党”的抨击从理论来说非常客观,但现实中的他和前苏联,却恰恰是这种他所抨击的政党的牺牲品。联想到前不久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在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中相继垮台的现实,(11)对陈克礼引用斯大林这段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本来,学术和文化繁荣的条件是保护每个人发言的权利,正如卢梭所说:“我虽然你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任何一个“革命导师”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回到三十年前,这种批评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因为不全盘照搬导师们既有的答案,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陈克礼的预言为后来者所证明和实施,不正说明了陈克礼思想的前瞻性吗?


二、立足现实的宗教观

陈克礼对伊斯兰信仰和思想的论述,‘打破了传统信仰学(或凯拉姆学)中的文字游戏和繁文缛节,摆脱了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信仰问题的纠缠,而直面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文化挑战。“人是理性、感情兼具的动物,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特质:由思想产生信仰,由信仰发出力量。所以,信仰是幸福的动力,是生活的结晶,是促使人类不断前进的发动机,是领导社会继续繁荣的指南针。”这是他所翻译的《回教信仰基础》译者序的一段话。在这里,你看不到对中世纪一些信仰问题没完没了的阐述,也看不到对真主属性的人为的复杂定义,而是寥寥数语,用时代的通俗语言,去阐释信仰与信仰的载体——人——的关系,以及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关于思想的来源,陈克礼没有停留于人们对它的不同定义,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思想的性质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上:“我们 无论说思想是由高度的物质发展而来的也好,是由主观意识反映出来的也好,反正思想非一切动物所共有,而只是人类的专有品。”思想“非人力所能制造,非人力所能言传,非人力所能改变。”“思想完全产生于伟大真主的创造。”在陈克礼看来,万物中只有人类是有思想的,由思想产生信仰,由此组成人类的整个历史。因此,“每个民族,不管是文明的,落后的,强大的,弱小的,统统都是有信仰的,而且统统都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么,有些思想和主义声称不信宗教,又是怎么回事呢?陈克礼认为,人类无一例外,“不是有狭义的纯宗教信仰,就是有广义的准宗教意识;不是有定型的宗教仪式,便是有潜在的宗教思 想……不是有宗教之名,便是有宗教之实。”(12)

陈克礼对宗教的广义理解和阐释,使我想到西方一位哲人的话:人类有过没有城廓的历史,却绝对找不到没有庙宇的历史。改奉伊斯兰的奥地利作家穆罕默德·阿萨德认为,在貌似没有宗教信仰的许多西方人那里,其实存在着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就是金钱崇拜和名誉崇拜,这一宗教的教堂就是集团公司、银行、歌舞厅等,这一宗教的主教和牧师就是财团的老板、歌星、球星等。我国学者程世平在《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一书中甚至认为,毛泽东的“人心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情结,姑且不论大跃进和文革的悲剧性质,单就其对数亿中国人的影响以及当时人们对它表现出的无以复加的 狂热和虔诚而言,毛泽东其实是扮演了一个通常由宗教领袖扮演的角色。因此,把文革称作“造神运动”是恰如其分的。文革之后虽然没有了领袖崇拜,但歌星崇拜、球星崇拜等却将前者取而代之,由此用一个新词“追星族”来称呼这一庞大的崇拜群体。 宗教耶?世俗耶?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它们都有了陈克礼所指出的“不是有定型的宗教仪式,便是有潜在的宗教思想,”“不是有宗教之名,便是有宗教之实。”从有增无减的“追星族”,到无处不在的金钱欲、名利欲等现实,我们不仅对这位思想家在半个世纪前的哲学论断肃然起敬。当代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库特卜(1919-)的观点与陈克礼如出一辙: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需要崇拜的,你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崇拜”转移到“不崇拜”; “崇拜”与“不崇拜”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只能把他从一种崇拜转移到另一种崇拜。一个人如果崇拜的不是造物主,他肯定在崇拜造物主以外的人或物。

