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家虎嵩山阿訇用阿拉伯文和汉文书写的抗战卧尔兹。伊文摄

　　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北京牛街礼拜寺。

　　和平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和平传入中国。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波斯贡使和商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将伊斯兰教和平传入中国。

　　651年(伊斯兰教教历3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到华通好，正式架起了阿拉伯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史学界大多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留居华夏的穆斯林居住在长安(今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他们恪守伊斯兰教，成为中国境内最早的穆斯林。

　　宋朝海上贸易发达，前来中国的穆斯林人数超过唐代。来华外国穆斯林或聚集在“蕃坊”内，或与汉人杂居。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有的人读书应试，有的与汉人通婚，在中国繁衍后代，出现了“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在他们聚居的区域——“蕃坊”内，按照政府的命令，设有由中国政府任命、由“蕃人”担任的蕃坊长。蕃坊长负责管理蕃坊内的事务，并负责招徕蕃商入贡。他们在居住区建立清真寺和公墓，广州的光塔寺、泉州的怀圣寺、扬州的仙鹤寺、杭州的凤凰寺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四大著名清真寺。996年，来自中亚的两位筛海(著名宗教学者)建立了北京牛街礼拜寺。

　　9世纪至13世纪，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建立哈喇汗王朝，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对中亚及新疆的伊斯兰化产生很大影响。新疆及中亚的地方政权多实行政教合一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伊斯兰教法为根本法规。宗教上层人物如谢赫、毛拉、卡迪，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它们有时通过武力传教，使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是哈喇汗时期重要的文化典籍。

　　元代，中国伊斯兰教迅速发展。成吉思汗率军征服中亚和西亚，建立起地域辽阔的大帝国，数百万各族穆斯林前往中国内地，使中国穆斯林人数大大增加。他们居住在中国江南、西南、西北、中原，清真寺遍布各地穆斯林居住区。今北京、南京、西安、广州、杭州、泉州、昆明、青州、济南、定州、漠北哈喇和林，以及新疆、甘肃、宁夏等地，都建有清真寺。部分地区的清真寺实行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负责的“三掌教制”。

　　穆斯林活跃在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舞台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元朝，在中央政府担任丞相、平章政事的穆斯林有14人，在地方担任丞相、平章政事者有32人。穆斯林在服官、科举、荫叙、刑法及私有兵马方面，享有高于汉人和南人的地位。元朝政府设有“回回掌教哈的所”，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务，还特设回回国子监掌管教育，司天监掌管天文历算，广惠司管回回药物。穆斯林积极学习汉文化，出现了一批在诗歌、绘画、音乐、哲学等领域颇有造诣的文人、学者。元大都(今北京城)及今北海公园的设计者，都是穆斯林。

　　明朝，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进一步增加，分布面进一步扩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先后形成。在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在与印度文化、波斯(伊朗)文化、突厥文化及内地汉文化的交流中，在与佛教、祆教及当地居民的原始萨满信仰的交锋中，借助于新疆地方政权的军事力量，缓慢地传播、发展，逐渐使这一地区伊斯兰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先后信仰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宗教教育等方面逐渐体系化、制度化、本土化。明朝中后期，回族等民族开始通过经堂教育培养宗教职业者，稍后出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展的，协调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汉文译著活动。

　　明朝政府出资修建了一些清真寺，明太祖御书《百字赞》以褒扬伊斯兰教。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明政府采取措施，引导伊斯兰教与中国的正统文化保持一致。

　　穆斯林在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常玉春、胡大海等人为明朝建国立下赫赫功绩，冯胜、沐英、蓝玉、麻贵、达云等人为明朝西南、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开发作出很大贡献。善于经商的各族穆斯林活跃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穆斯林开办制药业、制香业、制瓷业等，并在天文、历法、医学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明朝《回回药方》的流传，大大丰富了中医的本草学。明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对外交流活动——郑和下西洋，回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携带丝绸、瓷器等中国特色产品，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随郑和前行的人员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西安清真寺的掌教哈三、阿拉伯语翻译及穆斯林学者等。郑和本人出生于回民家庭，他的父亲曾经前往麦加朝觐，成为哈吉(完成朝觐功课者)。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礼仪制度、宗教派别等更趋定型，特点更加明显，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尤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清初，北京有人密告回民聚众谋反。康熙皇帝查明系穆斯林斋月履行宗教功课，颁降圣旨，禁止各地诬陷回族。现在，北京牛街清真寺还存有木制圣旨牌。

　　近代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得以恢复并继续发展。中国穆斯林投入爱国运动中，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各族穆斯林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建立，开始培养各族穆斯林的宗教人才。

　　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的伊斯兰教

　　当代，伊斯兰教在中国仅仅是一部分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是少数人所信仰的宗教。目前，中国有2300多万人信仰伊斯兰教。另外，还有为数很少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傣族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被称为汉回、藏回、蒙回和傣回。

　　穆斯林大多居住在民族自治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大多居住在新疆，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其民族文字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其民族文化受中亚伊斯兰文化影响较大。这些民族的先民历史上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或摩尼教、祆教、佛教等。今天，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这些宗教，尤其是萨满教的遗俗。

