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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闻睿

 

1914年土耳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是一战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戏剧性的篇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由一场欧洲的“内战”扩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有四个国家的参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参战不仅代表着新大陆卷入到了旧大陆的纷争当中，而且对战局的最终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和中国的参战作用有限，但标志着远东地区的加入；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参战则“创造了一个新的战争舞台，带来若干新的维度”。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在“一战”爆发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持续不断的衰落不仅将其自身弄到了将要亡国的地步，而且由于列强对其遗产的觊觎和争夺所引发的“东方问题”，将欧洲拖入到持续不断的争吵和危机当中。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最危险的敌人是北方的沙皇俄国，沙俄一直谋求灭亡奥斯曼帝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高层甚至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

 

当这个目标无法完成时，他们就企图拉拢其他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但是在近东地区具有巨大利益和影响力的英国对俄国的野心心存警惕，一直反对俄国对奥斯曼的侵略。由于英国的反对态度，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吃了败仗之后，沙俄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依旧不肯放弃在近东的扩张政策，相反，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削弱奥斯曼的势力。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斯拉夫人的泛斯拉夫主义情绪都成为了沙俄颠覆瓦解奥斯曼帝国的手段和工具。沙俄自视为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徒的保护者，而后二者则视奥斯曼帝国为死敌，是民族独立道路上的绊脚石。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事实上承担起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的角色，战争爆发前，正是英国的鼓励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在俄国特使缅什科夫的恫吓讹诈前采取了强硬态度，不然奥斯曼帝国很有可能是要妥协和让步的。这是因为英国在近东地区拥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两海峡则是将俄国堵死在黑海的“牢门”，万不容有失。虽然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出力巨大，但是由于法国在近东的利益有限，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败亡，再加上英国的抵制，法国并未在这一地区施加长时期的决定性影响。

奥斯曼帝国政府了解这种情况，他们将列强尤其是英俄之间的矛盾视作施展外交手段的有利条件，英国希望维持帝国的现状，这就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救命稻草。由于英国不确定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将会造成何种状况，尤其不愿意这个垂危病人的遗产落到其他国家的手上，所以病人的手依旧得以死死抓住庞大的家产。

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由于政府和军队的腐朽无能，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纷纷独立，而且它们结成同盟，在1912年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将其势力几乎完全逐出了欧洲。

 

没有人能医治一个即将死亡的病人，也没有人能挽救一个即将溃灭的帝国。英国人可以阻止俄国军队的南下，却无法让封建垂危的帝国重获新生。军事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顽固让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心生恶感，而在镇压巴尔干民族起义时毫无节制的暴力和残忍则让各“文明国家”对其感到绝望。

 

温斯顿▪丘吉尔抨击奥斯曼帝国“名誉扫地、垂垂老矣、一钱不值”，一些政治家在评估了奥斯曼帝国的力量之后认为它作为盟友毫无价值，而更多西方民众则视奥斯曼帝国是来自中世纪的恶棍，对其实力的蔑视和厌恶导致英国开始疏远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感觉到了英国与日俱增的傲慢和冷淡，内忧外患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各个政治集团开始对内进行改革的尝试，对外则试图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盟友。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晚期，事情起了一些变化。在国内，一群民族主义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冥顽不灵的苏丹阿普度勒▪哈米德，并推举了一位新苏丹作为傀儡，实际上掌握了政权。同时，这个叫作“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团体开始着手进行国内现代化的改革，尤其是军队的改组。

 

在国外，奥斯曼帝国找到了新的友好伙伴，德国开始积极在土耳其扩展自己的势力，两国的关系不断升温，德皇威廉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异常隆重的接待，1913年，德国派出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帮助奥斯曼土耳其改革陆军，这个顾问团很快控制了奥斯曼的陆军。德国还取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同意修建一条柏林通往巴格达的铁路。“青年土耳其”党的一号人物恩维尔▪帕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德国很有好感，觉得德国陆军是无敌的，赞同与德国结盟对抗传统的敌人沙皇俄国。这两个变化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政策迈上了一条新的轨道。

 

“四艘船引起的战争”

 

到1913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考虑在可能发生的大战中到底投向哪一方作战。德国加大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却绝没有强大到压倒一切的地步。以恩维尔为代表的陆军倾向于同盟国，因为陆军深受德国的影响；而以另外一位实权人物杰马尔▪帕夏为代表的海军则倾向于协约国，这当然是奥斯曼帝国海军中英国教官的作用。这些争论导致了帝国政府在大战爆发之后并没有一下子投入到战争当中去，而是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观望态度。

 

从宏观上来看，奥斯曼帝国最终参加同盟国作战是与其对俄国根深蒂固的恐惧有关的。在帝国内部看来，与最危险的敌人俄国和刚刚打败了自己的塞尔维亚成为盟友不仅什么都得不到，更有可能引火烧身。奥斯曼帝国担心，如果协约国胜利了，他们会瓜分帝国领土作为战利品；如果他们失败了，也会瓜分帝国聊以自慰。而德国则为帝国的生存和完整提出了保证。

 

但是奥斯曼帝国参战却是与德国的一系列大胆举动和英国做的一系列蠢事有着直接关系的。这几个事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最戏剧性的篇章之一。

 

