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莎
早期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光辉之处在于文化、教道和民族的兼容和交汇。如今的伊斯兰世界中，许多国家都处在失败的边缘。这首先归因于我们自身在认识上的落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真主的恩惠不断地扩大，而我们的心胸却越来狭隘。在古老文明的华夏大家庭里，我们没有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惬意，没有让我们的同胞享受到真主启示的慈惠和爱护，相反，我们避之犹恐不及，处处防范，层层阻挠；自己又不学习，目空一切。我们不只走到被谴怒的范畴，尤其走入伊布利斯的行列。古兰启示在第二章里，就指出真主决定在大地上创造人类之初，伊布利斯就看不起人类，并拒绝向人类致敬。“当时我对天使们说：‘向阿丹（人类）致敬!’于是他们致敬了，只有伊布利斯拒绝并自大，他是属于隐昧的”（2：34）启示告诫我们，人类最可悲的任何错误都是从自大开始。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活中，俯拾即是，我们见的太多了。
我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生在信仰的家庭，得天独厚，而我们以外的人，醉生梦死，不知天高地厚，没有福分接受真主的恩惠。可事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他们反而很幸福，很愉快，无论生活还是事业都比我们强，为什么？我们怎么不想一想呢？
在这个世界上，事无巨细，没有一点能够离开真主的安排，不论多么巧妙，好人坏人的所作所为，其结果泾渭分明。“你们无论遭到什么不幸，都是由于你们亲手所为的，而他宽恕得很多。”（42：30）
中国这次搞南水北调，光是搬迁移民，其中多少辛酸眼泪，前后十多年，这还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否则是拿不下来的。再大一点的范围，地球上的几倍于陆地的海洋，生存着上千万种的微生物，如果没有它们的忙碌着分解、转换，以及随时形成的飓风，我们不可能享受到每一分钟都不能离开的新鲜氧气和凉爽的雨露；现代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撒哈拉大沙漠，已经干涸之湖底，含磷尘埃的散布，也就形成不了亚马孙平原的热带雨林。说明今天随时发生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离开真主制定的法则和安排。
无神论当家以后，不论在哪个国家，表演都不是很到位。越南是自公元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现在，这是我们亲自扶植起来的无神论国家。我们用200亿美元，其中包括200万陆海空军队的轻重武器装备；3.46亿米棉布；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5000多人的伤亡代价。结果去年越南总理潘文凯宣布：越南将建设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我们很多人羡慕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人忘我地宣传基督教。我们从来不反思，我们为什么不宣传，差距在哪里？改革开放以后，旅游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可以做到的事了，交通的便捷，出国游也不难。香港、台湾并没有人宣传无神论，为什么哪里信仰也在滑坡。今天，基督教在欧洲各国所面临的冷漠，英国每年都要关闭20处教堂，信教的人数逐年下降，我们有的阿訇声称这都是提倡科学，运用理性诠释经典，强调改革的结果。其实这纯粹是无知的臆断。基督教在社会进步的大潮中，出现这样的倒退并不奇怪，这是他们早就被误导的结果。公元325年在土耳其尼西亚（今土耳其境内伊兹尼克城）公会议上，尚未入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公会议上一锤定音，强行通过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从此三位一体的理论，成了基督教怎么也解释不明白的难题。
可以想像，类似太阳系这样的星系在银河界内就有一千亿到两千亿之多，我们不敢说唯有地球才有生物存在，如果其他天体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存在，那么上帝也都派儿子去统驭吗？这样想是不是很荒唐啊！科学的发展，打开了人类的眼界，荒唐的神话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阿訇们看到基督教的今天，以为是科学、理性在捣乱，所以极力反对在伊斯兰信仰中讲道理，搞理性；他们不清楚，伊斯兰不怕讲道理，不怕理性认识，伊斯兰提倡理性，但不迷信理性，提倡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古兰经没有任何违反科学的地方，用法国医学科学家比卡耶的话说：“因为《古兰经》中不包含任何一点不符合科学知识的论述，我们将会看到在《古兰》与圣训两者间的区别是十分惊人的。由于具有不可争辩的真确性，《古兰经》在所有启示的经典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是《旧约》和《新约》所不可比拟的。”（参见《古兰经》与现代科学。1976年，法国，莫里斯·比卡耶著，天津杨安译）
