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起，杭州进入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即便如此，这时的杭州也只是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到元代，杭州才发展为全国性、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中西交通大辟，丝绸之路通畅的背景下，杭州因其发达的贸易经济，吸引了大量善于经商的穆斯林前往逐利，久而久之，这些人便定居于此。此外，元代移居杭州的穆斯林中，还有官员、吏员、兵士、宗教人员等。这使得元代杭州在中国回族史、伊斯兰教史上有着独特地位。

关于元代杭州伊斯兰教，除了各类通论性研究，对于以东南地区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杭州凤凰寺为代表的相关遗址发现的石刻资料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穆斯林学者杨敬修先生最早将杭州凤凰寺所藏卜合提亚尔碑译为中文。之后，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著文公布了在杭州出土的伊斯兰教墓碑拓片，指出共有十四幅，去掉重复者，实有十一幅。白先生指出这些古碑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意义重大，呼吁学者们对这些古碑给予重视与研究。文中还附有马志祥先生的译文。在白先生呼吁半个多世纪之后，郭成美开始致力于杭州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铭的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国内杭州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研究之先，因为此前除白先生呼吁外，这些古碑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陈达生是研究中国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的著名学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论中国东南沿海古代阿拉伯、波斯文碑铭之研究》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详细而又严谨地梳理了在中国杭州、泉州、广州、扬州以及海南发现的伊斯兰教古碑铭的学术史，指出西方学者对杭州发现的伊斯兰教碑铭的释读以及存在的错误等，作者呼吁中国学者重视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改变中国学界这方面落后的局面。近年程彤撰文研究了凤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该文指出碑文以纳斯塔利格书法体镌刻，长期未被释读，后经伊朗学者苏吐德教授释译，作者据由转写并译为中文。郭成美根据他本人所搜寻到的浙江回族伊斯兰教碑刻进行分类整理，将这些碑刻的名称、年代、内容作了统一整理，其中涉及元代杭州穆斯林的碑刻不少，其中有些碑已无存，仅留拓片。此文可以称得上迄今为止关于浙江穆斯林古碑刻收集与整理最完整的资料。

近年来，兰恩（George Lane）亦关注在杭州聚景园发现的元代穆斯林墓碑。他在郭成美元代杭州伊斯兰教碑铭的基础上，对这些碑刻进行了逐一释读。除此之外，他还论述了元代穆斯林社区，指出在元代，“穆斯林社区真正到来了”。已故英国著名学者莫尔顿（A.H.Morton）根据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中的波斯抒情诗歌，探讨了波斯文学在元代穆斯林中的保存。凤凰寺所藏伊斯兰教古碑共二十方，虽然郭成美、郭群美做过研究，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莫尔顿将这二十方古碑进行了艰难释读工作，然未及出版，即已离世。其后，手稿由中国学者组成一支翻译团队着手翻译校注，并请伊朗学者校释，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附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原文，英文译文以及中文译文，非常便于研究者查照。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杭州凤凰寺所藏穆斯林碑刻最为完整、最为严谨、最为权威的高水平著作。

除已发现的穆斯林碑刻外，杭州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墓地。郭成美、郭群美对此有专门研究，指出元代杭州曾有学士桥回回坟、二条巷回回坟，均位于西湖南园回教公墓以南，其中学士桥曾建有西域先贤石亭一座。

