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杰：当前阿訇的清真寺职能担当
当前阿訇的清真寺职能担当
——唐世杰阿訇访谈
——唐世杰阿訇访谈
敏玉林：请阿訇谈谈你的生活背景和求学经历。
唐世杰：我的祖籍是东乡唐汪人，在太爷那一辈里，我的家族曾出过阿訇、军人、地方乡绅。到我爷爷这辈仅剩单传，但家道兴盛，是唐汪比较好的人家。到了1952年，我父亲10岁左右的时候，我爷爷归真了。在当时那个严峻的社会环境下，家里没有了顶梁柱，天就塌了。孤儿寡母被生活所迫，奶奶只得带着父亲离开唐汪，迁到了兰州，并在别人的介绍下改嫁给了人称“兰州爷”的马占彪。
“兰州爷”在兰州很有名望，是“苦芦湾”人里的领袖。苦芦湾人全是“筏子客”，就是从兰州金城关（今黄河铁桥附近）划着羊皮筏子往内蒙古包头运送货物的从业者，民间也把筏子客称作“河老板”。“兰州爷”马占彪没有子嗣，和我奶奶结婚后，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也照顾我父亲。“兰州爷”交游很广，尤其尊敬阿訇，可以说，当时兰州的所有阿訇都跟他关系很好，他时常把阿訇们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期间化解矛盾，调和关系，受到很多人的敬重。
我父亲从小记忆力好，虽然没上学读书，但自己认了不少字，还喜欢读书，什么“三侠五义”“古今传奇”，讲起来头头是道。当时他在兰州一家运输公司当临时工，由于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慢慢的又学会了开卡车，到后来，跑卡车搞运输就成了我父亲一辈子的职业。1964年左右，父亲结了婚，女方姓高，也就是我的母亲。
我是1966年出生的，7岁上了兰州朝阳村学校，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高中考到了当时的28中，也就是现在的“西北中学”。高中毕业后，因为一位阿訇的劝说，我进入了清真寺经学堂。
这位阿訇就是我后来的启蒙恩师：上海阿訇，兰州李家湾清真寺开学。上海阿訇是上海人，早年一位兰州的哈志朝觐回来经过上海时认识了他，并带到了兰州，之后念经、结婚，直到开学做了阿訇。1978年到1981年，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教门还没有完全开放，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去他悄悄开设的学习班念经。当时的局势虽然紧张，但上海阿訇不辞辛劳艰险，在不同地点开设了三四个学习班，蹬着一辆自行车，轮流着去上课。我经常去其中的一个学习班学习，阿訇也比较看好我，三番五次对我和父亲说过，让我读完高中后就去念经，甚至为了拖住我，还专门为我请了一套经，叫“鲁罕班雅尼”（《古兰经注》），这套经共有十多本。后来我和父亲答应放弃上大学，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如果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兰州爷”对于念经人的尊重和喜爱，从小就种在了我的骨子里头。
1983年，我进入兰州李家湾清真寺，跟随上海阿訇，正式成了一名满拉。李家湾清真寺在兰州算是个小寺，条件简陋，却因是上海阿訇开学执教，成为了人人投奔的名寺。当时与我一同前来念经的满拉，已经超过了80多人，全都挤在那么小的一座清真寺里。如果算上阿訇在教门未开放时期教过的满拉，人数可能是200多人。教门开放后，很多清真寺缺少满拉，都会向上海阿訇开口，分一些过去。可以说，80年代的李家湾清真寺，由于上海阿訇的存在，成为了全兰州的中心寺。
我在李家湾清真寺一共待了3年。这3年里，我打下了坚实的经堂基础学科功底。或许更多的收益，是在另一方面。上海阿訇因出身上海，因此有着很好的汉文功底，加上来自大城市，他的见识和治学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的西北阿訇。他是一个能将经典和现实结合起来的阿訇，他对社会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对待很多事情的观点比较灵活，能够纳新。在当时，上海阿訇的卧尔滋是很有名的，兰州市的阿訇谁都讲不过他，他的表达能力很强，可以说，能将一分的知识发挥出十分的效果来。同时，上海阿訇在兰州的阿訇们中间也是威信比较高的，比如有些派别、阿訇之间有些摩擦，当中的调节者必然是上海阿訇，他的话大家都能听，可以服众。他没有明显的教派意识，有胸怀，处事能顾大局，能把知识化成见识。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为兰州乃至甘肃的教门和谐都是做出过贡献的阿訇。现在回想，可能我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角度和视野。