作为欧洲的科学家，70年代才加入伊斯兰的人，但他对先知的言行录的认识却比我们清醒得多，他说：“没有一部《福音书》写成于耶稣在世之时，《福音书》都写成于耶稣完成他的使命很久以后，也没有一部《圣训》写成于穆罕默德健在之时。”“《圣训》对穆罕默德犹如《福音书》对于耶稣（尔萨）；两者都是先知言行的记录。它们的作者都不是先知言行的直接见证人，因为《圣训》写成于穆罕默德去世很久以后。这些言行并不是记录下来的默示，不是真主的语言，而是先知的言行。”（参见同上）可是我们很多的糊涂人，却极力争辩说：不论真主启示还是先知言论，是不是都从先知嘴里说出来的？企图混淆真主启示和先知言论，这是重蹈基督徒的覆辙。
“许多世纪以来，《古兰经》的注释家（包括那些伊斯兰鼎盛时代的注释家）在理解某些章节时都不可避免地犯下错误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过去人们根本不可能真正明白那些章节的确切含义。若干世纪之后，几乎到了现代，人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这些章节的原意。这意味着要理解《古兰经》的这些章节，仅仅通过阿拉伯语是不够的，除了语言知识之外，还需要要渊博的科学知识。”（参见同上）
上述比卡叶博士的话，说对了一半，在《古兰经》的注释中不仅存在这样的问题，更不可思议的是存在大量的传闻的解释资料，例如泰伯里（又称塔巴里，伊朗人公元838-923）的《古兰经解总汇》，它集中了许多阿拉伯和以色列传闻，作为解释古兰经文的资料，这就不仅是反对科学的问题，而是用传闻和传说代替实践明证，使经典陷入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神话故事之中，造成群众迷信而不能自拔，最后做了阻碍正确宣传信仰的绊脚石。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穆扎希德哲拜尔是先知归真后十年出生的，属于先知的二传伙伴，他师从伊布尼阿巴斯，穆扎希德大胆运用理性注释经文的方法，成为后期主张理性的“穆尔台齐赖”派注释类似经文认可的原则。例如“的确，你们知道你们中那些违反安息日的人。故我对他们说：你们成为卑贱的猴子吧!”（2：65）穆扎希德将“成为卑贱的猴子吧”注释为‘这是指超越法度者的心理变态了，他们并没有变为猿猴，真主为此等人作的比喻就是：“譬如驼经的驴子”。（62：5）而泰伯里不接受穆扎希德的注释，认为这种注释违背了真主经典的明证。以此足见泰伯里的认识水平。
伊斯兰历史上并不乏头脑清醒的认识，例如8-10世纪的穆尔台齐赖派，我们都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其实逊尼、什叶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教派，穆尔台齐来是纯粹的学术派，该派的成因，在今天来看，不值一提，仅仅是因对犯罪者的归属认识问题。发展到后来走向极端，仍然以政治因素而被否定。但是他们提倡理性、思辨，面对希腊哲学的冲击，还是起到了捍卫正确信仰的砥柱作用。
除此以外法赫鲁丁·拉齐（1149-1209）《幽玄之钥》是公认见解注释《古兰经》的典范。他首先遵循了“以经注经”的基本原则，而且擅长运用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知识注释经文，俨然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注典籍。可惜的是，他没有注释全部古兰经，只注释到第21章；他的弟弟继承他的事业也没有完成，后来纳吉门丁·格姆利终于完成了他的宿愿。注释风格和行文如一。但不被传统经学界看好。
20世纪领一代风骚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他是爱资哈尔大学首位号召穆斯林开拓创新、发挥理性、改良穆斯林社会的学者。他不查阅前人的任何注释，从穆尔台齐赖派唯理论观点出发，认为理性为伊斯兰传统所固有，而且《古兰经》尊重理性，把理性提高到首要地位。如果理性与圣训传说的字面意义相悖，则应服从理性的判断。他接受弟子里达的建议，运用新方法、新观点在爱资哈尔大学和阿尔及利亚、贝鲁特讲课的形式，由拉希德里达编纂成成一部经注，可惜只有1-6卷和第30卷，俩部分共7卷。
《光塔古兰经注》是阿布笃的弟子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1865-1935）在整理阿布笃注释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理解，结合现代知识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的一部新注释；但也是注释到第12章，他们一则忙于教学，二则面对信仰群体的偏见。从我国的情况也可看出端倪，翻译侯赛因经注和翻译伊本凯西尔经注不乏其人。但没有人翻译阿布笃和里达经注的。中国穆斯林的原则是新思想一律不接受，只接受老古董。他们出门不应该乘火车，应该骑驴。
1928年在埃及成立了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1949）他是拉希德里达的学生；对拉希德里达复兴伊斯兰思想非常感兴趣，他本人是苏菲主义，提出复古信仰，兄弟会具有政党组织形式，纪律森严，也搞军事训练，因其成员暗杀政府官员，被定为非法，哈桑班纳也死于被刺杀。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是兄弟会发展的高潮，可是当选后，他不是首先搞好经济，提高埃及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忙于安排兄弟会成员，忙于通过保守的教道立法以确保兄弟会的政治传承。遂被塞西推翻，并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
班纳作为一面旗帜，曾影响过许多人，他们试图在保守旧传统的框架下，在政治上取得政权，以改变穆斯林的现状，这是走不通的。
