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打击三股势力，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人民责无旁贷的使命。这一点，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自不待言。但一些地方由于误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伊斯兰教的相关教义、教法，做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极大影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正确落实，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紧张状态。

我国推行的是政教分离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对信教公民和世俗公民一视同仁，换言之，对于经常抽烟喝酒的人，与经常礼拜的人不是区分对待，只要他们爱国、遵纪守法，就是好公民。而绝不会把抽烟喝酒当成爱国的标志，把礼拜封斋当成极端的特征。这本是一个稍有理性的人所能明白的常识和公理，无需用复杂的哲学和逻辑加以论证。但一些地方确实根据一个对抽烟喝酒的态度，根据对礼拜封斋的态度来决定一个人是否爱国，是否极端。

所谓“极端的特征”中有一条是，一个人平常抽烟喝酒，之后突然不抽烟不喝酒了。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医学说抽烟喝酒有害健康，有关制度规定公共场合不许抽烟，医生建议某些病人严禁抽烟喝酒，都没有人说这是极端，而偏偏一些穆斯林公民哪怕“突然”不抽烟不喝酒了，就成了“极端”？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但不去干涉别人抽烟喝酒，与爱国有任何冲突吗？

什么是极端？就是坚持一种激进观点，为此不惜做出一些激进行动，去影响或伤害其他人。但如果自己有一种饮食习惯，饮食选择，但不要求别人去做，也没有因此而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就完全属于公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比如一个人不吃羊肉，只吃鸡肉、鸭肉，或一个人不吃牛羊肉，只吃海鲜，或一个人不吃海鲜，只吃牛羊肉，哪怕没有任何理由和道理，也属于公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必也无法去干涉。

同理，如果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管是一直如此，还是“突然”如此，都属于个人自由，根本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甚至如临大敌。记得在一个场合，一个抽烟的穆斯林，给一个汉族官员让烟，汉族官员婉言拒绝，说自己已经戒烟了。目睹这种情景，说这位穆斯林“爱国”，那位汉族官员“极端”，不是很荒唐吗？如果这位汉族官员在一些动辄草木皆兵的地方，不是面临“极端”的指控吗？

至于一位乡政府官员由于尊重宗教人士，不在他们面前抽烟，而被打成“极端”，予以撤职，则只能说是搞笑，不是反恐。如果一位官员尊重宗教人士，为了工作需要而照顾他们的习惯，什么时候成了“极端”了？毛泽东主席、后来的所有国家领导人不都尊重宗教人士、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倾听他们的心声吗？在宗教人士面前不抽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某种践行，与其说是“极端”，不如说是群众路线的楷模。何况，什么时候，不顾群众的感受，甚至不顾“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这样一个常识，在宗教人士面前抽烟成了爱国的特征了？

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在穆斯林的斋月，公开举行“喝啤酒大赛”，姑且不谈是对穆斯林宗教生活、穆斯林感情的一种亵渎，就拿爱国这个永恒的主题来说，什么时候，一个人酒量大就成了爱国举动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酒鬼们就是最爱国的人，而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滴酒不沾的人就是极端分子了。

正是这种以是否世俗、是否虔诚来划分爱国与否，极端与否的做法，使得一些人公然干涉封斋、礼拜的学生、公务员，视之为“去极端化”的主要内容。许多时候，“去极端化”成了“去宗教化”“去信仰化”。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但还要在“去宗教化”的同时，推行“世俗化”“庸俗化”，似乎这样以来，“爱国”就普及开来，“极端”就灰飞烟灭了。一些地方让宗教人士唱红歌、跳小苹果，让手机里发现任何宗教内容软件的人拘留后学习打牌、打麻将，就是证明。

可问题是，政教分离的制度，在一些人那里怎么变为打压宗教、支持世俗了？如果是支持和倡导无神论，倒也说得过去，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无神论政党，过去宪法所说“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相对都无可厚非，但抛开意识形态，针对广大公民，在世俗与宗教，喝酒与封斋，跳舞与礼拜，剃胡须与留胡须，露发与头巾之间选择站队，提倡前者，打压后者，说前者“爱国”、后者“极端”，与政教分离原则没有任何关系。

政教分离的真正内涵，是对宗教和世俗一视同仁，对其中的任何一者既不提倡，也不打击，更遑论是支持一方，而打击另一方。

一位长期居住在某个地方的汉族穆斯林说，他做主麻时由于站立时手放在肚脐以上、末坐时起指，被监控探头发现，叫去审问，说这两个做法是“极端主义”的特征，必须禁止。我听到后感到吃惊。这些做法属于教法学派的正常分歧，都有相关的圣训依据，应该把它归纳到学术、教法细节领域，从伊斯兰法学上“求同存异”的层面去谈，不必给它扣上“极端主义”的帽子。否则伊斯兰四大法学学派中，至少两个以上的学派主张礼拜站立时手放在肚脐以上，中坐和末坐时起指，海湾地区占优势的罕百里派即如此主张，该作何解释？

甚至我们中许多人“如临大敌”的面纱，也属于法学分歧，多数学者主张妇女遮脸不是主命，少数学者主张遮脸是主命，同属沙特著名学者的谢赫阿尔巴尼和谢赫伊本•巴兹各执一说，与“极端”风马牛不相及——只要戴面纱者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也没有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一旦有了暴恐行为，一旦与三股势力有了实际的联系，一旦对国家、对社会有了真正的威胁，不管是否戴面纱，是否留胡须，也不管是否喝酒，是否打麻将，统统属于被打击的对象。这一点，全体公民应该达成一致。

我们的悲哀在于，当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把正当的宗教活动、甚至学派分歧当做“极端主义”予以打击的时候，这种乱局的唯一受益者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三股势力。

我们的悲哀，莫过于把广大爱国爱教群众，与他们本身所反对的极端主义、暴恐势力等同起来，从而失去了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消灭三股势力的许多机会。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是，某些地方以“检查手机内暴恐音频、视频、图片”为名，把所有与宗教文化有关的软件（尽管与暴恐没有任何关系）当做“罪证”，对手机持有者实施拘留，使得各族公民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但愿一些地方的一些人，走出反恐的误区，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国家的反恐大局保持一致。

但愿我们祖国的繁荣和发展，不受这种局部问题、人为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