1987年，我离开李家湾清真寺，又去投奔了被坊间称为“老人家”的岷县马璞阿訇。其中的原因是，当时马璞阿訇和“大曹曹”刘生华阿訇同在岷县清真大寺，刘生华阿訇是开学，马璞阿訇是二学，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两位阿訇之间闹了些不愉快，双双离开了大寺。离开后，刘生华阿訇经上海阿訇介绍，远走窑街清真寺当了开学。而马璞阿訇则在岷县虹桥清真寺出任教长，虽当了开学阿訇，但经堂里面却没有满拉。由于刘生华阿訇、上海阿訇、马璞阿訇师出同门，都在临夏喇嘛川周二师傅跟前学习过，出于这份同窗之谊，遇到难题后，马璞阿訇首先想到拥有丰富生源的上海阿訇。于是便向李家湾清真寺求助，希望分几个满拉过来。当时，上海阿訇派了四个满拉去了岷县，其中一个就是我。当然，还有几个同时也被派去了窑街，投入了刘生华阿訇门下。
马璞阿訇是岷县本地人，家道殷实，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富二代。他是个天资相当高的人，上海阿訇有一个评价说，刘生华阿訇的“尔林”是埋头念出的，而马璞阿訇却是玩着念出来的。他的治学风格、教学理念基本和上海阿訇相近，都是强调理解的类型。很有趣的是，岷县当地人给马璞阿訇取了个外号，叫周总理。意思就是他什么都知道，问啥都难不住他。而且他是个多面手，各种社会技能掌握的不少，会开车会修车，接电拉线也不含糊，甚至岷县南关大寺建修期间，他提出了不少方案和建议，如何设计怎么架构，他都能插手过问。这一点上海阿訇和刘生华阿訇都比不上他，他们在寺里是阿訇，到了寺外就两眼一抹黑。马璞阿訇讲卧尔滋和上海阿訇很像，一个问题，他既能放在教门的框架里阐释，也可以拉进社会的角度上分析，属于思想性的阿訇。
我跟随马璞阿訇学习了一年，之后便离开了岷县。回到兰州后，我没有回到李家湾清真寺，在家待了不久，问候过上海阿訇后，又被介绍到窑街“大曹曹”刘生华阿訇处学习，当时已到了1989年。相对于上海阿訇和马璞阿訇，刘生华阿訇的长处在于，讲经功力要比前两位扎实，也可能是性格使然，刘生华阿訇将更多的时间都耗在了经堂里，对于讲经外的社会事务，基本没什么兴趣。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在讲经的严谨扎实上，首推三个阿訇，他们分别是临夏堡子寺的马希庆(阿卜杜里罕夫勒)阿訇、临夏大西关清真寺的马学礼（阿卜杜）阿訇，另一个就是刘生华阿訇。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评价。所以我选择去他跟前学习，正是为了巩固讲经的功底。刘阿訇讲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陕西学派特征，一个是果园学派特征。因为马璞阿訇早年求学，长期跟随过两位著名的老阿訇，一位是临潭的“黎洮州”阿訇，一位是高家庄阿訇。这两位阿訇前者是果园学派（重理解、求讲透、大量讲经，涉及面广）集大成者，后者则是典型的陕派风格（重词法、语法、修辞，只讲一路经）。
我在窑街念了四年，后来刘生华阿訇被甘南合作清真寺搬去开学，因为那边的气候等原因，我没有跟着一起去。这四年，我在讲经上的提升非常快，可以说，既得益于前两位阿訇在理解和视野上的启蒙，也得益于刘阿訇严谨扎实的督促。
1992年，我辞别刘生华阿訇，离开窑街，再一次回到兰州。这期间又在两三个阿訇处蜻蜓点水般地念了几天，都没跟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兰州市中阿文学校。当时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传统阿訇都在反对阿语学校。我心里却想，你没进去过，不知道人家在干嘛，糊里糊涂地骂什么？二来也是清真寺生活过腻烦了，迫切地想换个环境，换个求学方式，于是不顾周边众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兰州中阿文学校。当时在中阿文学校教学的是王佐清和马去病两位老师，可以说，他们算是中国最早在民间开设阿语学习的老师。