此外，有学者就元代江南侨寓的色目人口及其婚姻形态进行过考察。潘清指出，元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移民高潮，不同以往之处在于，此次北人南渡，不仅有北方汉人，还有一批蒙古、色目人南迁居于杭州等地，并分析了江南居民混居格局形成的原因。马建春的《元一统与地方多元社会的构建——基于杭州回回社会史料与碑铭的考察》分别从回回人定居杭州、杭州地方政治中的回回人、商业地位、杭州伊斯兰教的兴盛、杭州回回人的社会风俗以及杭州回回人的文化影响方面论述了元代杭州穆斯林的方方面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杭州穆斯林社会的风貌。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一书中专辟一节考察回回人的“内迁”，其最大贡献之处在于绘出了元代穆斯林移民的分布图。虽然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未能引用已译为中文的一手史料《世界征服者史》，而使用了《多桑蒙古史》这样的二手资料，但这毕竟是少有的从移民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群体的研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也是别具意义。正如潘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浪潮，元代掀起了又一次移民高潮，其规模虽不及晋、宋南渡，但却带有极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元代的北人南渡不仅包含北方汉人，还包括了此前不曾有的少数族的南迁，这些少数族包括蒙古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就含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

综上所述，学界对元代杭州穆斯林的研究以往多见于通论性著作，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译释等，虽然有部分成果从移民的角度来考察元代穆斯林，但未有专门之作，且对新的资料发掘利用尚有空间。因此，本文的着眼点，即在于在既有研究和新出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元代穆斯林移民大潮中杭州作为重要中心和连接点的情况和影响。
 

一

穆斯林是何时进入杭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称唐时由于杭州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都市地位而“吸引了大量阿拉伯商人来杭州，他们都聚居于当时羊坝头一带。这里可通大运河，又可经钱塘江出海航行。这些阿拉伯商人都信仰回教。现在中河还有回桥、新回三桥等名称”，但笔者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马建春亦指出，有关穆斯林教士、番客在唐代杭州的活动，尚无具体可信的材料。

杨新平认为唐时杭州与阿拉伯国家并无来往，伊斯兰教传入杭州的时间应该在五代。五代时期，杭州作为吴越的首都被开发，遂成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名城，直到这时杭州才与阿拉伯国家有了往来。近有学者再次重申，杭州作为东南都会和国际化都市是在五代以后。马建春根据史料推断穆斯林商人进入杭州“至迟约在五代”。这些看法无疑是接近历史事实的。可以明确的是，唐时杭州并无像广州那样的穆斯林移民聚居区。

北宋虽然结束了割据局面，但又与辽、西夏对峙，与西域往来之陆路交通受阻。北宋朝廷明确表示希望穆斯林商人走海道。南宋继承五代十国、北宋的海上活动，大力支持发展海上交通，从而使阿拉伯地区与南宋的海上贸易更加繁荣。宋室南渡建都杭州后，杭州的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无疑会吸引更多的活跃于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进入杭州，但令人困惑的是，这方面的记载在汉文史料中难觅其踪。有鉴于此，白寿彝先生很早就曾指出，虽然宋时穆斯林在杭州的居留地不可考，但根据元代穆斯林的居留地推测，这些地方或许就是因袭宋代而来。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史籍中对宋时杭州穆斯林留居地的记载十分少见且模糊，但我们根据初创于宋代的真教寺可看出，宋时杭州有穆斯林留居区是无可怀疑的。宋代杭州穆斯林侨民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阿拉伯地区直接进入杭州的商人，另一种是随从宋室南渡者。⑦

穆斯林移居中国后，因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聚居一处，形成“蕃坊”。两宋时代，尽管关于杭州穆斯林聚居区的记载十分模糊，但我们根据建于宋代的真教寺和元代穆斯林移民的聚居区可推测，宋代穆斯林在杭州亦有自己的居留区。这一居留区——蕃坊——的形成表明，这一时期穆斯林侨民社区已形成。范邦谨指出，蕃坊产生于唐中叶，随后趋于完善，为宋元时代蕃坊的全盛打下了基础。不过，对于杭州穆斯林“蕃坊”来说，其最初出现应是在五代、北宋时期，成形于南宋，元代进入全盛。在元代以前，迁入杭州的穆斯林移民主要以商人为主，迁入路线以海路为主，其身份为侨民。考虑到两宋政府与阿拉伯世界密切的贸易关系这一背景，这一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侨民应该主要以操阿拉伯语者为主，其文化背景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另外，从汉文史料对于两宋时期杭州穆斯林记载罕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穆斯林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状况随着蒙古的兴起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通过这些军事行动，蒙古人先后将中亚、西亚纳入蒙古帝国版图。在这一过程中，青壮年穆斯林被编为“签军”随蒙古征服者东来；工匠、妇女和儿童被掳掠而来；穆斯林上层率部归附；同时东来的还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如答失蛮、迭里威失等。蒙古西征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扫清了障碍，时人云：“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商人源源不断东来营商。波斯史家志费尼（Juvainī）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正如刘迎胜先生所言：“这么多外族移民进入中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上述种种身份的穆斯林的东来，揭开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新的一页。