　　保安族、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撒拉族多分布在青海和甘肃。60%的回族人口聚居在西北各省区，另有300多万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回、撒拉、东乡、保安4个民族使用汉字。这4个民族在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前就信仰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形成有重要的凝聚作用。回族、保安族、东乡族及撒拉族，由于与汉、藏、蒙古等民族往来密切，受到周围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儒、佛、道思想影响。

　　中国伊斯兰教现在约有3.9万处宗教活动场所，包括清真寺、道堂、拱北和麻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居住区。其中，新疆的宗教活动场所最多。各大宗教活动场所都有穆斯林自己的民主管理委员会。

　　中国伊斯兰教现有5.6万多名教职人员，包括阿訇和毛拉。他们有丰富的宗教知识，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其中一些人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积极参政议政。

　　目前，有中央及省、市、州、县级伊斯兰教协会520个，有培养宗教人才的伊斯兰教经学院10所，分别设在北京、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昆明、郑州、沈阳等地。有些地区的清真寺也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展经堂教育，培养宗教接班人。

　　中国穆斯林90%以上属逊尼派，少数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人属什叶派。但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坚持逊尼派教义的同时，也受什叶派及苏非主义影响。现有格底木、伊赫瓦尼、西道堂、赛莱菲耶等教派，有哲赫林耶、虎夫耶、嘎德林耶和库布林耶等门宦，门宦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很大。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之间关系比较融洽，能够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中国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很融洽。

　　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思想方面，积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穆斯林把对安拉的绝对崇拜与对国家的认同有机结合，在历史上提出“二元忠诚”的思想，忠于主、忠于君，强调敬主、忠君、孝亲具有内在一致性。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有机结合，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解释伊斯兰的念、礼、斋、课、朝五项功课;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无极、太极、理气、阴阳、五行、性命等，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当代穆斯林坚持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中国伊斯兰教通过教坊组织传承。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围寺而居，组成穆斯林社区(乌玛、哲玛提)。其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深受伊斯兰世界观的塑造和影响。穆斯林与清真寺联系密切，清真寺是其社区中心和精神家园，其宗教生活(礼拜、斋戒)离不开清真寺，节庆活动、婚丧嫁娶也离不开清真寺。教坊是回族等穆斯林自发形成的，以清真寺为中心、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地域性宗教组织。它是在穆斯林因集体礼拜和特殊的饮食、婚丧习俗的需求而修建的清真寺的基础上，以地缘为基础，以宗教信仰为纽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坊是松散的民间社区，教坊穆斯林恪守伊斯兰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习俗，遵守国家法律，接受国民教育，参与公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

　　中国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开展宗教教育。经堂教育始于明朝中叶，由陕西回民胡登洲创立。在清真寺设立经堂，聘请教师或由阿訇任教，招收男青年学习教义、教法、阿拉伯波斯语言文字、语法、修辞及宗教经典知识。同时，向普通穆斯林传授基本知识。师生的费用由清真寺周围的回民负担。在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聚居地，以宗教院校教育为教育的基本形式。自10世纪以来，历史上，新疆历代地方政权扶植伊斯兰教，创办伊斯兰教的高等经文学校，或者在各清真寺内附设独立的“麦德莱赛”(宗教学校)，其教学方法、授课内容、管理方式具有中亚伊斯兰教的特点。

　　在教派方面，200年前，中国伊斯兰教开始本土化，产生教派与门宦，在新疆地区还有伊禅派。格底木是老教，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伊赫瓦尼产生于清末民初，主张尊经革俗，简化礼仪;西道堂产生于民国时期，注重道堂集体生产、生活，重视教育;门宦是苏非主义与中国宗法制社会结合的产物，重视门宦负责人的权威和超常能力，内部联系较为密切，注重五项宗教功课以及五功之外的宗教修行，崇奉门宦负责人，重视拜谒已故门宦领袖的陵墓与道堂。

　　伊禅派具有苏非派的神秘色彩，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和等级制度，导师伊禅指导求道者修行;重视直觉体验，注重在道堂(罕尼卡)内静坐、念诵“齐克尔”。信徒们围坐在道堂内，或高声、低声诵念，或默默念诵，有的伴有一定的动作，有的借助于音乐和舞蹈来完成其修道仪式。每个派别有严格的修炼方式和传承制度。伊禅常常被神化，受到信徒的拥戴。其生前指导信徒修行，主持宗教活动，死后陵墓所在地成为麻扎，受到信徒的拜谒。

　　中国伊斯兰教主要为10个少数民族所信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对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伊斯兰教的文化、思想、制度转化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10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等民族受中亚伊斯兰教影响大，反映在清真寺、麻扎等建筑，多采用中亚式尖拱形洞式门窗、穹窿式圆拱屋顶等形式。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少数民族，由于自身特点不一，其伊斯兰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也各具特色。如维吾尔族穆斯林除正常去清真寺礼拜外，在南疆及哈密、吐鲁番一带，还盛行朝拜麻扎的习俗。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传统以游牧生成生活方式，由于长期生活的流动性及居住的分散性等原因，很少修建固定的清真寺。老年人礼拜等宗教活动大多在家里进行，其信仰程度不如农区定居的穆斯林那样虔诚。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的回族的伊斯兰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本土化的现象较为突出，特别是在教理上，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特殊的教派和门宦制度，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同汉地庙宇的殿堂式建筑类似，表现出宗教的民族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