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是抗战时期伊斯兰教育的主旋律 ——成达师范在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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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6 19:07:04 【来源：】点击：

爱国爱教是回回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在回族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的内涵和外延。爱国爱教对回族人民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是伴随回族从形成、发展到未来壮大进步的一条主线。从渊源上讲，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与回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是固有的家园，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伊斯兰的精神支柱和提供他们延续生命的脚下土地，构成了回族存在的全部内容。爱国爱教也就自然成为回族历史的积淀和走向未来的原动力。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回族中的有识之士，就指出了爱国爱教的关系和其重要性，“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人非国家不存立，非父母不生活……。欲唤起回教同人，当知回教与中国之关系，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⑴这里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表达。揭示了回族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休戚与共，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肩负着国家民族兴亡的重要性，都应该把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各民族利益之上，和衷共济，团结对敌的崇高思想。“五四”运动之后，又促使着这个民族与时俱进，其爱国爱教的传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带动整个回回民族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并屡建功勋，谱写出回回民族爱国爱教的时代强音。抗战时期，成达师范在桂林的六年，便是这强音中嘹亮的音符！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的回族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人士都以抗战为己任，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英雄乐章。在伊斯兰教育领域，成达师范树起“国难当头，抗战为先”的爱国旗帜，坚决不当亡国奴，历经艰险，从北京前往桂林。在此之前的1932年1月25日，成达人主办的《月华》杂志就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大声呼吁“在中国现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男女教友，都应持一种勇敢奋起的精神，为爱正义、爱国家、爱宗教而从事于援救国难的工作……。我伊斯兰人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⑵1938年4月，《月华》在南迁桂林后的复刊词中再次声明，今后第一件工作是“唤起教胞们作具体的抗战工作。”⑶《成师校刊》在桂林复刊后的编后记中也表示“在抗战的当中，一切都为抗战而服务”。在整个抗战期间,《月华》和《成师校刊》一直大量的刊载抗战的文章，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国抗战立场。

在桂林，成达师范的教学中也突出了抗战的内容，在《招考师范部新生简章》和《招考阿訇专修班学生简章》课程设置中，均列入“战时补充教材”一科。在1938年学校教务部的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为引起学生写作抗战文学之兴趣……藉以激发回教民众抗战之情绪，增强其抗战力量……。并视事实需要教材内容，务使适合战时之应用为原则，如回文学科中，尽量选择古兰、圣训中关于抗战、牺牲、团结及维护正义等教训，以增强学生抗战必胜之信念，与其需求。且特邀抗战讲座及选择适合抗战之教材，以补充社会自然各科教材之不足，增进学生抗战之知识”。⑷学校的教学体系中，已将抗战教育列为教学的首位，并在内容上突出了伊斯兰教坚持正义、反对侵略、全民团结、抵御外敌的教学特点。

成达的抗战教育在当地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师生们纷纷行动起来，用学到的抗战教育知识和手中的笔，撰写抗战文章，推动回族穆斯林的抗日救亡运动。成达学生马全仁撰写的《抗战建国与发展回民教育》一文，就回民教育和抗战的关系，谈了自己的认识，其中不乏闪光点，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工作——抗战和建国……教育是建国的百年大计……回民教育是整个建国中的重要一环，树立回民教育就是回民参加建国工作的唯一途径。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回民应该很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把我们所有能够使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完全集中起来，集中于教育建国及树立回民教育的用途中，以起到我们抗战建国的目的”。⑸从一个回族年轻学子笔下流露出的真实情感中，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抗战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至上，民族教育必须为国家的需要和发展服务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位河北籍的成达毕业生马永孚，在桂林完成学业，撰写毕业论文时，写出了《由古兰的昭示证明我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文章，阐述了尊贵的《古兰经》早已对侵略者的下场和反对暴政的信仰者们必胜有着精辟的论述，中国人民必将取得的最后胜利。这篇论文把学到的伊斯兰教知识和爱国抗战的精神和决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反映了成达学生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学以致用的学识。

