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冯斯瑜

译者按：从「伊斯兰国」的势力扩张到「欧洲难民危机」，从巴黎恐袭到比利时爆炸，过去一年多来从中东蔓延到欧洲的动荡局势，在「9•11」事件以后重新将「伊斯兰」推到了风口浪尖，「伊斯兰」又一次成为了所有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最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成为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利剑——欧美一些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亦开始声称「西方文明正在受到伊斯兰带来的巨大威胁」。在国内的社会舆论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但是，当今世界真的处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之中吗？伊斯兰必然与其他文化和宗教势不两立吗？当我们在谈伊斯兰的时候，究竟在谈什么？


以下是一篇于2015年1月31日发表在土耳其前英文日报《今日时报》（Today’s Zaman）上的访谈，由土耳其新闻调查记者Aydoğan Vatandaş采访整理。访谈对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史教授、美国中东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e）前院长Richard Bulliet。


Richard Bulliet
他在访谈中对西方社会针对伊斯兰的论战做出了针砭时弊的评论。同时，Bulliet也回顾了历史上伊斯兰的发展轨迹，讨论了伊斯兰中几个核心的概念，并分享了他于2004年发表的颇有前瞻性的著作——《论伊斯兰-基督文明》（The Case for Islamo-Christian Civilization）中的研究成果。 书中提出，学界需要重新构建伊斯兰与基督文明关系，这个观点在十二年后的今天仍历久弥新，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Bulliet对于「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在当下动荡的局势下，为更全面理解伊斯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概念释义。

注：Richard Bulliet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前美国中东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e）院长。作为英文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Bulliet教授的著作涉及了伊斯兰社会史、早期伊斯兰的传播和贸易、伊斯兰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

刊登此采访的《今日时报》原为土耳其最受欢迎的英文报纸之一。2016年3月4日，《今日时报》所属的时代（Zaman）报业集团被土耳其政府强制占领，集团成立二十余年来的电子档案一夜之间被政府清空。《今日时报》的英文版服务被迫关闭。
谨以此纪念《今日时报》（Today’s Zaman）(2007.1.16—2016.3.4)
上个月（小编注：2015年1月7日）发生在巴黎造成12名漫画家身亡的恐怖袭击 让批评伊斯兰的言论再次进入了公众焦点——伊斯兰本身是一切犯罪的根源，由西方对抗派阵营的代表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是准确且不可避免的。

作为美国学界的领军学者之一，Richard Bulliet教授致力于证明这种视角是错误且危险的。他于「9•11事件」三年之后发表的颇有卓见的著作--《论伊斯兰-基督文明》（The Case for Islamo-Christian Civilization）不仅仅颠覆了论战式的「文明冲突论」，还指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其实是同一文明的两个兄妹产物。

在如今动荡的时局中，很多人相信我们迫切地需要像Bulliet教授这样的温和、博学的声音。

Bulliet教授表示他对未来十分乐观。

「我们需要认为我们在共同生活，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冲突之中。」

上周，我坐下与Bulliet教授畅谈了他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伊斯兰教的未来和与其相关的近期发展。

Q：9•11恐怖袭击之后，「伊斯兰-基督文明」（Islamo-Christian civilization）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你的作品之中。这个词的结构与二战之后出现的「犹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 一致。你能否谈一谈你这写本书和使用这个特别的标题的目的?

A：尽管从1959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从事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研究，但直到「9•11」之前，我都不太算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我非常清楚我的研究对象并非是我的文化。由于我们在「9•11」之后直接卷入其中，美国变成了那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成了利益相关者。很不幸的是，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一次恐怖袭击。

所以，激发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只能以敌人的身份与伊斯兰打交道吗？」 很不幸的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9•11」之后变得愈发流行，因为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必须与穆斯林世界为敌。我深觉这样的想法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同属于一个世界。

我们之中有些人是穆斯林，有些人是基督徒，还有些人是犹太教徒或者佛教徒，或者不管什么教的教徒。但是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了「犹太-基督文明」这个词。

几乎所有在美国上学的人，都是说着 「噢，我们持有犹太-基督的价值观，我们同属于犹太-基督文明」 这样的话长大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样的说法是不被使用的。它的普及，是二战以后用以象征性地保证基督徒不会再杀害犹太人了。反之，他们选择与犹太人共处。我认为，用「伊斯兰-基督文明」这一表达有着同样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美国人不会杀害穆斯林，他们是愿意与穆斯林共同生活的。

