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911以来，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就变成了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就导致了新一轮的“文化谈”。这样的谈论把宗教经验变成了一个政治范畴，与把恐怖主义和平民分开相反，它们造成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的区分。言下之意是赤裸裸的：无论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都必须被隔离起来，并通过一场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把恶魔给驱逐出去。本文指出，我们要解除这种隔离并颠覆这种关于政治的文化理论。倘若真有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的话，那么，好西方人和坏西方人也必然存在相反，我质疑了那种把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当作伊斯兰文明——无论好坏——的结果、和把西方的权力当作西方文明的结果来解读的倾向本身。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和西方的权力都是出自相遇（而非是某个单独的文明的结果），并且都不能到那个相遇的历史之外去理解。对政治的结果做文化的解释倾向于回避历史和实际的问题。通过从“传统”文化（在本真、起源的意义上说）出发来思考个体，文化谈使政治认同的建构去历史化了。本文把911的恐怖放到其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中去看。与现代政治中前现代文化的残余相反，我们最好把恐怖主义理解为一种现代的建构。即便在它利用了传统的文化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时候，结果也依然是一个服务于现代计划的系宗。
　　在911后的几个月里，媒体对伊斯兰的兴趣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许多人问，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问题推动了新一轮的“文化谈”：一种根据其所谓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特征来定义文化的嗜好。此类谈论的上一次，即前一轮的文化谈——它与萨缪尔·亨廷顿那本遭到广泛引用，但也越来越受怀疑的《文明的冲突》（1996）有关——全面妖魔化了伊斯兰。如今，其位置已经为一个沿着这个理路进行的，略微修订过的论证所取代，那就是：与恐怖主义关联的不是整个伊斯兰，而是在瓦哈比派伊斯兰那里可以找到的那种对伊斯兰的非常字面的阐释。这个观点最早是斯蒂芬·施瓦茨在英国周报《旁观者》（2001）上的一篇封面文章中提出的，他近于荒谬地声称所有自杀使者（炸弹客或劫机者）都是瓦哈比派并警告说，在最近几十年里，历史上在沙特阿拉伯占主导地位的这个版本的伊斯兰，已经传到了阿富汗和美国。这一论证在许多圈子，包括《纽约时报》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文化谈把宗教经验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范畴。《穆斯林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伯纳德·刘易斯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封面文章中问道。民主在穆斯林世界中发展缓慢，美国自由之家的一次对非西方世界政治系统的研究如是总结道。问题还不只是伊斯兰，前人权观察组织主席，现任索罗斯资助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的阿里·奈尔（2001）总结道：问题还与部落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有关，他们是纳粹在当代的对应物，他们认为现代主义是他们的敌人。甚至反恐联盟的政治领袖，特别是托尼·布莱尔和乔治·布什，也谈到了区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的需要。言下之意是赤裸裸的：无论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伊斯兰都必须被隔离起来，并通过一场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之间的内战，把恶魔给驱逐出去。
　　我想指出的是，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要解除这种隔离，并颠覆这种关于政治的文化理论。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以至少两种方式进行研究。首先，这样做将给我们带来不仅解构当代对抗的主人翁之一——伊斯兰——也同时解构其另一个主人翁，即西方的优势。我的观点不仅仅是简单而激进地指出，倘若真有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的话，那么，好西方人和坏西方人也必然存在。我意图质疑的是把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当作伊斯兰文明——无论是好是坏——的结果、把西方的权力当作西方文明的结果来解读的那种倾向本身。而且，我还要指出，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和西方的权力都出自于（文明的）相遇，我们不能把二者隔离开，放到那个相遇的历史之外去理解。