在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对成达师范在桂林的爱国抗战教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希望。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理事长的白崇禧，在成达师范毕业班典礼举行时发来的贺电中特别提出：“然国难当殷，责任繁重，犹盼各本所学，各取所能，努力与教胞儿童及成人教育之普及，使教务保藉教育以振兴，教育保藉教务以推行，于救国救教实利赖焉”。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在贺电中希望成达学生毕业后“望展其所长，为吾国族争生存与独立，尤望带动回教同胞，蔚成抗战建国大业，光明在尔愿共勉旃”。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副理事长、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为毕业典礼发来的训词中，也“期望毕业生多译述古兰真理，继承至圣精神，共同报效祖国，完成兴教建国大业”。⑻毕业生代表的发言也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和学子们的爱国之情，他说：“我们的母校-成达师范，肩负着兴教建国使命，实践使命的当然是毕业同学，我们一定鞭策自己发奋强国”。⑼毕业典礼的举行和所涉及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达在桂林所进行的抗战爱国教育方针的确立。后人在评述成达在桂林的教育时也说：“因战时所需，成师采取边上课边进行抗日活动的战时所需，在致力于办好教育的同时，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活动中”。⑽抗战时期成达在桂林的爱国教育，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为了唤起更多的回族同胞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成达主要舆论阵地的《月华》、《成师校刊》，一改过去只谈教育，不论国事作法，经常性的大量登载爱国抗战的文章。“该刊《月华》始终贯彻了一条发表文字的立论原则，既：激励回民之国民气节，发扬回教杀身成仁之抗战美德，说明抗战建国必胜成功之理由，联络回教世界，俾得国际上之同情，而予侵略者以政治上、经济上打击”。⑾该刊发表的《东京礼拜寺的真象》、《民族团结与全民抗战》、《回教文化运动与抗战救国》、《怎样加强回民抗日意识》、《穆圣之作战与其理由》等文章，普遍受到穆斯林各界人士的好评，激发了大家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决心。《成师校刊》把宣传爱国抗战作为在桂林办刊的责任，“本刊亦不放弃这种责任，本刊文章亦集中于抗战核心”。⑿在具体的实践中，《成师校刊》也是负责任的这样去作。该刊发表的《抗日建国与发展回民教育》、《回教教育在抗战建国时期的师资问题》、《读古兰经战利品章后》、《抗战期中，回教青年学生应有的认识》、《由穆圣的战争说到我们战争的必胜》等莫不与爱国抗战相关。在《成师校刊》发表的文章中，我们还不难看出，宣传抗战救国与宣传伊斯兰教义相结合，是其办刊的一大特点。这是考虑到回族群众对宗教的感情，便于更好的宣传抗战救国的思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抗战的思想被广大回族群众所接受。为了体现这一特点，《成师校刊》在每期的头页都刊登一段有针对性的《古兰经》译解，如迁至桂林后复刊的5卷1期上，引用了《古兰经》第2章191节的“尔等于彼等之处杀彼等！自彼等驱逐尔等之处逐彼等！祸乱甚于厮杀！”其译解说：“以杀止杀，理固然也，杀用之当可平乱，致社会于安宁”。伊斯兰特色加上爱国抗战的内容，使《成师校刊》在校内外回族穆斯林中广受欢迎。

《月华》和《成师校刊》最初的创办，主要的原因是为振兴伊斯兰教育，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宗教人才提供舆论阵地，这是与成达的办学宗旨相吻合的。成达办学总章中明确写道：“本校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新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⒀《成师校刊》则主要是为成达师生提供教学与研究经验的交流。在抗战爆发以前，这两个刊物定位于学术刊物，“几乎不刊载政论文章”。⒁抗战爆发后，回族人民尽管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特色，但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同其他各民族独立或隔离起来，更没有和祖国分离或分裂过。相反，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之时，他们总是毅然抛开民族间的历史恩怨，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起向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捍卫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从一定程度上讲，抗战是回族人民一次伟大的民族觉醒与奋斗，是中华民族综合力量和潜在能力的更大凝聚与发挥。《月华》和《成师月刊》以及成达师范在教育方针上的宣传和实践的变化，便是明显的例证。《月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为代表性的论述了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我回教民众身在中国，中国即为我之国家，国亡家破，宗教安能完整”。⒂这是回族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和飞跃，以国家大义为先，成为回族进步与发展中难以撼动的基石。对此变化，后来的研究者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在抗日战争的严酷考验面前，各种回族刊物纷纷从原先不同的政治立场转换角度，在抗战爱国的大方向上取得一致，这是中国回族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所有的回族刊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有了共同的认识”。⒃理论和思想上的共识，也大大推动了回族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成达师范和《月华》、《成师校刊》在桂林的6年，始终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把兴办伊斯兰教育和宣传伊斯兰文化与抗日救亡的运动紧密相结合，突出爱国的时代特点。成达师生在桂林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身体力行的加入抗战的行列，赢得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赞赏，为新一代回族爱国爱教文化人的成长，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成达师范在桂林的历史雄辩的证明，成达人的办学理念和培养人才目标，始终与爱国爱教紧密相连，国家的兴亡是成达人勇于承担的重任，并为之而奋斗到底。成达师范自创建之日起，便以爱国爱教为追求目标，并努力实践之。前人对此评论说：“成师研究回文，是要阐扬回教文化，以充实中国文化；运用信仰与力量，启发回民的知识，以充实国家民族的力量。换言之，成师是以‘教育兴教’为方法，‘宗教教育救国’为目的。所以，‘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须要彻底联系起来，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成师因负有时代的使命，训练学生及辅导其毕业后服务的动向，都是循着这个目标……体察出成师表里一致的爱国爱教。由这两种意识联系的形成，就可充分的表现出成师办学宗旨的深刻意义”。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达不仅是回族历史发展中一个成功的教育模式，而且是把国家发展与宗教进步和谐相融的典范。

作者高占福

现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教材编审协调办公室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中国回族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宁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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