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张承志以《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系列小说，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并且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坛一流作家的地位。九十年代初写出被他自己称作是“绝笔”的《心灵史》，引起广泛争议。王蒙称张承志是“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心灵史》唤起中国人对信仰这一久违了的话题的重新关注的同时，被认为是“背向人生的作品”。1990年代，张承志放弃《心灵史》为“绝笔”的承诺，激情大发，写出《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等“面向人生”的散文，给一切向钱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张承志的成就毋庸讳言，他对唤醒文坛良知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那里，激情似乎永远大于理性，精神奔放永远超越逻辑演绎。张承志如果是哲学家，与尼采的性格比较接近，喜欢突兀，激情，斗争，大起大落；不喜欢沉稳，冷静，和谐，井然有序。因此，他在《心灵史》中对血脖子教牺牲精神的讴歌，与后来讴歌拉登、并称之为“导师”似乎如出一辙。

根据他的性格，他喜欢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可能不喜欢智慧、包容的胡适；他喜欢切•格瓦拉、拉登式的单挑和肉搏，不喜欢埃尔多安式的不动声色和韬光养晦。

从张承志的《致先生》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研究，囿于鲁迅的斗争精神，投枪风格，大胆假设鲁迅的身上可能有胡人的血脉。这种理想主义文学描写，也体现于他在《北庄的雪》中认定那里的山的沉默是有意的；《心灵史》中谴责黄河水经过孟达峡时岩石给它的疼痛。而对鲁迅真正的深刻之处，他几乎没有触笔。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把心目中的导师誉为“犹太人心中的摩西”，“共产党人心中的毛泽东”，“蒙古草原上的少女”，把汉语语境中最为优美的词汇、最为壮观的描绘献给了自己的导师。而他对导师的敬仰，更多的是情感的投入，精神的陶醉，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智慧的取舍。

他对导师的选择，一般都有“牺牲”的壮烈，而没有“策略”的考量；有光芒万丈的激情，而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从希达耶屯拉，到切·格瓦拉，到拉登，莫不如是。

他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与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诗人、乌托邦主义的精神领袖不无关系。

在举国上下声讨文革，巴金建议成立文革博物馆、把文革的罪行昭示于千秋万代的时候，他用日语写出《红卫兵时代》，在日本出版发行，就像把马明心的时代称作“大时代”一样，他把红卫兵时代也称作是“大时代”！并在《自传》中承认“红卫兵”这个词，其实就是他的发明。

作为激情时代的代言人，针对穆斯林面临的挑战，他的处方往往是像拉登那样单枪匹马地与美帝国主义一搏，而不是像邓小平、埃尔多安那样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与犹太复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不是像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认为与其焚烧以色列和美国的国旗，不如脚踏实地去学习以色列和美国何以强大到穆斯林世界无可奈何。

张承志无疑是天才的作家，他的成功，是文笔、文学的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而我们从他那里所渴望的思想与智慧，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在他的笔端——不过，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苛求。

当代思想家尤素夫·格尔达威，曾经感叹伊本·鲁世德在后半生痴迷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诠释，而不是从事在格氏看来更有意义的其他学术活动。但格氏很快就认为这是天赋使然，性格使然，无法强求。“每个人都会胜任适合自己天性的事业。”（圣训）张承志的情形，概莫能外。

尽管如此，张承志是当代最有血性和良知的作家之一，不为媚权时代所吞噬。

从他那里，我们一如既往，汲取文学的养分，人格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