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盘点时，《纽约时报》近日评选出了2016年十大畅销书。其中虚构类与非虚构各五本，看看是哪些书成为了多数读者今年的精神食粮。
【虚构类】

卡拉·马哈詹《炸弹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Bombs
这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突如其来而又聪明地以克什米尔恐怖分子毁灭性袭击德里市场为开篇，将视域聚焦于灾难之下的生命存亡。迪帕和维卡斯·库拉纳的儿子们在这场灾难中被杀害，而儿子们的朋友曼苏尔亦受重伤，在他此后的成长过程中又不断参与到政治恐怖中。从叙事发展来看，从炸弹落下开始，无论是政治还是人性抑或信仰都没有得到恢复。

曼苏尔在恐袭中的受伤似乎只是暂时，真正的伤害在此后六年以腕管综合征的形式不断压迫着他的人生。暴力潜伏的影响是心灵上的，从12岁时的爆炸开始，炸弹就从未离开过曼苏尔。或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痛苦使这个脆弱的孩子轻易被说服。

在西方人眼里，曼苏尔是加入了激进的伊斯兰教。但作者马哈詹更为微妙和复杂地看待这种投身，这也使得曼苏尔的故事更加引人侧目。小说中的恐怖分子都不是激进的穆斯林。他们没有一个借安拉之名进行谋杀。相反，他们是政治活动家，在追求克什米尔独立以及结尾对穆斯林的迫害中，这些政治活动家比其他人更不情愿。

在这部小说中，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仅仅是几个穆斯林为了寻求正义，甚至只是和平共处的动因。但《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不能轻易解决，第二则是在爆破的快感面前，正义不起作用。恐怖分子认为，一枚炸弹是一个孩子，而孩子发脾气则会指向任何东西。”

伊恩·麦克盖尔《北方之水》The North Water
麦克盖尔通过野蛮、残暴、冷酷的画面推进故事发展，讲述了一个19世纪沉迷鸦片的爱尔兰外科医生在前往北极的捕鲸船上遭遇上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的故事。

在小说紧张的基调、叙述背后，隐含着一个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小说中没有时代错误，但也未出现冗长的页面描述一个时代的服饰、信仰，或者着力于政治以及社会背景的描绘。麦克盖尔将他的角色安置在一艘还得继续行进的船上，角色由此隔离出来，这给了他们一条与世隔绝的界线。但只要他们生活、呼吸，回应着这个世界，紧张感仍旧侵蚀着他们以及读者的想象。

科尔森·怀特海德《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
怀特海德在这本小说里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冒险性的奇想，讲述了一个奴隶通过塞有火车头、车厢以及充斥导水通道的地下铁路逃往北方的故事。作者作为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变化视角，大胆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奴隶制叙事的新视域。在这样一个新的视域中，美国的基本罪凸显了，即黑人的历史常常被白人叙述者所掩盖的事实。

《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虽然怀特海德在时间的处理上似乎有所欠缺，但这使人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一个章节。在那一章里面，对香蕉种植园工人的大屠杀被官方版本所否认，因此事实很快被遗忘。但是其中的角色知道他自己看到了什么——成千上万的死者被火车送到海上——他也试图找到一个会记住这段历史的人。但他找不到的：人们总是犯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下铁路》是作者怀特海德用小说的力量去重新解释这个世界，并试图将人类犯下的错误扭转过来，而非重复传达我们已知的东西。这是一本对美国的基本罪的探索，也是一本勇敢并且必要的书籍。”

韩康《素食者》The Vegetarian
一直以来，人们对韩国文学似乎知之甚少,。在这本小说中，一个看似平庸，被其丈夫称为“在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家庭主妇，因为一个噩梦成为了一个素食者。韩国作家韩康在寓言中找到了一种处理顺从与颠覆的形式，叙写妻子愈加严重与离奇的自我克制。而以直接生动的英语不加渲染地翻译小说原始的韩语，则使得韩康犀利探讨的原汁原味得以保留。这本小说通过素食，不断探索在恶毒而血腥的世界中保持洁净是否可能。

但这并非一本禁欲者的律法书，小说充斥着暧昧的性，各种强迫喂食以及清理管道。在身体暴力之外还有心理暴力，素食者认为自己需要放血治疗，因为在其世界观中，暴力与一切物质维持相关，无论是肉食、性行为，甚至是护理都属暴力。从家庭、朋友到医生的外部干预都是“被鄙视的”。而谁是这其中真正的受害者？

斯蒂芬·赫特曼《战争与松节油》War and Turpentine
这本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作者祖父的笔记以及回忆录，赫特曼叙写了一个在一战中于比利时军队服役的画家的故事，这是一本有关回忆、艺术、爱以及战争的精湛小说。

《纽约时报》认为，《战争与松节油》的成功之处是风格与中心思想的匹配。由于关注记忆的流动和生活的散落，故事的叙述短暂而碎片化，充满令人惊讶的图像以及联想跳跃。
【非虚构类】