尽管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有着上百年相争相战的历史，但在更多个世纪里，他们之间是和平共处的，或是一方处在另一方的主导之下。过去的十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发生过很多变化。然而对于当下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和平相处。这即是写作本书的灵感，当然，也是我选择「伊斯兰-基督文明」作为书名的原因。

我曾天真地幻想，我只要每天打开谷歌，输入这个词组，会看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唉，事实并非如此。「文明的冲突」这一词条的受欢迎程度仍占上风。然而，这并不代表「伊斯兰-基督文明」是个错误的概念。

而且，我认为，对于那些像我一样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还有所有的其他人，仍然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陷入一种在这个国家颇有追随者的「仇恨言论」心态，而当抱有一种无论人们是何宗教背景，都能在一起生活的想法。

Q：这本书出版之后的反响是什么样的？你受到过来自基督徒或者是穆斯林任何一方的阻力吗?

这本书的反响很有意思。在美国，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评议。尽管我的一个学生当时是《华盛顿邮报》的书评编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未发表书评。不过这本书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并且，这些译本的读者明白，此书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对「文明冲突论」做出的回应。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在美国之外的影响比在国内要大。

Q：可以请你谈一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什么共同点吗？
A：我之所以将犹太教放在这个词组之外，是因为虽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源于同样的传统——若从文本上溯源，你会发现这是犹太传统——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将自己视为面向世界上任何人开放的宗教。
相比之下，今天的犹太教并不欢迎改宗者，尽管在犹太教的历史上曾有那样的时期。那么我们会发现，现在世界上有16亿穆斯林和将近20亿基督徒。如果你观察这两个宗教的结构，你会发现他们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它们有相似的教育传统；它们有相似的法律传统；它们都有一个博学的、专注于信仰的学者集团的概念。尽管它们在这些问题的具体诠释上存在着差异，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宗教。

不喜欢伊斯兰的人们常常说，「伊斯兰教是暴力和偏狭（intolerant）的。」 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这么说来，基督教也是同样的暴力与偏狭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虽然伊斯兰教从公元700年前开始，就从政治上主导了中东地区，但现在依然有很多非穆斯林世代生活在那儿。然而，当基督教于公元400年左右成为主导欧洲的宗教之后，所有的异教徒都「消失」了——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实在不希望与任何异教徒共处。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可以说，相比伊斯兰教，基督教有着更加暴力的过去。但是我并不想在把重点放在这个争论上面，因为任何一个宗教传统，都在随时间经历着变化。

在1500年和1800年之间，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之一。当然，当时奥斯曼帝国正在统治，而奥斯曼帝国在边境上也打过很多仗。不过其帝国内部，是当时世界上非常安定的一个地区。相比之下，当时大约与中东面积相同的欧洲，却几乎年年都是烽火连天。

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比起穆斯林之间战争的历史，基督徒之间的相战相杀更为惨烈。诚然，纵观过去75年间在阿拉伯世界的军事独裁政府，你会发现除萨达姆•侯赛因之外，它们没有发动任何针对穆斯林的战争。它们只是喜欢武器，喜欢有官僚，喜欢让所有人都敬畏军队。但它们实在是现代社会里最不好战的战士，因为它们不是以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实施统治的。所以，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些对于暴力作用的曲解。
Q：你能否谈一谈根据你的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伊斯兰」？对于伊斯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诠释和理解，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伊斯兰与民主势不两立」这样的言论。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A：《古兰经》上说，「众归信的人哪！你们当顺从安拉，并顺从使者，和你们其中被赋予主事职位的人」

注释：见《古兰经》, 4:59。在中文翻译的《古兰经》各个版本中，这里的被动语态没有直接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如较为普遍的马坚译本中，该句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为了忠于《古兰经》的原意和Bulliet教授对于此处被动语态的强调，译者在现有的中文《古兰经》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被动语态。

在阿拉伯语中，这句话里用的是被动语态，但是这里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谁是他们职位的赋予者。所以，当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6月8日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对于下一步怎么走并没有共识。伊斯兰作为一个社群的历史开始于穆罕默德去世后的那个下午——他是在中午前后去世的。

这么一个在过去的十年里，因为有能够与神直接交流的人存在而颇受眷顾的社群，不仅突然间失去了这个重要的人，而且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了——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穆罕默德是神的最后一位信使。也就是说，决定未来的担子并没有落到一个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在《古兰经》中有早于穆罕默德的信使的事例。