在穆斯林群体中，还有一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他们怎么尝试都不见效，于是用迷信对迷信；干脆以宣布自己为新先知来实现改革，在伊朗先后有巴布和巴哈乌拉，巴布创始人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巴布（即门）宣称穆斯林只有通过伊玛目引领之门才能认识真主。1845年他公开宣布自己就是马哈迪（迷信者盼望的救世主）1847年伊朗当局囚禁了他，他在大不里士监狱仿照《古兰经》用波斯文写成《默示录》（即《白彦经》意为“宣言”）他宣称真主在每个时代都派遣新先知，并废除一切旧先知经典，1848年他又搞十万人的武装起义，1850年巴布在狱中被处死。大批巴布信徒惨遭杀害，1852年8月伊朗国王纳西鲁丁沙被巴布信徒刺伤，他下令向全国大规模镇压巴布信徒，巴布们大批逃亡伊拉克，在哪里他们分成两派，一派由米尔扎叶海亚领导，坚持原教义而人数较少。
另一派巴哈依由其兄弟米尔扎侯赛因阿里（1817-1892）领导，并提出不同教义，他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被囚禁在巴勒斯坦海法地区的阿卡，并死在那里。即现在以色列阿卡，作为全世界巴哈依的中心。巴哈依传入我国称大同教，提倡各宗教一律平等，认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佛教、印度教的创始人和巴布、巴哈乌拉都是安拉的使者；都是信仰独一安拉的宗教。人类应该统一和谐，实现大同。他们也有天堂、地狱之说，阐释不同，如能顺从安拉赋予的法则行事而获得幸福，便进入天园，反之产生痛苦，即是火狱。简化伊斯兰礼仪，号召每天礼三次拜，而且不必去清真寺，随意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就可以完成；以19天为一个月，每年最后一个月为斋月；男女平等，信仰与科学并行不悖，放弃一切偏见和斗争，主张寻求真理，普及教育，不主张施舍，反对苦修，主张自由贸易，开银行，放高利贷，严惩盗窃还规定信徒必须履行九项义务:每日祈祷；斋戒；勤奋工作；传播安拉事业；禁烟禁毒；遵守本派婚姻制度；服从政府；不参与政治，不得中伤他人。巴哈乌拉在1874年写成其教义书克塔布艾格代斯（即《至圣书》，共472节），并宣布取代《古兰经》；巴哈依在中国的总部设在澳门。
它实际是伊斯兰的变种，是把真主启示的《古兰经》，反传统地再度诠释。这是不能普及《古兰》教导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流派思潮，只要仔细研究，就像哈桑班纳和巴基斯坦艾哈麦迪耶，他们都想树立新的先知崇拜，其共同特点都是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魅力，巴哈乌拉则以新先知自居，艾哈迈迪耶则以耶稣复临的迷信装扮自己，以增强在迷信群众中的号召力。
我们不妨看看20世纪叙利亚社会学家的认识，阿布杜拉赫曼·凯瓦基布（？-1902）。他对《古兰经》中涉及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经文，从科学的角度给予重点的解读。他在高度界定“《古兰经》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太阳，是一切智慧的宝库”的同时，还对那些以为沿袭先辈传统注释《古兰经》的学者们给与了一定的学理批驳。他认为这些学者之所以对《古兰经》中告知的各种恩惠和宇宙万物，以及蕴含的各科知识的解读畏缩不前，原因就在于，他们害怕违背了一些先辈的主张而遭到否定。他在分析了那些固执他见的学者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原因后讲道: “殊不知，这是一个揭示《古兰经》奇迹的问题，是伊斯兰教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给予它应有的研究，而局限于一些先辈的言论，即阐释《古兰经》语言的精炼、《古兰经》修辞的奥妙。”作者在书中表述了自己对科学注释《古兰经》的观点，主张《古兰经》蕴含着肯定《古兰经》奇迹的所有科学理论。他讲道：“假如学者们思想开放且深入细微地研究《古兰经》，就能在数千节经文中窥见数千奇迹，每一天都能发现经文中的每节经文与时俱进、与事同行。因为每件事都在证实着《古兰经》的奇迹：‘未见的宝藏是在他那儿，除他之外，没有知道它的。他知道陆地上和海洋上的一切。而且没有一片落叶他不知道，在黑暗泥土里的种子，一切绿润的、干枯的，全在明白的典籍里。’”（6：59）对此，他举例说明，近几个世纪的许多科学发现都已在《古兰经》中有所表述。如科学家发现宇宙的元素以太，《古兰经》就对此予以表述：“然后他直接对着仍是蒸气的天”（41：11）再如，科学家发现宇宙万有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古兰经》也对此早已提及：“给他们一个迹象是：我使白昼脱离夜晚，立刻他们就在黑暗中。太阳运行到他的定所，那是强大的，深知的主注定的。月亮，我为它规定了宫分直到它再次变得像干枯的椰枣枝。太阳既不可追赶月亮，夜晚也不能超越白昼。各运行在天宇之中。(36：37-40）诸如此类经文已经揭示了各种自然现象和科学事实，那么其他经文所蕴涵的科学奥秘也必将在未来岁月中被各种科学发现予以证实。（以上引自《古兰经注释研究》金忠杰著译p466。原著为《专制的秉性 奴役的死谷》叙利亚东方书局1957年版，第22页）
读者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部古兰经注释，能够摒弃所有传闻注释的糟粕，还古兰启示原则指导、涵盖古今的价值层面，那么我们还需要新先知吗？还需要玛海迪吗？还需要耶稣复临吗？从常识来讲，把秦始皇、汉武帝复活来领导今天的中国，把他们那一套治国理念用在今天的现实社会，行得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