　　其次，我还希望对文化谈的前提本身发起质疑。文化谈的前提，是一种从政治——因此也是领土——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倾向。政治单位（国家）是领土性的；而文化则不然。当代伊斯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明：如今，生活在中东的穆斯林已经少于生活在非洲或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当作全球性宗教来思考——它们起源于中东但在历史中流动并于当代呈星丛状分布于世界各地，不能再从国家边界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试着以同样的方式，从历史的、超领土的角度来理解伊斯兰呢？写作读起来像中东那样的地理政治史，和中东国家的政治史——就好像伊斯兰的政治史除在中东有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那样——的伊斯兰的政治史真的有意思吗？
　　我自己的著作（1996）就使我把文化谈的现代根源追溯到以直接统治而著称的殖民计划那里去，并使我对那种认为“反殖民的政治抵抗真的表达了某种文化的滞后，应该把它理解为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抵抗”的主张发起质疑。这样的主张低估了与殖民宗主国的决定性的遭遇，我认为，这样的遭遇也是我在上文中描述的后911的分析困境的核心。我发现，出于两个原因，文化谈是令人不安的。首先，对政治的结果做文化的解释倾向于回避历史和具体的问题。通过把政治的倾向等同于用非历史的文化术语来定义的整个共同体，这样的解释鼓励集体的规训和惩罚——这是殖民遭遇特有的实践（译注：具体来说比如连坐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理路把恐怖主义者等同于穆斯林，使一场针对整个国家（阿富汗）的惩罚性战争变得合理，而忽视了近来塑造当前阿富汗语境及促成政治伊斯兰之突显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化谈倾向于从本真和起源的角度（从“传统”文化出发）来思考个体，就好像他们的认同是完全为那个所谓的不变的文化（他们在这个文化中诞生）所塑造的那样。与此同时，它也使政治认同的建构去历史化了。
　　与把当代伊斯兰主义政治看作一种古老文化的结果相反，我建议，我们既不要把文化、也不要把政治看作古老的东西，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极为当代的条件、关系和冲突的同样当代的结果。与像文化谈那样对历史和政治避而不谈相反，我建议，我们应该把文化的辩论放到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中去。恐怖主义不是现代政治中前现代文化的残余的产物。相反，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建构。甚至在它利用了传统和文化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的时候，结果，也依然是一个服务于某个现代的计划的，现代的系宗。
　　文化谈
　　我们的世界真的分为现代和前现代——这样前者才造就了把后者像囚徒一样拘留其中的文化——吗？这个两分，在西方关于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关系的讨论中越来越流行。它假定在一部分被称为“现代的”世界中，文化代表创造力，代表人之为人的一切，而在另一部分，被打上了“前现代的”标签的世界中，文化则代表习惯，代表某种本能的活动，其法则铭写在早已奠立的文本，通常是宗教的文本中，并被保存在早前的人造物中。这些天，当我在论文中读到伊斯兰的时候，我经常会感觉到，我正在阅读的是博物馆化的人民，据说，这些人民除在作为某种不同寻常的预言行动的创造的开端外，是不创造文化的。在那以后。看起来，他们——我们穆斯林——就只是在遵从文化而已。我们的文化看起来没有历史、没有政治、也没有辩论。它看起来已经石化为一种无生命的习俗。更有甚者，这些人们看起来不能改造他们的文化，就像他们看起来也不能种植他们自己的事物那样。言下之意就是，要拯救他们，一如既往地，只有通过慈善，只有通过来自外部的拯救。
　　如果说，据说，前现代的人民缺乏创造能力的话，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有着充足的破坏能力。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文化谈会变成封面新闻故事的材料的原因。毕竟，它就是我们被告知要对文化报以严肃之注意的原因。据说，如今，文化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了。对（像我这样）一个近来在学术上的主要关注是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的人来说，这样的写作，不由得使人想起现代殖民的历史来。这个历史假定：人们的公共行为，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可以从他们的宗教来解读。可以说，一个严格字面地对待他或她的宗教的人是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者吗？只有不严格字面地思考宗教文本，而是以隐喻或比喻的方式来解读宗教文本的人才配得上公民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要求的宽容吗？我们可以问，对神圣文本的严格字面的解读是如何变成、被翻译成劫机、谋杀和恐怖主义的？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现在呈现的东西，夸大了我们在报刊媒体上读到的东西。毕竟，关于文明冲突的谈论不是越来越少了吗，关于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冲突的讨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难道这不正是我先前提到的那些文章的要点之所在吗？当然，现在，我们被告知，要区分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你要注意的，不是好人和坏人，也不是罪犯和平民之间的区分——他们碰巧都是穆斯林——你要注意的，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之分。我们被告知，有这样一条贯穿伊斯兰的断层线，这条线分出了温和的伊斯兰，即所谓“真正的伊斯兰”，和极端主义的政治伊斯兰。我们被告知，911的恐怖主义者，不仅劫机；他们也劫持了伊斯兰，即“真正的”伊斯兰。