1993年，我正式进入兰州市中阿文学校，成了一名学生。学习期间，从之前接受的经堂教育到新式阿语学校模式，接受过程也比较轻松。因为我之前跟随的阿訇在当时的经堂教育里面都拥有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比如在李家湾清真寺学习的时候，其中有个讲经阿訇大家可能都熟悉，就是青海的马有德阿訇。马有德阿訇师从于一代经师井口四师傅，与临夏堡子寺马希庆阿訇是师兄弟，所以在教学上是很先进的，而且阿语书写功底也十分深厚。再加上风格与之相近的上海阿訇，老人家阿訇等，可以说，当时这几位阿訇的讲经方式比当时很多传统型的阿訇要先进很多，因此我适应新兴的阿校教学方式，基本没有感觉到困难。但我在中阿文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其中的原因是，在阿校学习期间，身边的有些朋友同学已经有几个出国去学习了。当时才忽然发现，原来还有出国留学这么一条路。后来在突尼斯留学的两个同学与我联系商量，要我去突尼斯留学。与此同时，沙特麦地那大学也有人来中国招生，我通过朋友推荐参加了面试，可结果却石沉大海，什么消息也没有了。这时突尼斯的两位同学一直催促，没过多久便从突尼斯给我发来了一所大学的入学通知。我的心也飞起来了，办好护照后，很快买好机票，准备去突尼斯留学。可就在我快要出发的档口，沙特麦地那大学的通知也来了，我被录取了。于是我又改变行程，毫不犹豫的飞往了沙特阿拉伯。当时，我已经26岁了，按照麦地那大学录取学生的年龄标准，我已超出了一岁，后来我一直好奇他们怎么会录取一个超龄生。总之，感赞真主，一切全美都是真主的安排。
1995年进入麦地那大学后，先在语言中心学了一年，因为你要学习，必须先过了语言关，不然教授讲课，你什么也听不懂。然后本科四年，攻读阿拉伯语言文学系，四年后毕业。
在这一时期，我对之前学过的经典知识可以说进行了一个反刍。以前在清真寺里学到的东西就像块状的、碎片化的东西，硬邦邦地存在于你的身体里，可经过五年的出国学习，这些块状的东西开始慢慢被消化、被融汇、被吸收在身心各处，最后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清晰的认识。
从沙特麦地那大学毕业回国后，本来的打算是去广河阿校任教，因为当时已经与马维忠董事长有过这方面的约定，但由于真主的安排，这个约定并未实现，而是被丁目迪哈志介绍，前往临潭清真南大寺开学做了阿訇。
敏玉林：你从沙特麦地那大学毕业后，即回国做了阿訇，并且在两座清真寺六年任期中，获得了很大支持和良好口碑，可以说，你的阿訇生涯是成功的。请谈谈这个过程。
唐世杰：2001年，我回国并在临潭清真南大寺开上了第一个学，也是我进入阿訇这个社会角色的开端。可以说，临潭清真南大寺给我的不是一个平台，而是一份信任。当时他们决定搬我去做阿訇，谨慎些说，是在冒险。因为不光在临潭，即便在全国范围里，搬一个留学生当阿訇的情况，也是十分罕见的。他们没有在自己熟悉的系统里做选择，而是将这份信任放在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这不单需要眼光，更需要魄力。类似的情况，只存在于临夏新华寺，当时在新华寺开学执教的，是同样从沙特留学回来的祁学义阿訇。如果是一种借鉴的话，临潭清真南大寺的群众就是因为看到了临夏新华寺在祁学义阿訇的打理下，各方面都很不错，可能才有了向前迈一步，同样也搬一个留学生做阿訇的举意。可以说，这个举意，一方面是冒险，一方面也是创新。就这样，临潭清真南大寺在我的阿訇生涯中，扮演了一个伯乐的角色。
开学期间，临潭南大寺群众对我的拥戴爱护是无私的。当时寺里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按照极少部分因循守旧、思维保守的人的意愿，我应该是提前辞学离开的。但绝大多数的群众是愿意纳新的，是拥护我的。而我真正的社会人格的塑造，也可以说是从临潭南大寺开始的，寺里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多年在清真寺、阿校、国外所学到的知识，在南大寺这个包容的平台上得到了尽情的、毫无顾忌的发挥，如果从一个阿訇的身份开始回溯，那么临潭南大寺就是我阿訇身份被社会认同和自我塑造的源头。
临潭南大寺的群众文化底蕴深厚，接受能力强。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于一些从前没有听到的，比较新鲜的知识依然能够很快的接纳并消化，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很多地方的寺众，大部分都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可能也和历史土壤有关，临潭自古就是出大阿訇，扶帮阿訇的地方，因为见过的多，听过的多，所以视野本来就是大的，不狭隘，自然就不会产生排斥与局限。当然，阿訇的引导方式也十分重要。我开学三年，把“卧尔滋”演讲当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来完成，有满拉统计，在我的三年任期里，总共讲“卧尔滋”700多场，可以说，一年365天，除开假期，我有260天都在讲“卧尔滋”，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期间，如筛海格尔达威的有关伊斯兰“中正思想”方面的著作，我做过一个系列演讲，系统地讲完了这方面的论述。一个清真寺对阿訇最大的支持不在其他方面，而在他们能跟上你的思想，接受你的理念。我对南大寺的作用，并不是培养了多少满拉，而是培养了一个清真寺群众的观念和意识，打开了从前较为封闭的视野和胸怀。在我的理解中，这才是阿訇最大的本职。而不是到最后阿訇走了，满拉走了，哈宛提依然是从前的哈宛提，没有一丝改变。某种意义上，这种开学是失败的。
