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代对真主的属性一般都不做解释，而是直接归信，把它的真实意义交付于真主。这方面四大伊玛目都与前辈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保持一致。伊玛目马力克的一段话，代表了前三代的立场和态度，当有人问什么是真主的“依斯提瓦”？伊玛目马力克说：“依斯提瓦字义可知，具体形式未知，信仰它是必定，追究它是异端。”

如果你打开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信仰学名著《费格亥艾克拜尔》，你会发现他的观点，与旨在阐发先贤信仰体系的后期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由于时代差异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对真主的属性，按原意信仰和理解，不做人为的解释，是前三代（一般学者认为前三代指圣门弟子时代到阿巴斯朝的麦蒙晚期，其中无疑包括了四大伊玛目）几乎一致的观点。直到伊玛目艾什尔里、马图里迪等人的时代，信仰方面受到外来信仰、外来思想的冲击，为了捍卫穆斯林的信仰，击退外来的侵蚀，艾什尔里、马图里迪等首次对真主的一些属性做了不违背阿拉伯语修辞、又符合当时人们理解水平的的解释，如把“耶迪”解释为能力，“外志赫”解释为本体，“依斯提瓦”解释为支配，等等。目的是捍卫信仰，更新对信仰的认识，使人们不至于由于字面理解而把真主人格化、形象化。

一些渊博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先贤时代较少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人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恪守先知遗留的信仰模式，环境纯洁，生活简单，天性淳朴，因此人们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一如一个游牧人来找先知，可以在目前的三五分钟内掌握信仰，并付诸行动。前三代之后，随着穆斯林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纷纷加入伊斯兰，穆斯林人数扩充的同时，各种信仰和思想也纷至沓来，如希腊哲学、古波斯和印度的多神文化，犹太教、基督教的信仰和思想，等等，这些文化和思想随着疆域的延伸、各种新近加入伊斯兰的人群而流入穆斯林的社会和生活，对他们的信仰造成冲击。于是一些伊玛目站出来，用时代的语言，时代的方式，对信仰作出新的解释，包括对容易产生误解的真主的一些属性作出解释。伊玛目艾什尔里、伊玛目马图里迪等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平心而论，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解释”，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今天，客观、公正研究信仰学历史的人，如果能够理解何以身处麦地那单一环境的伊玛目马力克的法学，没有身处库发复杂环境的艾布·哈尼法的法学那样纷繁，甚至对未曾出现的教法判断做出种种假定，以至“假定教法”在哈奈菲学派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如果后来的艾什尔里等对信仰的解释与艾布·哈尼法以及之前的先贤风格上有所不同，是无需诧异的。

当代著名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对近代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评价，可以作为理解这一问题的范例。现代一些学者抨击穆罕默德·阿卜杜对一些信仰内容和古兰经的解释过于偏重理性，对此格尔达维指出，穆罕默德·阿卜杜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时代，一方面是穆斯林的封闭保守，被动挨打，另一方面是西方的发达科技，坚船利炮，与此同时，穆斯林中的一些精英又被西方的所谓文明搞得眼花缭乱，于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对一些信仰内容和古兰经经文做了迎合西方理念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今天看来肯定不妥，但对于身处当时那个环境的人们却不无意义。

格尔达威进一步指出，许多问题今天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未必如此。因此，公正的做法是，把历史人物放到他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和历史阶段去做判断，而不要把他强行拉到我们这个时代而加以评头论足。他把这种方法称作“为真主力行见证”。对历史上艾什尔里、马图里迪等伊玛目对信仰的阐释，对真主一些属性的解释，似乎也应当这样去理解。叙利亚著名学者布提说：凯拉姆学是药品，古兰经、圣训是食品；有病的人需要药，而无病的人则只需食品。作为凯拉姆学先驱的艾什尔里、马图里迪等伊玛目的观点，应该以这种大度胸怀去认识和对待。

近代改革家哈桑·班纳认为，先贤的信仰最值得跟随，但后辈的解释有它的具体背景，不至于是“异端”甚至“叛教”，也不应该导致后人之间对这一问题旷日持久的“战争”。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等前辈先贤，虽然对真主的属性不做解释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对信仰的一些细节不存在分歧。如关于先知登霄时是否见到了真主，伊本·阿巴斯和阿伊莎这两位圣门弟子中的大学者观点不同，伊本·阿巴斯认为见到了，而阿伊莎认为没见到。学者们对此做了调和：伊本·阿巴斯说见到了，是说用心眼见到了，而阿伊莎说没见到，是说不是肉眼见到。又如伊本·欧麦尔所传圣训说亡人因亲人的嚎哭而受刑罚，阿伊莎说伊本·欧麦尔听错了，并用古兰经“一个负罪者，不负他人的罪”做证据。可见，虽然圣门弟子对重大原则问题保持一致，但对一些细节问题，包括信仰的细节、教法的细节不乏分歧。

何况，根据伊本·昭齐、脑威、伊本·凯西尔等著名学者、伊玛目的研究，对真主的属性，先贤中大部分学者的态度是肯定表面意义，或交付真主，而有些先贤中的学者相应做了一些解释（见伊玛目脑威的《穆斯林圣训集诠释》、伊本·凯西尔的《古兰经注》中涉及真主属性的相关内容，以及伊本·昭齐的《释疑》）。据尤素夫·格尔达威等著名学者考证，对真主的相关属性，先贤学者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是交付（即认为真主最清楚，不做哪怕些微解释），二是肯定（即肯定经训提到的表义，同时指出“万物不像真主”。伊本·泰米叶属于肯定者），三是适当诠释（详见《伊本·凯西尔经注》中有关真主属性的注释）。

因此，解释与否，在先贤学者和渊博学者那里，不是像后辈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见仁见智的关系，完全可以兼收并蓄，包容对待。而且诸如“无论你们在哪里，他与你们同在”这样的古兰经，即使坚持不做解释的萨拉菲也做解释（认为那是以全知同在）。可见，“先贤不解释”的说法并非绝对、铁板一块。海纳百川，是先贤的立场，也是解决分歧问题的正确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前辈学者的“肯定”或“交付”，还是后辈学者的“解释”，出发点是一致的：确认真主的一切完美属性，同时确认“万物不像真主”。加之伊玛目艾什尔里、伊玛目朱维尼、伊玛目法赫尔·拉齐等后期都偏向于“不做解释”，恪守先贤的方法论，因此大大拉近了凯拉姆学家与圣训学家，或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与萨拉菲派之间的距离。

人为的纷争，理应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