一般人对宗教的看法,不外乎认为它是不近人情、不食人间烟火,特别是马克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不胫而走,误解的鸿沟深不见底,即便是穆斯林的子弟也对自己的宗教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时,陈克礼在他的名著《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中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第一次提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而不是从已经异化了的一些穆斯林,或教内的一些传奇故事及教外的曲解去了解伊斯兰。“穆罕默德看到一般宗教都是走极端的、繁难的、机械的、死板的。……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下的人们,便用宽大政策,渐进方法,不偏不倚,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处处合乎人情,时时给人方便……”伊斯兰又是怎样“处处合乎人情,时时给人方便”呢?“穆圣传教,是由近而远的,由浅入深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无内容的八股文与‘教条主义’。……禁酒一事,《古兰经》告诉我们,穆圣是经过三个时期的。为什么呢?因为酗酒已成为阿拉伯人普遍的罪行,年久代远,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假设不顾客观事实,一次严禁,不但不能彻底有效地戒除,反而因此引起更大的麻烦。”在陈克礼看来,伊斯兰的现实性与中和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些人,抱独身主义,终身不结婚,不生子;有些人,则妻妾成群,荒淫无度。前者的害处,是人类绝种;后者的害处是蹂躏女权。伊斯兰鼓励结婚,延绵种族:同时,限制无条件的多妻,规定原则上是一夫一妻,遇到特殊情形时,可以有限的多妻。”对于金钱的态度也是不偏不倚,“人们对理财之道,有的是视钱如命,一毛不拔……有的是视钱如土,浪费无度。伊斯兰则教我们讲求经济,勤俭节约,用金钱于正路,既不吝啬,又不挥霍。”中和性又意味着给人方便,不给人困难,“小净与大净,是礼拜的先决条件。在平时,我们必须照办。但是,如果是有病的人,或找不着水,或天气过于寒冷,或怕水里边埋伏着害人的东西,或者没有汲水的工具等不利人的意外事故,都可以用土代净,以减少困难。”陈克礼的笔下,作为神圣仪式的礼拜也充满人情味,“有困难的人礼拜时,怎样舒服怎样作,采取任何形式都行。如跪礼、坐礼、走着礼甚而用头部指点。”即使貌似清心寡欲的斋戒也是如此,“斋戒,素常无故时,按时来封,如果我们有病,或外出,或年迈,或女人月经、分娩等情由,可以变通,或异日补封,或济贫,以赎其罪。”禁止食用的东西,也以人的利益为转移,因为顾命是主命,“凡是有细菌,给人传染病的,妨碍卫生的,都在被禁之例。如猛禽毒兽、性情恶劣的动物及伤身的食品等。但真到了食物断绝或被敌人逼迫无奈的时候,为了顾性命起见,可以用少许的。”(13)陈克礼在阐释伊斯兰的这些人性化、生活化的内容时,总是引述大量《古兰经》和圣训的证据来证明它,而决不信口开河。以便让读者明白那是伊斯兰原有的理念和思想,与那些人为的呆板教条和飘渺理论大相径庭。

与那些因袭盲从、墨守陈规的人不同,陈克礼认为,“伊斯兰的一切法条,都是有目的性、有道理的,我们不要拘泥于法文的形式,而忽略其原意。”陈克礼的这一观点,与伊斯兰史上的著名学者完全一致。古代伊斯兰思想家伊本·盖伊姆就指出,伊斯兰的一切律例都旨在实现人的利益和幸福。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是人性的需要,那么,对于深受唯物主义影响的人群尤其如此。与时代同呼吸的陈克礼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著作及观点始终从伊斯兰的智慧、哲理和奥秘出发,与人们的天性和理性对话,而决不用故作惊人的故事和神话来折磨人们。“我们对每一个‘侯昆’(教律),都要来一个‘为什么’,我们弄清楚伊斯兰的每一点事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理由的,都是利益人的,这样我们干着才有兴趣,才能号召更多的人来行教门。不讲真理,不讲正经事,光说捕风捉影的神话是不行了。”(14)有了这一中和性和目的性原则,陈克礼纵横驰骋,广泛涉及穆斯林中有争议的许多问题,包括可否纪念穆圣的诞辰、穆斯林死后可否转钱或转经、礼拜中起指与否、站殡礼(者那则)脱鞋与否,等等。陈克礼指出,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末节问题,大家因该彼此让步,眼光看的大些,摒弃本位思想,去掉唯我、义气、面子等种种顾虑,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的真精神,加以公平合理的调和,以免无谓的纠纷和外人的耻笑,(应该)顾全大局,共求进步。”(15)

对理解和实践圣训方面,陈克礼抨击教条主义和字面主义,提倡用理性和智慧去挖掘圣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我们对圣训也要分开轻重,不能以为一点与圣训不一样,来世就得不到搭救,不能进天堂。因为圣训分宗教的与习惯的,前者我们奉行不背;后者照行更好,干了有赏,不干无妨。如穆圣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我们大可不必。”(16)对于一些提倡回归《古兰经》、圣训的人所强烈批判的“异端”( Bidah),陈克礼冷静地说:“我们对于异端不要认为凡是穆圣没干过的,都是异端,都当进火狱。因为穆圣时代一切简单,现在较复杂的多了,所以必须产生出许多新的事情来。凡是对宗教、对人民大众不利的事,当然是异端,应受处分;如果新创的事,对宗教、对人类,都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便是善美的异端。这不但不受处分,反而还得安拉的奖赏,如合理的圣会,及现在各种新发明。”对于一些人对异端不加区分、一律批判的作法,陈克礼与他们探讨说:“假如我们不研究,硬说穆圣没干过的,都是坏的异端,都使不得,那么,二十世纪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的阿訇们每天真不知干了多少异端了,那怎么办呢?穆圣用各式各样的传教方法,吸收教外人纷纷进教,越传信的人越多。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不信教的人永远不信教,把信教的人推出圈外,这种越传越少最后光剩你一个人进天堂的办法,只有失败有何用呢?”(17)从这些洋溢时代气息的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与注重直觉入神、天人合一等抽象理念的清代一些学者相比,陈克礼更注重伊斯兰的现实性和人性化内容。因为“宗教的对象是人,有人才有宗教,宗教应当是利人的,利人的才能兴旺,害人的必定灭亡。”现代中国穆斯林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立足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而不是抽象到只有神秘主义才能看懂的理论。