总之，我和南大寺的关系，就是一个好阿訇遇到了一群更好的哈宛提；一个好媳妇儿嫁给了一个更好的婆家（笑）。在传统的观念里，阿訇是高高在上的，和群众有一定距离的，群众只能仰视阿訇。但我在南大寺开学期间，除了阿訇身份，做好阿訇的身份职能之外，还跟每一个哈宛提都是亲密的兄弟、朋友关系，我们可以互相诉说遇到的困难，生活中的琐事。这样的关系处理，完全打破了阿訇只能远观，不能靠近的老套路，让哈宛提认识了一个接地气的阿訇，看清了阿訇也是有感情的人。
2004年，我在临潭南大寺任期圆满。真主的安排，辞学后又被兰州李家湾清真寺，也就是我的本折麻提搬请，开始了第二段开学阿訇生涯。这个阶段的开学也很愉快，和临潭一样，是个很好的平台，基本能将自己的所学所想尽情发挥，并在兰州市范围里，“卧尔滋”宣讲有了很好的口碑。平平稳稳地又过了3年开学生活。
敏玉林：从兰州李家湾辞学之后，你进入阿校当起了老师，并在讲台上一晃十年，我想知道，你的自我转型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唐世杰：两任六年的开学阿訇生活，让我分别接触到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乡村部分和城市部分，虽说环境不同，但有一点却差别不大，那就是穆斯林人才的凋零和匮乏，这个现象曾一度让我陷入过忧虑，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振兴教育。而阿语学校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专属穆斯林的教育形式中最先进的，基于这个思考，从李家湾清真寺辞学后，虽有其他的清真寺搬请，但我还是选择了进入阿校，站在民族教育的第一线。
当然清真寺也在培养满拉，可我自己就是从清真寺出来的，我知道清真寺教育的局限所在，我们这一代的满拉花了七八年跟随一个阿訇学习经典，但最后出来的效果，依然是碎片化的知识结构，没有层层递进的学习机制。你换一个阿訇继续求学，可能只是在重复之前的学习内容，在知识构成上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我的学业基本可以说是在沙特麦地那大学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之前十年学习的东西在留学的五年间才被消化和融会贯通。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求学者在求学之初，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机制是个很迫切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着你未来的知识构成。而阿校的教学模式在既有的范围里，可以说是首选，也不需要你去改良增删，直接执行，踏踏实实做好教学工作就可以了。
敏玉林：宏观上讲，清真寺阿訇和阿校老师都是教育者，但又存在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
唐世杰：单从教学上来讲，可能老师需要具备的教学素质要更高一些吧。因为受众不一样，清真寺的满拉在汉文化方面处于匮乏甚至空白状态。但阿校的学生大多初中毕业，也有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参杂其中，这就给老师的授课提出了一个相对有难度的要求，起码在上课之前，你需要细致的备课，有一个讲课的思路，授课内容要在一个系统里走，而不是想到哪讲到哪。教学讲求专业，对一个问题，你必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在很多阿訇给满拉的讲经过程中，这些基本都是缺失或者缺陷。阿訇可以解决实际发生的事情，老师却需要在学科造诣上有所能力。
敏玉林：你在清真寺开学6年，在阿校任教13年，但现在别人称呼你依然是“唐阿訇”而不是“唐老师”，这反映出社会更加认可你的阿訇身份。所以我还是想和你谈谈更多和阿訇相关的问题。比如，阿訇之于清真寺，回到最朴素的根上，究竟担负着怎样的职责？