注释：《古兰经》中提到了很多先于伊斯兰教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先知，很多都曾在《圣经》中出现，如诺亚、亚伯拉罕、雅各布、摩西和耶稣等。古兰经非但认可与接受这些先知，而且强调先前的先知与穆罕默德得到启示的一致性。如，古兰经3：84，「（穆罕默德），你说，‘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易司哈格（以撒）、叶尔孤白（雅各）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摩西）、尔撒（耶稣）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他。’」

这些先前的信使也没有指定他们的继承人。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处理神留下来的启示，都是由这些信使生后的群体来决定的。已有的共识是，来自不同信使的所有启示都是相同的——神的圣意是永恒不变的。所以问题变成了，作为一个社群他们会接受圣意吗？如果他们接受的话，可以恪守这些圣意吗？他们会做这些圣意可靠的守护者呢，还是会任由圣意遭受曲解，正如穆斯林认为基督徒与犹太教歪曲了圣意一样？

在穆罕默德死后的二十四个小时里，他的追随者们做出了选择。这些选择是以一种非正式的、草率的方法做出的。最终的结果是，穆哈穆德生前的好友艾布·伯克尔成为了继先知之后这个社群的第一位领导人。他的头衔是Amir al-Mu’minin，即「信徒的指挥者」——之后他也使用了「哈里发」的头衔。但是，在那最早数十年里，大家都认为在谁应该成为领导人的问题上，各方应该达成「共识」，而并非举手表决。

很多年前我发现，一些从中东来的穆斯林学生对我说，他们在美国最糟糕的经历就是从头到尾地关注一次选举。他们说，在美国，两个候选人竞争一职，其中一个人说：「我是新泽西州长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另一位则反驳道：「不，我才是新泽西州长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我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会问：「为什么会有人给其中任何一位候选人投票呢？有谁会想让一个吹牛大王来做自己的州长？最适合领导人职位的人，难道不该是个不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用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吹嘘自己多么优秀的人吗？」

在穆斯林政治圈中有一条流传甚久的圣训。圣训中，穆罕默德正在计划着一场突围。他的追随者阿布都·拉赫曼对穆罕默德说：「噢，神的使者，让我来领导这场突围吧。」穆罕默德回答说：「噢，阿布都·拉赫曼！请不要寻求发号施令。如果你因主动要求而被授予职权，你将承担全部的责任。但若你被给予你并非主动要求的权力，神会在其中帮助你。」

我认为伊斯兰政治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于，将自己吹擂为「救世主」或者「伟大的人」是件令人反感的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会这么做。我现在就可以想到一些认为自己是 「伟人」 的穆斯林。他们费尽苦心地告诉世界上所有人他们有多么伟大，并且还忙着建造适合自己「伟大品格」的居所。但重点是，在伊斯兰政治中有一种趋于「谦逊」的潮流，这点我十分欣赏。

现在，这个「领袖」的概念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在恐怖组织的头目上，在其他情况下，则用作形容那些一方面想建造学校、发展公共服务、以和平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拒绝把自己包装成救世主的谦逊之人。所以，当人们在问「伊斯兰是否与民主势不两立？」的时候，我会回问他们，他们所说的「民主」指的是什么。如果他们问题的意思是，人民是否应该参与到选择领导人的过程中，那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伊斯兰教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的答案——在具体的历史事件、文本与传统之中。但是，在「人民具体应该如何参与」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争执和异议的。

但是，这个有关民主是由什么构成的争执，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同样存在。我并不认为生活在美国的我们处在一个完美的民主之下，我也不觉得中东世界有什么完美的民主。让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领袖，始终是比随便来个什么人拔剑论功、自封为王更好的选择。后者是不好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因为仍然还有人在这么做。但是，回过头来想，在西方社会，我们同样也不缺以类似的方式宣称自己为专制领袖的人。

Q：伊斯兰中是否也有政治理论？如果有的话，哈里发在这样的理论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A：随着几个世纪的发展，伊斯兰政治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共识——最糟糕的政治状态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政府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经典政治理论与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完全吻合。霍布斯的观点是政府的缺失必然会产生混乱。但是，如果有了政府，问题就是当权者难免会受其本能所趋，变得越来越强权。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的，即「暴政」（tyranny）一词。