陈克礼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写于1950年,距今六十年之久,但他当时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他提到的伊斯兰的“中和性、简易性、目的性”,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时使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等等,与当代伊斯兰著名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 )等不谋而合。2010年年底,格尔达威为代表的中东伊斯兰学者来中国西安参加“中阿学者论坛”,有人称之为“格尔达威把中正思想带到中国”,其实,中正思想或有些学者所称的中间主义,早在半个世纪前即出现在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个思想家便是陈克礼。不过;由于世界越来越面临极端思想的侵扰,对伊斯兰中正思想的倡导迫在眉睫,于是以格尔达威为领军人物的中正思想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受欢迎,成为遏制极端乃至恐怖现象的有效良方。从这个层面去看,陈克礼不仅是现代中国最早提出中正思想(他所称的中和思想)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伊斯兰世界中正思想的先驱之一。随着中国和世界日益面临极端主义思想的挑战,陈克礼及其中正思想必将越来越受到思想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视。

三、穆斯林社会现实批判

真正的思想家,不是生活在象牙宫中去苦思冥想,而是与自己的时代、自己周围的世界同呼吸共命运。于是,社会现实批判,构成陈克礼思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陈克礼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对穆斯林颓废现状的批判,另一个是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如果说,古代伊斯兰思想家安萨里(1058-1111)抨击自己时代的乌里玛(宗教学者)贪图今世、讨好权贵,近代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抨击自己时代的乌里玛因循守旧、不思改革,那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伊斯兰思想家的陈克礼同样对自己时代的乌里玛提出不客气的批评。由于陈克礼不仅在北大和经学院带过课,而且也做过清真寺的阿訇,所以他对阿訇界(乌里玛界)的现状十分熟悉。他对乌里玛的批评,倒不是出于对他们的成见,而是“哀其不幸,愤其不争”。他在所翻译的《圣训经》译者序中写道:在西北念经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一、阿訇的德与才为什么赶不上教胞的要求?二、念了几十年经的人为什么没有彻底地了解教义,三、闹教派者,各说各对,究竟谁的对,当时我只模糊地知道,这些问题和经堂教育有关系,但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来读到《光塔·古兰经注》(18)得到具体的解答,作者穆罕默德·阿布杜(19)肯定地告诉我们:‘教内的各种问题,大都是由不学习天经圣训产生的;只有实践天经圣训,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关于陈克礼提到的第一、二个问题及其原因,他在《回教信仰基础》的译者序里也说到了,而且一针见血:“说到中国回教,事事落后,阿訇的领导差,教民的教门差,经堂教育更差。教育没宗旨,没生气,不切实用,课本不良,教学法拙劣……从西南到西北,从中原到华北, 自古及今所讲的东西,不了二十本的范围,这些课本大都是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本来,教育的不断改革,课本的不断更新,是教育学的一个常识。因此我国的各级课本几乎每两三年都要修改和更换,但唯独穆斯的经堂教育与教育学的原理是绝缘的。那么,第一次引进这二十多本经的先辈们当初不也是一种创新吗?胡登洲等老前辈当初创立经堂教育不也是一种改革吗?那么,抱残守缺,是继承了先辈的意志呢,还是与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呢?既然所用课本锁定在二十几本的范围,不允许使用“几百年前的老古董”以外的课本,那么,自然就“不学习《古兰学》、《圣训学》,回教哲学原理与哲学史,回教法学与法学史,回教文化史,回教发展史……”由于对知识的人为限定,“不研究一般的学问及凡是与宗教有关的名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只斤斤然于文法的词句与教法的末节问题。”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便是自陈克礼的时代延续至今的保守和封闭,“缺乏思想家、发挥家实干家与真正的学者。有的是领拜家、传奇家、法条家和娶活送死家。”(20)安萨里对自己时代的一些乌里玛把学问限于自己设置的“教法”范围而反对研究哲学、逻辑学等知识的作法予以批判,称他们是“穆斯林的无知的朋友”,并且指出这些“朋友”对伊斯兰的威胁往往大于伊斯兰的敌人:近代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把强调外在形式而忽略内在素质的人称作“带缠巾穿长衣者”,指出“真主创造我们的头脑是为了让我们去思考,而不是为了我们带上缠巾去搞内讧。”陈克礼的思想轨迹与古今的思想家一脉相承:伊斯兰是信仰与生活,宗教与科学,社会与文明的统一体,那些把伊斯兰限于功课、教条和神话的作法与伊斯兰格格不入。