　　我想提出另一种版本的论证，即，冲突是内在于文明而不是发生在文明之间的。这个综合是我自己的，但其中论证，没有一丝一毫是我编造出来的。我更倾向于把这种综合思考为一个开明的版本，因为它的确不仅仅谈论“他者”，也谈及自我了。它几乎没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痕迹。论证是这样的：伊斯兰与基督教共有一种深刻的弥赛亚的导向，一种使整个世界变得文明的使命感。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相信它占有唯一的真理，而在它之外的世界则是一片需要被救赎的无知的海洋。在现代，这种信念超越了宗教而走向世俗，超越了教义的领域而走向了政治的领域。然而，甚至看起来世俗的，诸如“文明使命”——或一个更加激进的版本，“白人的负担”——此类的殖民观念，或十九世纪美国的“天定命运”，都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
　　和一切活的传统一样，伊斯兰和基督教都不是铁板一块。二者都包含着多样而互相矛盾的倾向，并为这些倾向所推动。在二者之中，正当的概念一直是冗长的辩论的焦点：哪怕你声称知道什么对人类来说是好的，你该怎样行动呢？是通过说服还是强迫？是说服别人相信你的真理是有效的呢，还是说把真理强加给他们？宗教是信念问题呢还是立法问题？第一个选项给了你理性和福音主义；第二个选项则给了你十字军和吉哈德。以伊斯兰，和吉哈德（这个词可粗略地翻译为“斗争”）的概念为例。学者们区分了吉哈德的两大传统：jihad Akbar（大吉哈德）和jihad Asgar（小吉哈德）。大吉哈德，据说，是针对自我缺陷的斗争；它与如何在一个被污染的世界中生活和获得虔诚的信仰有关。而小吉哈德，相对而言，则与自保和自卫有关；它更加外向，是伊斯兰关于基督教所谓的“正义战争”的概念的来源（Noor 2001）。
　　自911以来，研究伊斯兰的学者们就一直在下苦功夫对非穆斯林读者公众解释，甚至对于战争行为，伊斯兰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塔拉尔·阿萨德就指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伊斯兰的追随者们实践的罕百里学派教法就认为，在战争中杀戮无辜者是非法的。研究伊斯兰的历史学家们也警告人们不要从伊斯兰的教义出发，对伊斯兰的实践做简单化的解读：毕竟，在伊斯兰的政治史上，共存和宽容是常态，而非例外。说得更确切些，不仅像伊斯兰和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信仰，而且，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世俗学说也不得不面临普世主义的冲动，和各自的宽容与和平共处的传统之间的持续冲突。普世化的冲动在学说主义上给了美国一种基要主义的导向，就像宽容的传统造就了它在实践和历史上的多元主义那样。
　　撇开学说主义上的倾向不说，我依然深刻怀疑这样的主张，即，我们能够从宗教、文化出发，来解读人们的政治行为。正统穆斯林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者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吗？或者，同样的，正统派的犹太教徒或基督徒是潜在的恐怖主义者，只有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或诡异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督徒才能够宽容那些不共享他或她的信仰的人，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吗？
　　我意识到，这还没有穷尽文化与政治的问题。那么你如何解释一种有意识地披上宗教的斗篷的政治呢？比如说，以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政治为例；二者都生成要进行吉哈德，要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的敌人的正义战争。在试图理解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这种不稳定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把焦点从教义的伊斯兰转向历史的伊斯兰，从教义与文化转向历史与政治是必要的，而且，把注意力扩大到伊斯兰之外，把更宏大的（文明间）历史的相遇纳入其中也是必要的——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就是这种相遇的一个结果。
　　上文译自“Good Muslim, bad Musli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culture and terrorism”，M Mamdani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2 - Wiley Online Libra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ume 104, Issue 3, pages 766–775, September 2002.
　　由于篇幅关系，本次发布省略了原文的引注、注释，以及王立秋所做的译注。感谢北京大学王立秋先生惠寄译稿并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