霍布斯称施行暴政的政权为「利维坦」。而在穆斯林政治理论中存在的是一种平衡。你不希望进入无政府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你也反对暴政。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防止政府实行暴政？在西方的理论中，几百年来都有一个观点，就是教会可以防止暴政的产生。的确，在基督教历史中，有英雄式的人物奋起抵抗暴政。但是问题是，在新教改革之后，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成为了新教或是天主教国家。在欧洲各国划清了边界之后，基督教法——也就是天主教会的律法的效力也大幅受限。

注释：在现代英文语境下，基督教（Christianity）一词同时包括新教和天主教。新教改革的目的之一即改革天主教严苛的权力结构和律法系统，所欲在新教改革之后，天主教教会的权利被削弱。Bulliet教授这里用「基督教法」泛指天主教教法，因为在新教改革之前，基督教（Christianity）一词只指天主教。

伊斯兰教中并没有发生可与新教改革相提并论的、分化穆斯林群体的运动，伊斯兰法依然适用。

注释：读者也许会由此想到伊斯兰教中的逊尼与什叶的派系分化。尽管现在逊尼和什叶两个派系在神学上和政治理论上有很多差异，但它们的分化实际始于一种政治上的分歧 ——该分化起源于穆斯林群体对于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是否为哈里发合法继承人的争执。两个派系都认可伊斯兰教最基本的文本——《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的权威性，并且也同时将学者阶层视为宗教文本的最终释义者。从这个方面来说，两个派系中存在相似的宗教权力结构。因此，本采访对伊斯兰法和学者集团的作用只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Bulliet教授提到，以逊尼派为主导的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西方化的改革，将宗教逐渐推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以什叶派为主导的伊朗，也可以找到相似的权力变化的趋势。Bulliet教授还强调了，与在新教改革之后，被政治边界严格限制的基督教法不同，伊斯兰法一直存在着一定跨边界的普适性。在这种普适性上，逊尼派和什叶派也是大同小异的。比如， 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长期以来也在伊朗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中享有权威。尽管逊尼四大法律学派（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罕百里派）的地理分部与现代国家国界有部分重合，但是逊尼派穆斯林学者其实是以其所属的法律学派，而并非以国界，决定其影响范围的。

因此，在穆斯林政治理论中，防止国家实施暴政的工具是伊斯兰法。能够防止暴政产生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法并非由国家设立，而是基于圣典——大部分是《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此外，这些律法由「法基赫」（fuqaha）——独立于国家存在的学者——来释义。所以，伊斯兰教中存在着一个可以直接指出统治者不当行为的学者阶层。

这完全防止了统治者滥用权力吗？不，并没有。凶残暴戾的统治者依然存在。但是宗教可以作为向暴政施压的方式，从而中和暴政的概念，则深深扎根于伊斯兰的政治体系中。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之中，尤其是在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其中心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西方化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伊斯兰教推离权力中心。法律体系被世俗化了，教育系统被世俗化了，伊斯兰学堂（madrasa）被关闭了，最终贴克（tekkes，又名哈纳卡khanqah，苏菲派的宗教场所）也被取缔了。这一系列的举措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达到顶峰，宗教被推到了土耳其政体的边缘。

西方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但是实际上，它导致了某种形式的「利维坦」。这是一种暴政，尽管在很多方面是一种温和的暴政。二战之后，这样的「暴政」遍布阿拉伯世界。一个接着一个国家的政权被军官们掌控，建立了「由军官，因军官，为军官」存在的国家。

如土耳其一样，他们说他们是「世俗化」的政体，将伊斯兰推至边缘。伊斯兰政治理论的预测是，当暴政蔓延时，人们会开始趋向伊斯兰教，因为在穆斯林的集体意识中，信仰可以抵御暴政。所以，根据预测，五十年代应该发生的是，在穆斯林世界——各类独裁政府统治下的国家里——会兴起一股向宗教寻求抵抗政府极端主义的趋势。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是伊斯兰政治的起源。

伊斯兰政治归根结底并不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回应。它亦非某一种面向过去的狂热主义。很大程度上，伊斯兰政治试图以信仰为工具，来纠正权力的滥用。所以我认为存在着一种伊斯兰政治理论，我们也看到了它在过去50年中起到的作用。这其中有成功，亦有失败。