唐世杰：历史当中，清真寺的功能很庞大。如在穆圣*时代，是文化、政治、经济的方针制定中心。到后来，这些功能都在慢慢退化，一直到现在，基本就只剩礼拜念经的功能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阿訇依然担负着引导一个清真寺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责任。也就是说，穆斯林大众该有怎样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操守，该以怎样的姿态融入社会、面对生活，阿訇都应该做出引导和解释。另外就是教育职责，阿訇在一个清真寺开学，兴办经堂教育和业余学习班，传播伊斯兰精神和文化，是最基本的责任。
归结下来，阿訇在清真寺所担负的责任核心有两项：引导群众，兴办教育。
敏玉林：我四处奔走了很多年，经常聆听当地阿訇的沃尔滋。后来思考，大致可归为三类，1：毫孔细节，大小净的成坏、婚丧嫁娶当中的应对事宜；2：劝善戒恶，在大众的个人功修上，孜孜不倦；3：教派问题，对与自己在枝节上有所不同的教派大加挞伐，以正统自命。归纳一下，第1个阿訇侧重今世生活的琐碎，缺失大义；第2个阿訇偏重后世，没有现世建设；第3个阿訇热衷攻伐，替真主断人归宿。
可对于一个穆斯林的健全人格形成没有只字片言。比如个人功修和社会功修的平衡，教门人格和社会人格的统一，今世生活和后世归宿的辩证关系等等。甚至连出了寺门，如何健康融入社会，如何给身边的朋友邻居、教外的朋友树立美好的穆斯林形象等问题，也很少有阿訇宣讲，对这个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唐世杰：是的，这种现象比较普遍。这种宣讲方式，其实对伊斯兰的精神和形式都没有表达明确。这种现象也反映出我们的阿訇在学养和见识上面的缺失。在这方面，当下的阿訇反而跟不上以前的那一批老阿訇。老阿訇们在个人操守方面要比当代阿訇强出很多，身正为范，只有自身趋于完善，引导和教化才是彻底的。反观当代的阿訇，自身的操守和教门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知识没有化成见识，见识更没有内化成智慧。伊斯兰对于信众的指导，阿訇自身没有领略透彻。甚至由于理解上的不足和偏差，还存在着部分误导。而这样的阿訇，在当前的中国穆斯林社会，占据着很大的一个比例。还有一部分阿訇不作为，可能他也思考到了一些问题，但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他选择沉默，不对一些现状进行发言和矫正。
所以，有些阿訇是不作为，有些是乱作为。回到根上，还是阿訇的学识问题，自身的认识出现了不足和偏差。只抓住一些形式和细节，却没有触及精神和宗旨，最后导致了教条主义。
敏玉林：阿訇是一个社区的精神向导，面对当前的穆斯林社会现状，阿訇应该如何引导民众？“卧尔滋”应该怎么讲？
唐世杰：我也和其他阿訇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是中国人，同时我们也是穆斯林，要有这个身份认同。鉴于这个文化上的双重身份，阿訇需要传递的理念是在做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同时，要对我们的信仰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
其次，这是个因地制宜的问题。阿訇的宣讲内容应该取决于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样的引导。也就是说，一方地域的具体缺失和不足决定了阿訇的宣讲内容，阿訇应做到对症下药。在当下社会，穆斯林群体的缺失就是在社会建设上的缺席和沉默。我们没有融入身在其中的社会大家庭，而是在闭门造车，裹步自足。可能也和穆斯林自古以来的心理认同有关，我们一直处在边缘民族的自我定位上，认为历来就是客居身份，融不进大环境，并将这种心理当然化。所以当前的阿訇们应该纠正这种心理，要大力的宣讲，我们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华民族的主人之一，是人民的一份子。既然是主人之一，那么我们就要思考，如何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去，并且利用自身的文化传统做出特有的贡献。伊斯兰与任何社会结构都没有矛盾，穆斯林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缺席，只是因为我们未将自身所负的文化能量发挥出来。这就是当前阿訇应该指引和宣讲的，把正能量挖掘出来，普及给大众，让责任、担当、建设进入大众心理，并带领大家思考和实践。