关于“闹教派者,各说各对,究竟谁的对”的问题,陈克礼在有关礼拜中一抬手还是三抬手的探讨中作了明智的回答。本来,礼拜中一抬手还是三抬手、起指还是不起指等问题,属于教法中的细枝末节,与礼拜的成坏没有关系。但由于对伊斯兰真谛的误解,部分穆斯林往往纠缠于这些可有可无的细节,甚至为此兵戎相见,大打出手,严重妨碍了穆斯林的觉醒和复兴。试看陈克礼的观点:“入拜、鞠躬、鞠躬起来都抬手,表示弃绝邪念,哀怜真主的决心。抬手是受喜的圣行。我们应该多教人实行主命,不该在这小事上争执。大家应把精力用在不礼拜的人或脱离教门的人上。不应轻本重末,人们都没有‘伊马尼’了,你一个人尽管抬手,对教门也无多大帮助。行教门应顾教门的整体,不能只抓住这一点,应该从穆斯林大众着想,改革教门是必需的,但得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家今后两世有好处。不能因教门上的小节而伤大体。穆圣说:‘不注重穆斯林大众的事情的人不是穆斯林。’又说:‘穆斯林大众认为对的,真主也认为是对的。’天经又处处不让我们分教派,所以大家不可在抬手这些小问题上争执。天经、圣训以外,还有‘公决’、‘类比’,这是圣人许可的,不能偏废,各执一端。假设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和穆圣作的丝毫不差,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个这样人来。”(21)

关于并礼可行与否的问题,在法学家之间历来颇有分歧。根据圣训,先知外出旅行时将晌礼(撇生)和晡礼(底格)并在一起礼、昏礼(沙姆)和宵礼(霍夫丹)并在一起礼,或提前(晌礼时间将晌礼和晡礼并礼、昏礼时间将昏礼和宵礼并礼),或推后(晡礼时间将晌礼和晡礼并礼、宵礼时间将昏礼和宵礼并礼)。但哈乃菲学派(中国俗称大伊玛目学派)的学者除了朝觐驻阿尔法和穆兹代里法时允许并礼外,其他时间不许并礼。对此,陈克礼根据圣训证据和理性证据予以探讨。认为这种说法与圣训的内容是矛盾的,“因为圣训所说的并礼是广义的,只要旅行在外就可并礼,并无限制朝觐与别的条件。法学上的公例是:私人意见和圣训抵触时只能遵圣训,抛弃私人主张。穆圣本不分派,不能拿圣训迁就私人主张,应把私人主张照圣训加以解释。”四大伊玛目都无一例外地说过:“我的主张与圣训冲突时,理应遵循圣训,而放弃我的主张。”那些把伊玛目的主张凌驾于圣训之上的人,其实既违背了圣训,又违背了伊玛目的思想。四大伊玛目及其所创立的四大法学学派,属于细节问题的不同看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后来者固执成见、各自为政意义的教派风马牛不相及。“四大伊玛目个人本无标榜派别,都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重私人轻圣人才是莫大的异端。”虽然对盲从伊玛目的作法予以抨击,但作为思想家,陈克礼又对哈乃菲派不允许并礼的主张作了善意的解释:“圣训说外出能并礼,其目的是因为旅行有困难,由此得结论,凡是有困难都可并礼。哈派所以主张朝觐时并礼,就是因为朝觐有困难。专提朝觐或旅行,并不是对立的条件,并不是反对遇了别种困难就不能并礼,乃是偶发的条件,是一种具体的举例而已。这样既合乎了伊斯兰的宽大与简易,也解决了哈派与圣训的冲突。”(22)

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的原则,几乎是伊斯兰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共识。近代思想家哈桑·班那(1906-1949)针对间歇拜(23)是八拜还是二十拜的问题,问为此而分为两派、几近兵戎相见的穆斯林:间歇拜是主命还是圣行?双方答:是圣行。班那问:团结是主命还是圣行?他们答:当然是主命!班那说:那么,与其你们搞分裂,不如放弃间歇拜而维护你们之间的团结,不是更好吗?班那息事宁人的方法,使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的群众恍然大悟。古代伊斯兰思想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针对礼拜中的一些细节分歧指出,领拜的人自认为礼拜中抬手一次为贵,但他要给主张抬手三次的群众领拜,或他自认为抬手三次为好,但他要给主张抬手一次的群众领拜,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团结群众,他放弃自认为较强的作法,而采取较弱的作法,与群众保持一致,正是圣行的体现。这样,在达成共识的原则问题中携手共进,在存在分歧的细节问题中相互谅解,成为历代伊斯兰思想家解决穆斯林之间分歧的共同理念。而陈克礼以其团结、和谐、中和的思想而当之无愧地跻身于那些一流思想家的行列之中。