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现在是成功亦或是失败，对于接下来的10年乃至20年，没有什么意义。伊斯兰的信仰已经存在了将近14个世纪了，我认为这个信仰给予其信徒的基本道德观不会改变。我相信一种和平的、基于选举的伊斯兰政治。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如果他们的执政表现不佳，则被投票下台。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能发生的理由，虽然迄今为止这还不太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因为担心穆斯林政党会赢而中止了选举，当时四处流传的口号——我甚至在自己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那儿听到了——是「一人，一票，一次」。这个口号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选了一位穆斯林作为总统，他会马上夺权，变成一个独裁者，民主就此结束。我问我们系的一个同事：「你能不能想出任何一个穆斯林当选总统之后成为独裁者，这个国家不再有选举的例子？」 他回答说他不能。我又问：「你能够想到任何一个将军或者是一个受欢迎的政党领袖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当选之后直接叫停选举的例子呢？」他说，「哦，这我能想出来很多呢。」 那么为什么「一人，一票，一次」的口号，只有在穆斯林参与竞选的时候才变得如此流行呢？

历史上，大多数成为独裁者的，是军官、社会主义者和政党领袖。但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口号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根植在美国社会意识中、我们不得不去与之对抗的对伊斯兰的怀疑和恐惧。这样的对抗任重而道远。不过，这又回到了我为什么要用 「伊斯兰-基督教文明」这个表达上来。我们必须认为我们是在共同生活，而并非假设我们处在冲突之中。我们必须维系这种关系。
Q：那么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宣称以伊斯兰之名发起的恐怖主义呢？很多人开始认为伊斯兰是宣扬暴力的宗教。你会如何回应这样的言论？

A：我们常常将恐怖分子称为「圣战者」。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在《古兰经》中，有那么一些是能够被处以死刑的罪行，其中有一个是「fasad fi al-ard」, 即世间的罪恶。这个概念在定义上有很多分歧。在《古兰经》中它也曾多次出现。
注释：如《古兰经》 2:12；2:33；7:56；13:25等。

是一个相对灵活的词，但其最常见的定义之一认为 「世间的堕落」囊括了所有意图摧毁穆斯林社群的行为。

我认为这些以伊斯兰之名进行屠杀的人们并不是在参与「圣战」。相反，他们参与的是 「fasad」，罪恶之行径。我认为，通过让人们相信穆罕默德是一个杀人犯、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是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他们正在严重地危害他们的信仰群体。「圣战者」是一个太轻的词了。我认为他们（在伊斯兰教义中）是「mufasidun」，即「作恶者」。这些人是借伊斯兰之名，行破坏伊斯兰之事。

当我们称这些人为「圣战者」（mujahidun）的时，我们涉及到的是有关圣战的信条。所谓的圣战，真的是一个「战争」吗？走进一个办公室对着所有人开枪？我不认为这是战争。我亦不认为这是（伊斯兰教义中）圣战者该做的事。

在伊斯兰法中，对于圣战曾有非常多的规定。比如说，其中就有是否能以个人名义，还是必须要以政府的名义发起的圣战的问题。当本拉登号召人们去阿富汗接受圣战的训练时，他说阿富汗有一个哈里发，并指其名为毛拉穆哈穆德•奥马尔。现在奥马尔还活着而且他被本拉登认为是哈里发。那么现在这个伊拉克的家伙（小编注：巴格达迪）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两个哈里发了。两个，已经太多了。

这里的问题是，你是否能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圣战。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神学上的分歧，但是「吉哈德」（jihad），单单以这个词「圣战」的意思来说，（在伊斯兰教义中）有为伊斯兰正名的含义。但是当下这些所谓的「圣战」，是在将伊斯兰置之死地。这些恐怖分子不是圣战者，而是作恶者（mufasidun）。

Q：你是如何看待未来的？未来更有可能会有一个「伊斯兰-基督教文明」，还是「文明的冲突」？
A：我认为在美国，穆斯林最终会以和其他移民一样融入。在这个国家也有很多人改宗伊斯兰教。重点是，美国人开始关注和思考伊斯兰教，这在近十年之前都是十分罕见的。当他们在思考和关注这个宗教的时候，它必然会改变和发展。不可否认的是， 穆斯林已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尽管「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依然深得民心，但事实是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确有一种「伊斯兰-基督文明」。在法国发生的那些，哦天知道在法国是什么情况。但是在这里，我对未来依然是十分乐观的。

原文：Aydoğan Vatandaş, 「Speaking of Islamo-Christian civilization amidst turmoil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oday’s Zaman, Jan.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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