阿訇们的“卧尔滋”宣讲，不能偏斜侧重，而是兼顾伊斯兰信仰的恒定价值和一时一地的当下价值。恒定价值可以说从几十年前老阿訇们就在讲，但这并不是说当下就可以忽略，还是需要讲，要讲出宗旨和原则。其次就是在当下的社会担当问题上需要引导穆斯林大众。要警惕教条主义，不能死板硬套。很多在阿拉伯国家可行的教法规定并不适合于中国穆斯林社会，我们是少数民族，教法的前面还有国法，两相权衡，首遵国法。因为穆圣*曾说：“你们给人容易，不要使人困难；你们给人报喜，不要予人惊吓。”可以说，在中国信仰，这该是阿訇对穆斯林大众宣讲的一条准则。但目前的现实是，我们很多阿訇是怎么难、怎么严格怎么讲，好像讲的越硬，这个阿訇的教门就越好，其实完全错了，穆圣*还说：“你们警惕教门当中的极端、过分。”比如在穆圣时期有这样一件事：有次邦达（晨礼），伊玛目领拜念的《古兰经》文特别长，导致一部分跟拜者跟不住，退出了众礼，一个人做完礼拜后走出了大殿。后来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这位领拜伊玛目，伊玛目听说后找到那位退出者，然后拉着他去穆圣跟前评理。结果穆圣却对这位伊玛目说：“是你错了。”伊玛目经过思考终于明白，前来礼拜的人中有做生意的、家里有病患需要照顾的、要出门远行的……如果时间太长，生意人可能耽搁了买卖，而一家人却在靠他吃饭；家里有病人，可能因为长时间无人在旁而发生变故；出门远行的或因耽误时辰而在天黑前赶不到奔赴的终点，最后露宿在沙漠。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了解：教门，是给人容易的。这就需要阿訇在卧尔滋宣讲中把握尺度，透彻地给穆斯林大众“优先选择”的智慧。什么最重要讲什么，什么是当务之急就引导什么。而当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引导穆斯林大众如何积极健康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被边缘化。
敏玉林：我们找个具体的现象。有些穆斯林较为众多的地方，大家的教门都非常好，五功课业没的说，个人功修完成的很好，但令人遗憾的是，走出寺门，社会秩序却十分糟糕，交通混乱，摆台设点占去了半个街道，垃圾遍地，牛粪羊粪鸡粪全都摊到马路上晒，城市形象就是居民的形象，外地游客进来一看，肯定留不下什么好感，到时蒙羞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穆斯林这个名称。这当中，作为社区生活的引导者，阿訇有责任吗？
唐世杰：当然有责任。伊斯兰的主命功修分两种：个人和社会。这两种功修是互为表里的，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做好平衡，那都是对伊斯兰精神的误解和狭隘化。当前的情况是，阿訇们在大众的个人功修方面讲的很多，但对于社会功修却基本没有做出应有的宣讲和引导。这就造成了一种偏差。个人功修是内化的，而伊斯兰强调入世，因此，内化的东西要具体外化到社会生活中去，这样一来，教门的指导意义才能发挥作用。当前的阿訇只强调功修，却忽略了功修的意义。功修的意义，就是提高和完美人的道德品质。因此可以说，功修越好的人，他的道德品质也就越高，进而外化出来的社会行为操守也就越好。比如礼拜，《古兰经》中说“礼拜是为了禁止人们做丑恶之事”，这是礼拜的目的，但现在很多人在礼拜，但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礼拜在清真寺，五番不缺，但走出寺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达到反思和敬畏之后应该达到的目的，功修和功修的意义完全脱节。就像一颗大树，个人功修是根，是基础，只有在坚固的根的基础上，树才能茁壮，才能开枝散叶，才能结出果实，而这个果实，就是社会功修。因此，信仰、功修、品德就如树根、树干、果实，三者一衣带水，不可分割。树要茁壮，果实累累，必须有坚固的树根。而当下的普遍情况是，我们履行的功修就是一棵光秃秃的树干，无花无叶，像一根电线杆。或许也和阿訇们的学识素养有关，教门被狭隘地锁在了清真寺里面，对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信仰指导反而缺席，导致精神和行为上的脱节，接着就出现清真寺里是一个人，出了寺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情况。对于阿訇还是穆斯林大众，这都是一种悲哀。
敏玉林：用简单的话说：把你的家门口收拾干净，清除阻碍行人的东西，就是教门？再说深点：尊重他者，履行力所能及的公道正义，都是教门，都是阿訇需要给穆斯林大众宣讲的内容？
唐世杰：有个人去问穆圣：“什么是伊斯兰”。穆圣知道这是个极为“拜嗨里”（吝啬）的人，于是说：“给穷人舍散就是教门。”，还有一个人问穆圣：“你告诉我，如何才能进入天堂？问完你之后我再不问任何人，我就要践行你的回答以进天堂。”穆圣知道这个人脾气不好，便回答：“你不要发怒。”此人再追问：“我问的大事情，你怎么回答的如此简单？”穆圣接着又说：“你不要发怒”接连三遍。穆圣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因为人在发怒的时候，会丧失理智，接着就会干出不当之事，这是违背穆斯林应平和优美的处事原则的。从穆圣的回答方式上可以得到启发，就是阿訇的宣讲一定要针对病灶，直接明了。不能迂回含混，躲避现实。