杭州作为南宋都城，中世纪以其繁荣奢华而著称于世，中外文献均有记载。元代，杭州虽然失去了作为都城的政治优势，但依然保持着南宋时期的繁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梦想之地。元时来到杭州的旅行家、传教士，或是没有到过杭州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都留下了关于杭州的记载。马可波罗就曾以难以置信的口吻描写了杭州（Khansay,行在）这座大都市的繁华与发达；元代后期来华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亦曾在此驻足，并对杭州不吝盛赞。尤可注意的是，波斯史家也表现出对杭州的高度关注，如宾那哈梯（Banākatī）、剌失都丁（Rashīd al-Dīn）、穆思脱非（Mustawfī）以及瓦萨夫（Wassāf）。阿拉伯地理学家阿伯尔费达（Abulfeda，1273-1331）并未来过中国，但他在成书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的《地理书》中令人称奇地提到了西湖，并且说它的周长有“半日行程”。

与阿伯尔费达同时代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 约1281-1331）于1321年到达中国，游历了许多城市，其中就有杭州。他在自己的游记中称杭州（Cansay）“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被称为“天堂之城（the City of Heaven）”。他还说在威尼斯曾碰到许多到过杭州的人。除此之外，意大利商人裴哥罗梯于1340年写成《通商指南》，其中记载了从陆路到达杭州的通道，他说在杭州商人可以妥善处置随身携带的银锭，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业之地”。总而言之，杭州作为一座繁荣发达的城市为中外人士所津津乐道。诚如美国学者罗萨比（Morris Rossabi）所言，杭州就像一枚磁铁，吸引着渴望发财致富的回回商人和工匠。

在这种背景下，杭州作为迁入地，对于来自于中亚、西亚的穆斯林移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为杭州原有的穆斯林移民聚居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在元代得到空前的繁荣与壮大。
 

二

1234年窝阔台颁布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直、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这次籍户就是著名的“乙未籍户”，蒙哥时期的“壬申籍户”与忽必烈1271年颁布的《户口条画》，均是在“乙未籍户”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这几次籍户，回回人亦被入籍，军士、匠人分别被入为“回回军户”、“回回匠户”。至此，唐宋时期以及西征东来的穆斯林的身份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极其重要的转变，即从原来的侨民转变为入籍之民，亦即从外国人变为蒙古大汗的臣民。其中回回兵士被编入“西域亲军”，跟随蒙古军队参加征服南宋的战争。元朝统一中国后，这些军士被迁往各地屯田驻守，如“庚子，括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今开封）屯田”，“壬申，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除此之外，商人的四处往来也是回回人分布各地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明史》云：“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而在南方，则“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更有甚者，“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

相比宋时杭州穆斯林侨民史料记载的语焉不详而言，元代这方面的记载可谓既明确清晰又丰富多彩。前引窝阔台圣旨云“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据此，迁移至杭州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也就“随处附籍”，成为“新杭州人”。根据在杭州发现的穆斯林墓碑，再结合史料记载，学者们已确定出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的聚居地，也就是说位于“今清泰门内，自荐桥至其西文锦坊之间”。兰恩指出，在伯颜招降杭州以前，城中的穆斯林是微不足道的，而归附以后几十年，杭州的穆斯林社区变得富裕和有权势。马建春亦言：“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聚居在今清泰门内荐桥以西，羊坝头礼拜寺（今凤凰寺）周边，形成回回社区，而且人口众多，势力颇大。”