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仁酒》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 :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
这是蒙田传记《如何生活》的作者写的另一本明晰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书籍，绘制出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中的巨人——萨特、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欧洲作家及哲学家的联合肖像。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作者将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如波伏娃一般的正确方，另一类则是如海德格尔般的错误方。

在贝克韦尔写得兴致昂扬的几页中，她对于复杂的哲学进行了对话式的阐述，即使最后她自己也在其中落败。当然传记部分的叙写也是极富魅力的。比如萨特在服食致幻剂几个月后，感到他正在被一只龙虾追逐。

简·梅耶《黑钱：激进右翼兴起背后的亿万富翁的隐秘史》
Dark Mone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Billionaires Behi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1972年，富商W·克莱门特·斯通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捐赠了200万美元，这张今天价值1140万美元的支票激起了众怒并导致了对竞选财政改革的呼声。2016年，一群富有的捐助者则拿出将近9000万美元来影响总统和国会选举。他们躲避公众审查的方式是将资金注入一个由各种基金会和匿名政治团体组成的迷宫。

这种秘密体系就是简·梅耶（Jane Mayer）新书《黑钱》的主题。继承了一家总部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现在是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的工业控股集团的大卫·科克和查尔斯·科克（David and Charles Koch）兄弟是本书的主角。尽管这家企业是多元化的，但它的所有者的精力却在推进他们保守的政治议程上面。

梅耶这本书不单单是一部抨击野蛮企业的作品，而是直指科克兄弟背后的政治全貌。富有的保守派建立起了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转移给他们所青睐的免税政治事业。

科克兄弟已经拒绝为《黑钱》一书接受采访。据称，梅耶在2010年的《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他们的文章后，他们曾试图用涉嫌抄袭来抹黑梅耶。

马修·德斯蒙德《驱逐: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在2008年5月，德斯蒙德搬到了密尔沃基的活动住房停车场，之后住在北边贫困的出租屋里。那时德斯蒙德还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生，他勤奋地记录了这群面临驱逐的难民的生活：这些人支付了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作为房屋租金，但客观而言，这样的地方并不适宜人类所居。德斯蒙德本人的同理之心以及其严谨的调查研究将“剥削”概念重新引入贫困的讨论中，他展示了如何通过驱逐或监禁剥夺一个人的生活。

苏珊·法露迪《暗室》In the Darkroom
2004年，当法露迪知道与她许久不联系的老父亲做完了变性手术后，这段处于困境中的关系重新开始了。她的父亲暴力而充满矛盾，他是匈牙利大屠杀中的幸存者，里芬斯塔尔的狂热分子。法露迪的母亲目击了他捅死人的过程，并利用这一事件逃避支付生活费。在这本引人注目且内容详实的回忆录里，在新闻业中以女权主义闻名的法露迪，尝试与专制强横的父亲史蒂芬和解，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妇人斯蒂芬妮了。

法露迪曾经写过，“在当代文化中，你应该以人们自己所承认的身份去接受他们，变性者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绝对。”

然而，在父亲的新身份的问题上，比起应被尊重的事实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有待被探测的谜。法露迪由此挖掘了斯蒂芬妮的过去，发现了在大屠杀的丧失与毁坏中一个人的断裂。斯蒂芬妮甚至不是她父亲的第一个新名字，在他是史蒂芬·法鲁德之前，他还是伊斯特凡·弗里德曼，一对冷漠且自我放纵的犹太夫妇的儿子。这对犹太夫妇在布达佩斯一无所有，但在纳粹主义之下过活。法露迪知道，将史蒂芬的变性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太过轻率。然而，在父亲各种身份的断裂处可以找到它们之间隐秘的联系。她的父亲曾暗示过，女性保护“她”免受反犹太主义的影响。“每个人对我都很好。作为女人，我现在被更好地接受。”

“暗室”与斯蒂芬妮对其他身份抛弃的意图及强制销毁的作为相关，作者法露迪寻求理解自我改造的局限性，她提出“一个新的身份是否不仅可以起到补偿作用，而且还可以消灭他的前身？”

渗透或是清醒，法露迪的著作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到最后这似乎也不那么紧迫了。因为斯蒂芬妮多刺而独特的人性掩盖了人们对类别的关注。法露迪甚至开始理解了斯蒂芬妮的承担新身份的勇气，这赋予她一种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法露迪的父亲会告诉她一个打扮成匈牙利人的纳粹的故事，这个变装者从法西斯的箭十字党派救下了自己的父母。法露迪尚未完全相信这个故事，但她开始了解父亲的勇气。她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性别观念与她疯狂的父母相妥协，但她理解了斯蒂芬妮，这更为重要。

希沙姆·马塔尔《回归：父亲、儿子和故土》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
马塔尔的父亲贾巴拉·马塔尔是卡扎菲独裁统治时期的杰出评论家，1990年在流放中被劫持，后被移交给利比亚政权。六年后发生监狱大屠杀，贾巴拉是否在死亡不得而知，他只是从此消失了。在2012年春天，希沙姆·马塔尔回到利比亚。此时利比亚正处于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但内战尚未爆发的短暂和平时期。在回忆之外，这本著作充满了哀悼，对艺术慰藉进行了反思，还对独裁主义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