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股政治思潮，它主张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实施伊斯兰教法，进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实际上，纳伊姆的理论正是抵制这股政治思潮的产物。他认为，这股思潮是一种危险的假想，既同沙里亚的本质相矛盾，也违背了国家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确实要以国家强制力来推行伊斯兰教法，那么必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法学史上存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4)

　　纵观伊斯兰教法学的发展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在公共政策、立法等方面的意见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如果国家要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那么国家机构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从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中去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观点同样是合法的，但现实中并没有普遍协商的标准，也不存在特定的机制对不同学派的观点进行裁决。况且，除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外，不同教派对于具体问题的认知也存在差别，尤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差异最具代表性。因此，纳伊姆警告说，一旦将教法作为法律来适用，那么教法就不再是教法，因为它变成了国家的政治意志，而不再是伊斯兰的宗教律法。现代国家任何对教法的法典化行为，即使是在对以往教法学传统进行系统梳理之后的法典化，都必然是选择性的行为，是对历史上伊斯兰教法学意见多样性的否定，也是对穆斯林所拥有的选择权的否定。(15)

　　如果由国家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必然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机构制定标准、官方决策和正式立法，都必将是基于控制这些机构的人类的判断，因为以国家名义通过其机构行动并执行权力的主体，永远是人类。因此，当人类以体现伊斯兰准则的方式作出一项决策，或是提出一项立法草案时，都必然反映了自身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而不是国家作为一个自主实体的观点。事实上，纳伊姆对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伊斯兰国家”的概念是一个后殖民时期的观念，它是一种以欧洲国家模式为前提、对法律和公共政策持极权主义的观念。当统治精英想方设法将教法作为国家工具，以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形式把它作为社会管理的手段加以运用时，实际上就是借助伊斯兰名义将对国家的控制合法化，这并不意味着实施教法是他们真实的意图。(16)这样一来，国家不可避免地被教法所败坏，同时国家又反过来败坏了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