四、与祖国共命运

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不仅是经济的崩溃、社会的瓦解,更是思想和文化的泯灭。因此用“十年浩劫”来描述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一点也不过分。作为思想家,陈克礼注定要受到文革的无情冲击,然而,连温饱也解决不了、不久又面临生命威胁的陈克礼,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与自己一样,在野蛮、无知和现代迷信的风暴中苦苦挣扎。据陈克礼当年的学生、北京二外教授张志华等说,陈克礼对知识的嗜好与执着,对资料的掌握与运用,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和教授都望尘莫及。在视学术文化为“牛鬼蛇神”而统统予以打倒的时代里,这位与知识和真理“联姻”的思想家(24)却计划写一部《伊斯兰百科全书》。“圣教词典之编辑,实在需要,有此文库,一劳永逸,可解决很多问题。这种作品,可根据条件,可简可繁,最好是将有关圣教的一切知识集成一卷,把‘伊斯兰百科全书’加以缩编……这首先需要普遍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分类作出卡片,每条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不能过长。”(25)然而,自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至文革爆发,做这类学术工作谈何容易!何况在那“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学术和文化资料的空前匮乏直接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家。 “现在我手边这类资料全无,只有些理论书,做起来很吃力。……我们很羡慕西方人在本国能编出《伊斯兰百科全书》来,人家的参考书太足了,我国一切皆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良可浩叹!”(26)但即便如此,作为思想家,陈克礼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思想, “但这是长时间的工作,随时可写,范围很广,‘英雄有用武之地’。日积月累,一切材料都用得上,到最后会完成这一工作。”(27)我国学术界九十年代推出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是陈克礼这一愿望的实践。

但是,当时极左威权控制下的中国,似乎故意与这位思想家过不去,上面没有给他安排适合他身份和兴趣的文化工作,而是给这位身体虚弱的思想家安排了体力劳动,即使这一体力劳动也没能解决他的温饱问题,生活和生存问题一直干扰着这位思想家的思想活动和学术活动,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然而,陈克礼却能坦然地看待自己面临的处境,并且鼓励同样从事体力劳动的挚友:“一个人要做千万人的工作。诸弟去劳动很好,我以为生活糊口,作体力劳动最好。”陈克礼以做了哈里发后仍然从商的艾布·伯克尔为榜样,认为以学问为谋生手段,或做一些人所谓的“宗教职业者”是一种耻辱,与自己的使命不符,“不能以我们的神圣事业和工作去作生活手段,那太贬低了主圣事业,所以不得已时,我宁愿以别种工作去谋生,不以自己的事业或圣教、民族名义为职业。”(28)偌大一个中国,竟然不能容纳一个思想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去生活,甚至也不许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养活自己。其实,此时的陈克礼,就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甚至就是处于进退维谷的祖国的缩影: “现在酝酿《圣教哲学》和《回族史》及文学的若干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多年的心愿,能够实现,将来对圣教问题就能解决。但工作变得越重要,生活变得越紧,这好像是真主有意考验人。现在已临绝境,不知如何解决才好。工作我不愿就,不愿做奴隶,放弃神圣的工作。”作为天生的思想家和奋斗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和奋斗,甚至连生存权也被剥夺时,陈克礼为真理而活着的思想不仅没有熄灭,而且这位富于理想色彩的思想家竟然想到国外去发展,他给支持他的友人马志仲的信中说:“现在有一种消极的打算,就是你那里无力支援,我想把两个孩子放下,到外地游学传教,保持了生命,还能做些实地考察工作。有机会就出国,到回教国家一游,朝‘罕志’,这也是终生意愿之一。没机会就生活在广大回民里,何时无常到完事。”思想家不知,在那个扼杀思想为己任的年代里,他这样的思想家不要说出国,就是他所说的“生活在广大回民里”这样似乎再平常不过的愿望也成了一种奢求,于是他想到了死亡:“如果受客观限制,我不能外出,那只有‘绝食’老死在家中,葬于老人墓旁。现在身体非常坏,回到‘清高伴侣’——安拉那里,这是人生最高希望和归宿。”