敏玉林：完善五功，是个人功修，是私德。维护大众秩序和社会正义是社会功修，是公德。那么在伊斯兰的框架中，对于公德有怎样的要求？
唐世杰：要求非常高。因为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人是大地的代治者。这个代治，就是公德（社会功修）的实践。安拉是所有完美属性的集合。人类的代治过程，就是履行和学习安拉的众多属性的过程。也可以这么说，在人类的社会事务当中，一切合理优美有益社会的事物，都是伊斯兰强调的社会功修，都是鼓励人们投身进去，积极参与和建设的。
敏玉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无论从世界外部，还是中国内部，穆斯林都亟需正面表述自身形象，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履行基本的社会公德外，穆斯林还需在哪方面有所努力，才能于教门、于社会都有益处？
唐世杰：比如说，穆斯林的阿訇、学者、官员，以及普通人群，这都是穆斯林这一总和概念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不一样，所以体现方式也不一样，要求也就不能一刀切，而是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做尽可能的阐释和努力。如民族干部官员，正确客观地对待和处理宗教事务便是于国于教都有益的；作为商人，打交道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这时候基于信仰的诚信（安玛南）就十分重要，在穆斯林之外的群体中体现穆斯林人格，就是对伊斯兰的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讲，商界穆斯林承担的作用很重要，他们的社会交际面更为广泛，因此他们的社交行为效应便更加具有普遍效果，做一个诚信不虚的商人，在正面表达了穆斯林形象的同时，也阐释了伊斯兰“安玛南”精神；而我们的学者，不管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都在著书立说，他们的责任，就是尽力的表达伊斯兰的真面貌，正面表述真实的信仰，这份责任是普通大众无法完成的，需要学者们担起来，而不是把目光和精力放在一些毫无价值的社科项目和八股学术上；阿訇的责任更是不言而喻的，是主力群体。阿訇的努力需要全面，是整体性的，在穆斯林社会的生活细节和信仰整体上都需要做出引导和把关，不能死板教条，不能断章取义，不能非此即彼，不能攻伐分裂，不能舍大义而追末节；最后是我们普通的穆斯林信众，我们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友善邻里，团结教外，多学习知识，全力培养下一代接受良好教育。
敏玉林：请你以阿訇的身份，结合当前的社会状况，穆斯林生态，说一说你的思考。如果归纳一下，你认为当前穆斯林社会存在哪些问题，又需要阿訇们提出和解决哪些问题？
唐世杰：这个问题，我大概总结出以下几条。
重视教育：看看我们的周围，其实不难明白，我们这个群体的滞后，很大原因是因为远离了基本的社会教育。一个没有教育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希望在少年，少年强则族强。那么，看看我们的孩子，都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从邻居，从亲朋，从饭馆的洗碗池前，从屠宰场里洗杂碎的小手上，从城市工地的水泥堆旁，从半夜呼啸而过的赛车党里……这些都是碎片，可碎片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整体。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的孩子，穆斯林的孩子们在本该端坐于教室课桌前的年龄里，成批成批的被放逐在挣钱养家的第一线上。前一代人这样过来了，上一代人这样过来了，这一代人也这样过来了，下一代呢？也打算就这么过去？经济建设是很重要，但不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实践。这样的方式只能让孩子在挣得几个微薄劳资的同时，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未来埋下祸端。在牛肉面和羊杂碎的世界里，没有群体振兴的契机。洗碗池和水泥堆，也无法带动一个民族的经济强盛。
