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1916年10月出生于临夏州和政县牙家嘴村一户农民家庭，早年投身革命。

　　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牙含章作为甘南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秘书和翻译，在拉萨哲蚌寺朝佛研经。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就说服、告辞嘉木样活佛，用嘉木样活佛赠予的100块银元，转道印度、新加坡、香港抵达汉口、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甘宁边区陕北公学学习，并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2月从陕公总校结业，牙含章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从事民族问题研究。1941年，他与李维汉、刘春共同编写了关于回族问题的专著，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也是我党第一本马列主义民族学专著。1940年，他受西工委委派，化名马尔沙，先后参加“延安回民救国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参与这两个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理事。1941年5月，中共中央组建调查研究局，任命牙含章为该局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副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内部和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时的牙含章也不过25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7月，受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委派，牙含章同高健君一起到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他先后担任陇右工委委员、少数民族工作部长、游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1946年7月至1949年8月，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3年中，牙含章勇敢机智地转战陇西、渭源、临洮、岷县、卓尼等18个县，每次都有群众掩护得以突围脱险。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陇右工委这支地下武工队发展汉、回、东乡、藏等各民族共产党员5000多名，游击队3000多人，为迎接解放军解放甘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期间，还发展了原“甘南民变”副司令、藏族活佛肋巴佛金巴嘉措·贡却丹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临夏解放时，甘南夏河县还属于临夏分区管辖，牙含章利用他早期与夏河县保安司令、藏族首领黄正清的良好关系，只带领解放军一营官兵就和平接管了夏河县。随后，他被陕甘宁政府任命为临夏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这时的牙含章33岁，党组织派他来不光是因为他出生本地熟悉情况，更因为他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严峻的革命斗争考验锻炼，已经做出了卓著的工作业绩。

　　1950年4月牙含章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1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副代表。范明、慕生忠带领先遣队先期入藏，护送班禅和驻班禅行辕代表处的工作全由牙含章负责。1951年12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政府欢送班禅返藏，警卫部队、进藏干部和后勤辎重赶驮队农牧民群众总共4000多人从西宁出发，牙含章率领他们在没有公路的千里雪原上艰难跋涉。赶到香日德时连降大雪，听到有人说唐古拉山已经大雪封山的消息，急切行军的大队人马进退不得。牙含章沉着镇定，与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反复研究分析，做出尽快赶路争取宝贵时间的决断。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同日实现了班禅大师和达赖喇嘛分离30多年后的第一次历史性会见，为驱逐外国势力对西藏的渗透和捣乱做出了贡献，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牙含章编著的《中国无神论史(上下)》

　　为了进一步粉碎外国势力和西藏上层极少数当政者歪曲西藏历史、鼓吹西藏独立、反对解放军进藏的反动谬论，牙含章利用他精通藏语藏文，了解西藏历史和藏族社会的特长，查阅大量藏汉两文历史古籍，寻约一些资深喇嘛深入交谈讨论，收集到大量宝贵的资料编撰成书，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紧接着，作为西藏工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他，又身体力行地组织领导了对西藏社会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参与撰写了《西藏农奴制度的初步分析》一文，揭露了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残酷和野蛮，论证了西藏人民必将推翻农奴制度这一历史发展的铁定规律，为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7年牙含章不幸患了鼻癌，但在党的关怀下奇迹般治愈，之后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大病之后的牙含章更加忘我地工作，先后在民族形成问题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上，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并写成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一书。1964年9月，牙含章被调任内蒙古大学担任副校长兼蒙古研究室主任，1978年7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民族研究所所长。这时他已经60多岁，还患有高血压，可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不仅写成了《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陇右地下斗争》等著作，还不断奔走联络全国30多位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一起苦干多年，完成了由他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这部8卷本的科学巨著。这本书稿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不到4个月，牙含章就于1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3岁。

　　牙含章逝世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电讯通稿，报道说，“牙含章同志在西藏工作和从事藏学研究中，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995年10月31日《西藏日报》整版刊登了王鉴的回忆文章《一片冰心几多情——忆牙含章同志》。2016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了主题为“中国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纪念牙含章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肯定牙含章同志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016年年底，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正清和郭晓梅撰写的40万字《牙含章传》一书，详细记述了牙含章传奇的一生，并介绍了他在民族问题理论、宗教学和藏学领域的学术贡献。

　　牙含章同志到晚年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情十分浓烈。1985年6月和1987年5月，他两次用毛笔题写书信寄语临夏：“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建设幸福的新河州(即临夏州旧称)”。

　　牙含章同志虽然离开我们近30年，但似乎他并未远离，人们依然深深怀念他……

　　(作者：杨元忠 系中共临夏州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