作为人类一员的陈克礼,自然摆脱不了人的弱性,真主说到人的本性时说:“人是被造成脆弱的。” (2:28)但惟其如此,愈能体现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和实在。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陈克礼不是绝对找不到用以糊口的工作,但他要为此付出牺牲自己思想和事业的代价,作为思想家,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而活着?如果没有了思想和事业,对思想家而言岂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此,苟且偷生与陈克礼的生活目标不符: “县上公家一定不许我私自外出,工作当然不是没有,条件是放掉立场,这就不行。我们最要紧的是保存自己。我过去辞了很好的工作,十年来不就业,主要就在这一点上,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现在只有托靠真主,过着、活着,冲出一切封锁。”(29)陈克礼辞掉当时北大和经学院的教学工作,后又因为所谓“右倾”、“反革命”(30)等罪,不仅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而且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危在旦夕,于是许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学生甚至教授、专家都认为他“不识时务”、“为人老实”、“不会生活”,等等。那是一些“活人”对他的评价。而1970年被执行枪决的这位思想家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这一行为的呢?“马克思和列宁都在外国图书馆里消磨了很久的时间,完成了比较有价值的作品,我们也应这样办。这需要牺牲个人的打算,我这半辈子很少替个人想过什么,别人讥笑我不会生活,很多好的工作机会都扔掉,弄得家破人亡,穷困不堪,一事无成,很多人攻击。这是事实,然而对于主道和圣教的事业,都是时时在关心和进步中,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愿望和目的。”那么,以前陈克礼去北大和经学院工作,其动机又是什么呢?“解放后,到北大和经学院教书不是我的目的,目的还是利用两校的中阿图书馆。从北京回来,这十年始终在找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把解放后所集的资料总结的写下来。”在临夏马志仲等进步人士的无私帮助下,陈克礼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在贫病交加、同时受到政治迫害的险恶环境中,这位不屈的思想家完成了《伊斯兰思想维新论》、《伊斯兰文化简史》、《历史绪论》等二十多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以大思想家的胆识和气魄准备写作伟大的三部曲《中国论》、《世界论》和《伊斯兰论》。(31)可惜这些心血和生命的结晶被红卫兵抄走,现代的“焚书坑儒”不会让思想家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毛泽东一人的“思想”足以满足七亿人民的需要!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家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想,思想是造物主特赐人类的恩典,材料和作品可以被抄走,但思想却不可以被抄走。即如一代圣门弟子比拉里对自己的主人所言:你可以控制我的肉体,却不可以控制我的灵魂。“街上冷冷清清,没有往年年关的那种热闹气象。一个人呆在陋室里很无聊,只有一本语录,夜间让思想的野马驰骋开去。”(32)

在寂静的沉思中,陈克礼想到了自己祖国面临的思想和文化危机。“不能出书,有理说不出,被剥夺了发言权。千千万万的智者不说话,沉默的中国,这种苦闷的局面会有多久?没有保障,人权何在?”不仅控诉这种扼杀思想的苦闷局面,而且把矛头直指文革及其所张扬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问题,正说明了一些道理。中国人经过长期斗争已不那么老实俯首帖耳,供人统治宰割了,种族歧视固然不好,但阶级仇恨也不怎么高明。”(33)并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提出坦率的看法:“苏联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几年来,当政者敢于反抗苏联是一进步。但理论上只能学习西方,充当人家的学生,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这似乎最基本的一点,也是问题的核心。”过去照搬苏联是不对的,现在为了反对苏联,又照搬其他西方国家也是有问题的。这是陈克礼所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因为在这位善于思考 的思想家看来,一味“充当人家的学生,不能独立思考,”便是“没有国魂”。联想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禁怀念早在文革伊始便站在这一问题云端的陈克礼。作为一流的思想家,陈克礼不仅在担忧中国穆斯林的发展,而且更是在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因为此时的祖国和他自己一样,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考验。 “对方感到受马列主义约束不行,但由于不能按照马列主义行事,因为很难行通,理论太高了不为群众接受。所以,一个人的思想不管怎么高超,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34)现在有些学者把文革时代称作“一个人替全国人民思想的时代”, “不需要毛泽东之外的人的思想的时代”,而陈克礼在那样的艰难岁月提出“一个人的思想”“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对当时无所不在的个人崇拜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对文革的实际意义提出大胆的质疑:“‘文化革命,不论喊得多么响亮,但总不能同‘文艺复兴’、‘明治维新,等量齐观。这不过是一种浩劫。”(35)要知道这是陈克礼写于1969年的文字,其时文革正在“遍地燃烧”,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离世的一年,因此这样的文字其风险可想而知, 但思想家却没有因为个人的安危而停止自己的思想。这些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在十年后邓小平理论中已得到充分的实施:邓小平为了使中国的改革顺利进行,提出“全面、准确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36),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这不正是陈克礼在文革中提出的“一个人的思不管多么高明,总难对抗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吗?陈克礼所说的“广大群众的重大智慧”所影射的不就是八十年代深得人心的改革开放吗?

对于文革中“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的时弊,陈克礼在1969年写给马志仲的一封信中进一步予以尖锐的批评:“中国事事抄袭外国,二十年来在建设方面并没有足踏实地地关住门搞自己的,而却好大喜功地走美苏大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 一扩张路子,打脸充胖子,极力同大国较量,向外输出,造成某 种反感和孤立。”(37)陈克礼的这些思想,在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了落实:邓小平对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照搬前苏联,也不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国际事务中“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基本国策。”(38)而文革中中国盲目仿效苏联,把中国搞成世界革命根据地,明明白己吃不饱肚子,还勒紧裤带充好汉,慷慨援助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发誓要解放全人类,闹了许多笑话。作为思想家,陈克礼在文革初期即提出中国应该“足踏实地地关住门搞自己的”,不宜“打脸充胖子,极力同大国较量,向外输出”,前者是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论,后者是国际事务中“不当头”、 “不抗大旗”的前瞻性观点。不仅如此,陈克礼以思想家的敏锐嗅觉指出文革中国不会长此以往,“中国需要变,中国人需要合理的生活,庸人执政的局面应该结束。”“这批庸人把中国拖向可怕的深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剧烈的世界大动荡正要到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39)思想家对文革中国的批评及对未来中国的憧憬,为后来的形势所不断证实,历史和现实在见证陈克礼的永恒意义。