这些我们都明白，可为什么不去改变呢？所以阿訇们应该多呼吁，积极关注穆斯林群体的未来，把古兰精神落到实处。对自身，对身边，对一切能够尽忠的地方积极发出倡议，让孩子走进学校，让知识回归穆斯林，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消极辜负，首先接受清算的，会是阿訇。
经济建设：放弃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式的获利手段，让孩子走进学校。把养家糊口，建设经济的担子担在我们自己身上。为自己的今生耕耘优质的生活，为穆斯林群体的未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有好的机会和项目，不要忘了身边那些无助徘徊的人，帮扶一把，给他人一个机会，或许在造就了未来的一个成功人士的同时，你也将收获他的好杜瓦和真主的喜悦。你帮他，他再帮别人，一个良性的经济体稳步循环，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穆斯林之间的本质关系，不正是这样的吗！
现实远远要残酷的多。我们更多见到的是互相拆台，左右放水，你富有了我就不痛快，身边全都寒衣薄饭，唯独我家锦衣玉食，这样才能彰显我的能够，挥洒我的骄傲，如果人人抱着这样的阴暗心态，穆斯林社会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最多，只是里面站着几个趾高气昂的暴发户而已。这不是穆斯林的操守，更不是伊斯兰的财富观。
好好在今世努力，用端庄的举意获取真主的财富，扶帮你的教胞，支持社会的正义事业，你获得的将是两世的幸福。
扶贫济困：真主说：富人的财产里有穷人的权利。伊斯兰的天课制度是博爱精神的最彻底实现，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最具权威的。真主命令我们在崇拜他的同时，也爱护、帮助身边那么些无法无力的人群。如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生活困顿的穷苦人家、无力医治的大病患者、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等等，中国文化中有“兼济天下”的道德要求，而伊斯兰更是将“扶危济困”上升到了信仰高度，一个人的信仰品级完全体现在他的生活操守里，见死不救，见义不为，见苦不济，这类人的信仰品级能高到哪里去，唯真主知道。
伸出你的仁爱之手，常行善事，常履善责，方为真信士，方不负教门“敬主爱人”的核心主旨，让每个穷、苦、病、难面带喜悦，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吗？穷人喜悦则真主喜悦，穷人的杜瓦真主会应答。
团结友爱：穆斯林是一个“稳麦”，一个“信仰共同体”。不同肤色、国度、地域、教派就如一个躯体上分别有手足五官，其赖以生存的根系却是无法分割的。因此，穆斯林的原初形态就是紧密团结的一个整体。《古兰经》说：“你们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离”。如此鲜明的启示，我们做到了吗？我们还在为教派的分歧互相攻伐吗？我们还纠缠在细枝末节上，拉伤着唯一的根吗？我们还为自己渺小的有限的理解而抛开了经训的教诲吗？
反思对穆斯林社会来说，已迫在眉睫。团结对一个散沙般的群体，是重生之道。友爱会让一个群体的信仰得到最好的诠释。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接续骨肉，善待邻里，尊重他者，用信仰的标尺履行穆斯林的处世之道。
构建和谐：督促自身和下一代学习有益的知识，积极投身于今世幸福的营造，在自身幸福的同时也兼济身边的贫困人家，尽最大能力去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人群，将伊斯兰精神做出最好的阐释和实践。
当我们，当所有穆斯林同胞们都做到上述要求的时候，一个和谐的穆斯林社会也将来临，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也将大大提升，进而为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和谐构建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些理应成为所有穆斯林的共同追求，因为，真主喜悦一切优美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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