事件起源于四艘战舰。1914年7月28日，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下令没收两艘土耳其在英国订购的战列舰，而土耳其政府在此之前已经为这两艘军舰付清了首笔款项。这两艘军舰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不仅仅是加强国防的武器，而且寄托着土耳其人对于重振国力、发奋图强的希望。土耳其政府甚至组织了捐款，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几乎人人都捐了几文。丘吉尔踌躇满志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极度失望的土耳其要求英国补偿经济损失，并指责英国的行为“同泰晤士河上的海盗一样”。然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给土耳其发出了一封电报，仅仅表示“遗憾”，根本没有提到“赔偿”。

 

英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价值还比不上两艘军舰，这是因为丘吉尔及其所代表的英国政府一直以来的傲慢。丘吉尔在回忆录《世界危机》中把自己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并笃定地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奥斯曼帝国这样固执的投入战争”，他还指责奥斯曼帝国根本无视“英国和俄国政府提出的对奥斯曼帝国生存和完整的保证”，事实上，在1911年，当“青年土耳其”领导人提出与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建议时，正是丘吉尔代表英国拒绝了这个提议。

 

1914年8月3日，德国和被英国疏远了的奥斯曼帝国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但是奥斯曼人并没有打算马上加入德国一方作战，他们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等到战争的胜负已经有些眉目的时候再做决定。毕竟德国远在天边，而英俄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爆发，双方都把赌注压在了头几场将要爆发的会战上。法国人拼命的往边境调集重兵，不是为了防守，而是准备一举打入德国境内。法国从北非殖民地向本土运输部队，而英法在地中海的舰队则要负责这些运兵船的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德国在地中海仅有的两艘军舰：强大的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

 

听凭这两艘德舰在地中海乱窜对于英法来说是灾难性的，8月2日，丘吉尔下令让地中海舰队米尔恩追踪和监视“戈本”号，因为这个时候英德还没有宣战，所以米尔恩既不能让“戈本”号溜走，又不能在德舰没有率先发起攻击的时候贸然开火。8月3日，“戈本”号收到了来自国内的电报，命令它前往君士坦丁堡，于是，“戈本”号掉头向东，而在此前，它是打算向西突破英法舰队的封锁，进入大西洋的。

 

然而米尔恩一直以为“戈本”号肯定会向西行驶，这样只要在地中海西部拦截敌人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在跟踪“戈本”号上下大力气，之前派去追踪的船很快跟丢了。地中海上上演了一场紧张的追逐，然而，忘命逃奔的老鼠没有被猫捉住。8月10日，“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并要求土耳其放行两舰通过海峡。恩维尔帕夏“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决定放行，这样，两舰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

 

协约国立刻愤怒的要求奥斯曼帝国解除这两艘德舰的武装，但德国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点子，他们把这两艘军舰“转让”给了奥斯曼帝国以代替被英国没收的那两艘，这加深了奥斯曼人的好感。于是，两艘德舰重新命名，升起了土耳其的国旗，船员也改着奥斯曼土耳其的服装。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幌子，这两艘船的官兵根本没有进行调动，指挥得动他们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柏林。

 

面对这种诡计和可能发生变化的局势，协约国表现不一，俄国人被出现在家门口的德国军舰吓坏了，立刻向奥斯曼帝国保证说只要帝国保持中立，他们就再也不插手君士坦丁堡的事务。法国人正在西线大打出手，赞同俄国人的提议，而感到没面子的丘吉尔则不愿意屈服，他想出了派鱼雷艇溜进海峡将两艘德舰击沉的主意。

 

德国则在催促奥斯曼帝国尽早宣战，但奥斯曼人还想接着拖下去，10月28日，原来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入黑海，炮击了俄国的港口。协约国要求奥斯曼帝国立刻赶走德国人，但这个要求是奥斯曼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们自己的首都也处在德舰的炮口之下，11月4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二天，英法也对其宣战了。

 

参战影响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参战，首先是对俄国的恐惧和仇恨导致的。丘吉尔怪罪于帝国政府的好战毫无道理。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政府想要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胜利，都将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造成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甚至危及到它的生存。对其而言，最危险的结果莫过于俄国成为战胜国的重要一员，到那个时候，英国将会牺牲掉奥斯曼帝国以满足俄国的要求（事实上，大战期间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而奥斯曼帝国只有孤注一掷，参与最可能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方，指望德国打垮俄国。

 

更何况，“戈本”号的戏剧性事件有力的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倒向德国，成为了德国政策的俘虏，而且是心甘情愿的俘虏。而英国人的失误在于，他们的傲慢使得他们实际上放弃了在奥斯曼帝国的有利地位和影响力，这种失误并非是丘吉尔的政策造就的。丘吉尔的政策只不过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事实上，从英国开始无视奥斯曼帝国的作用和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就开始了这一错误。

 

丘吉尔的傲慢使得他们在之后的战局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参战，俄国被同他的西欧盟友分隔开了，黑海的封锁对俄国的打击是致命的，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和缺乏物资供给，俄国逐渐走向了崩溃。1915年，在丘吉尔的主导下，英法军队发动了一次企图征服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为俄国“输血”，但是最后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惨败。

 

为了打倒奥斯曼帝国，协约国在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最终瓦解了奥斯曼土耳其，创造了新的历史，并缔造了今天的中东，它们的意义和影响绝对不亚于“一战”本身和俄国革命，但这一切都是以奥斯曼帝国参战为开端的。

 

丘吉尔说：“就一只船（“戈本”号）来说，它所带来的屠戮、伤痛和毁灭的灾难性后果，其程度是空前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话不仅非常精辟准确，而且具有着非凡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