针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长足发展而文化方面还任重道远的中国现实,学者杜维明先生提出不仅应该有“经济中国”和“政治中国”,更应该有“文化中国”,并把后者作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奋斗的目标。陈克礼在文革中提出中国应该走自强自立之路,囊括了杜先生提出的三个层面的中国,而他所抨击的“不能独立思考”、“没有国魂”的文革中国,乃是呼唤“文化中国”的早日到来。那是陈克礼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所热切期盼的具有“国魂”的中国。为了这一远景,陈克礼立志“像白求恩那样不远万里到伊斯兰国家,但不是去治肉体上的病,而是去治思想病,……把穆圣‘我派遣你只为慈悯普世’的伟大使命促其实现。”(40)他要去遨游伊斯兰世界,去“吸取总结从古及今的广大穆斯林的经验,然后把它提高到理论上去,把伊斯兰发展为一种学说和主义,赋予它完整可行的体系。” “所有著作都缺乏现代理论水平。‘伊斯兰学’或‘阿拉伯学’又需要我们来补充、总结和完成。这些都是大事,困难和阻力很多,要有比唐玄奘更大的魄力才行。”(41)陈克礼不满足于马坚先生所译《回教哲学》的“那套旧的体系概念”,提出要建立“一种综合的新哲学”。他称之为“理论上的‘重工业’、,需要长时间才行,这是万年大计。”(42)为了建立这一宏伟理论体系,陈克礼决定在那生存都成问题的时代作最后一搏,他批评机械唯物论“缺乏活泼的想象,干干巴巴,枯燥无味,”因而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东西古今的学者,还未有对此作过透彻的剖析,这种理论工作落在我们上,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工作非常神圣,活着非常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再次降世的尔撒和世纪的‘迈海底’来救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应有这种气魄!”(43)而且为了这一目标,陈克礼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但要有哲学家的沉思,而且要有诗人的热情。”“我牺牲了个人的爱和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生活,一切杂念和牵挂,专心致志地服务于主道。……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苟且偷生,不如壮烈牺牲,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44)

这些文字中蕴含的豪迈和悲壮,让人想到了视死如归的烈士。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写完这些文字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7月5日,我们的思想家被枪杀于他的家乡。思想家走了,把实现美好远景的使命留给了后来者。现代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1903-1966)说:“我们的思想本来是死的,直到我们为此献身,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浇灌它,滋养它,它才会勃发生机,获得永生。”陈克礼走了,被他的生命和鲜血浇灌的思想却永驻人间。摩罗说,他原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鲁迅,后来他又认为是胡适,再后来,他又认为是顾准(45),因为顾准在思想被阉割了的时代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其实,与顾准相比,陈克礼(1924-1970)的思想毫不逊色。如果说顾准从政治经济层面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那么,陈克礼则从哲学、意识心态领域为当时(文革时期)的中国寻找自立自强之路。陈克礼的思想带给我们的一个明确信息是,即使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些生命还在运动,一些良知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有顾准、张志新(46),而且还有中国少有的思想家陈克礼。

去年是陈克礼归真四十周年,民间穆斯林学者从不同角度缅怀这位思想家,或出论文专辑,或出纪念专刊,以寄托对这位思想家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祷告。以前由于种种顾虑而保持沉默的许多学者和教授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到缅怀这位逝者的行列中。在活人的证词中,逝者又回到了人间。埃及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逝者开始说话》,说的是历史的真相被人为地掩埋,后来历史的车轮又使之终见天日。变化中的中国和世界见证着永远的陈克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失望于真主规律的不可逆转,长呼“‘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剧烈的世界大动荡正要到来。”(47)

窗外,随着春天的脚步声,严寒正在散去。在良知开始复苏的土地上,逝者重新说话了。 “为主道而献身的人虽死犹生,”(2: 154)这段古兰经的含义不正是如此吗?



注释:

(1)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 《真友心语集》第178页。

(2)同上。

(3)同上,第289页。

(4)同上,第184页。

(5)圣教是陈克礼著述中对伊斯兰的称呼。

(6)克俩目,现一般音译为凯拉姆学,也称辨证认主学。指伊斯兰初期为击退希腊哲学等而产生的一种信仰学,其特点是用古兰经、圣训的证据,以及希腊哲学所张扬的理性证据本身去捍卫伊斯兰的信仰。初期的代表思潮是穆尔太齐赖派(伊斯兰最早的理性主义派别),后由艾什尔里派、马图尔迪派等不断继承、批判和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占优势的信仰派别。但也不断受到一些伊斯兰思想家的批判,如伊本·哈兹姆、伊本,泰米叶等就对凯拉姆学予以抨击,认为它是受希腊哲学等外来思想影响的产物,信仰学理应由古兰经和圣训中汲

取,因为后者囊括了哲学和凯拉姆学中的精华,并且避免了它们的缺陷。

(7)同上,第272页。

(8)陈克礼: 《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 民间刊印本,第179页。

(9)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 《真友心语集》(样书),第179页。

(10)马克思对宗教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会与科学斗争的历史的影响。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的遭遇,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后教会对它的态度等等,给人们的印象是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宗教的观点可以说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反弹。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是对那一段基督教史的客观描述。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说错,但如果把这一针对特定历史的论断作为普遍的理论,则与科学的态度和立场不符。因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伊斯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个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现象。而且,伊本·鲁世德、伊本·赫尔东等大哲学家和科学家同时被公认为是宗教学者和宗教思想家。法国哲学家杜斯塔夫,鲁本在他的名著《阿拉伯文明史》中说: “正是阿拉伯人,让世界学会怎样把思想的自由与宗教的虔诚统一起来。”

(11)去年(2010年)12月至今年2月,一场由人民自发的突如其来的“起义”和“革命”风暴,把统治了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总统和统治了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相继赶下台。这场以实现自由、民主和尊严为主要口号的运动,被普遍认为是阿拉伯穆斯林觉醒的转折点,被誉为“阿拉伯之春”。有趣的是,这一革命的胜利,竞使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独裁专制的美国措手不及。

(12)艾勒基斯尔著: 《回教信仰基础》,陈克礼译,民间刊印本,第1-2页。

(13)克礼: 《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 民间刊印本,第15 0-161页。

(14)同上,第162页、

(15)同上,第162-163页。

(16)同上,第163页、

(17)同上,第164页。

(18)《光塔经注》(Tafsir almanar),近代著名古兰经注,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 1865-

1935),所著。作者是近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改革家,穆罕默·阿布杜的学生。经注前五卷中贯穿了许多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和观点,但大部分内容是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本人对古兰经伊斯兰、穆斯林历史和现实思考与感悟。由于作者的归真经注未能完成,只注解到《优素福章》。《光塔经注》几乎第一次把古兰经注的风格由以前文字、修辞、律例分歧等细节的关注,转移到古兰经对人类社会人类生活的意义这一层面上,而开了经典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教法与智慧融为一体的经注之先河。对后来的古兰经注及伊斯兰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伊斯兰中正思想的代表人物优素福·格尔达威(1962-)就坦言自己是穆罕默德·拉希·里达思想的受益者。 

(19)作者其实是穆罕默德·拉希·里达

(20)艾勒基斯尔著: 《回教信仰基础》陈克礼译:民间刊印本,第8页。

(21)[埃]纳·阿·曼苏尔编: 《圣训经》,陈克礼译,民间刊印本。第57页。

(22)陈克礼: 《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民间刊印本,第160页。

(23)间歇拜( Tarwih),斋月夜间的副功拜。先知生前礼过八拜间歇拜, 因此目前一些回归主义者(Salafyyah)主张礼八拜。但先知生前一些圣门弟子礼过二十多拜或三十多拜,先知未加禁止;第二位哈里发欧麦尔后来规定集体礼二十拜间歇拜。这个作法为四大学派的穆斯林所延续至今。即使在倡导回归先贤最得力的沙特,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圣寺都在斋月中集体礼二十拜间歇拜。

(24)和顾准一样,陈克礼处于生活逆境时,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两个孩子也因为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而遭受种种非人的待遇。晚年的陈克礼,几乎过着清教徒的生活,要不是临夏马志仲等穆斯林仁人志士的勉力资助,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

求,支撑着他,走完人生的路。

(25)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 《真友心语集》(样书),第155页。。

(26)同上。第156页。

(27)同上。

(28)同上。第170页。

(29)同上。第175页。

(30)反革命的原意为反对革命,原来“反革命”与“革命”一样同属于中性词(因为革命不一定是对的,反对革命亦不一定是错的)。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前,反革命属于刑法规定的罪名之一。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革命一词因为不符合国情(建国数十年,已不适合再称为革命),所以在刑法中取消了该罪名,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见百度搜索)

(31)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真友心语集》(样书),第287-289页。

(32)同上,第286页。

(33)同上。

(34)同上,第287页。

(35)同上,第298页。

(36)“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37)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 《真友心语集》(样书),第298页。

(38)萧诗美: 《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出版,1996年北京第1版,第375页。

(39)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 《真友心语集》(样书),第305页。

(40)同上,第289页。

(41)同上,第287页。

(42)同上,第294页。

(43)同上,第298页。

(44)同上,第290页。

(45)顾准( 1915.7.1-1974.12.3).上海人,宇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 1994年9月, 《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46)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一1975年4月4日),女,天津人,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极左而成为著名的持异议人士。她的监禁生涯从1969年到1975年一共持续了六年,直至被残酷处死。她后被中共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张志新并不是反共人士,相反,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她认为毛泽东违背了(她所理解的)马列主义。在监狱中,她仍然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也就是她被追认为烈士的原因。

(47)穆罕默德·萨利赫主编,马中笑执行主编:《真友心语集》(样书),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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