《心灵的喜悦》（Nuzhat al-Qulūb）是波斯史家穆斯塔菲（Mustawfī）于1340年撰写的一部著名的地理著作。其中有对杭州（Khansāy）的记述：“再没有比杭州更适宜居住的地方了，至少在东南地区没有比杭州更大的城镇……城中有一湖……四周环以房屋。气候宜人，盛产甘蔗和稻米；但椰枣极少见……肉食以鱼为主，但也吃牛肉，羊肉极少，故价格极其昂贵……大部分居民是异教徒，尽管穆斯林人数很少，但握有实权。”

笔者认为，穆斯塔菲这里所说的“穆斯林数量很少”当是与杭州城人数众多的汉人人口相对比而言的，其实就当地的非汉人人口来看，穆斯林的数量显然不在少数。就事实而言，杭州穆斯林移民聚居区的发展壮大是在元代才开始的。他们有专门的聚居区，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并且在聚居区修建了清真寺。著名波斯历史学家剌失都丁这样说：

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名叫行在（Khinsāy）……城中共设有3个驿站（Yām），城里所有住房均为3层，如果留意观察，可以一一辨认出住在这里的穆斯林。城里有3个极为雄伟的大清真寺，每逢礼拜五都挤满了穆斯林，由于该城人口众多，平时难得见到他们，城中居民也大都因为人多而彼此不相识。

兰恩在《关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一文中也引用了这段史料：

城中有三个驿站。房屋是三层建筑。行在有三座第一等的大清真寺，每周五均挤满了穆斯林。穆斯林居民如此众多，以至于他们大都彼此并不相识。

这段引文与上引文中关于杭州人口的表达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前者表明元代杭州城内居民人口众多，而后者说的则是杭州城内穆斯林人数多至他们互相不认识。由于作者在文中并未标明所使用《史集·中国史》的版本，故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不过，从剌失都丁所云杭州三座大清真寺在礼拜五挤满穆斯林来看，杭州城内穆斯林人数当不在少数。剌失都丁说杭州的三位长官分别是阿剌都丁或阿老丁平章（Ala-uddīn）、其子赛福都丁（Saifuddīn）以及Taghājar Noyan Batu Kerkhāhi，还说赛夷（Sai）之子乌马儿·火者（Omar Khwaja）和Bik Khwaja Thusi也是平章。由此可见当时杭州穆斯林在政界的权势与影响。

从上引剌失都丁所载可以看出，元代杭州穆斯林修建有三座大清真寺。郭成美曾撰文指出元代杭州有三座清真寺，但他并没有使用剌失都丁的这条记载，这条史料无疑为郭氏的论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剌失都丁云每逢周五，清真寺就挤满了穆斯林。周五在波斯语里称为Jum‘at，这个词在宋代的汉文文献中译作“除幭”，今译为“主麻”。伊斯兰教规定，周五这天穆斯林要到清真寺集体礼拜，称为“聚礼”。从“清真寺就挤满了穆斯林”这句可以看出，元代杭州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严守宗教功课与义务。

这么多穆斯林离开故国、离开家园而迁移到异国他乡，不免要遇到死亡这一问题。那么如何安置亡于异国他乡的穆斯林就成为全体穆斯林移民都要面对的现实。他们购置地产，建立公共墓地，以解决这一不能忽视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有史料为证：“义塚者何？西域氏旅茔也。营之者谁？吉安中宪大夫达噜噶齐也”，“又以余力买地一方余，水之东，西域客死于此皆葬焉。”杭州穆斯林移民的公共墓地的营建与此相同。他们的墓地聚景园，原本是宋室皇家园林，宁宗后逐渐荒芜，穆斯林遂将这块废弃不用的前皇家花园辟为公共墓地，以安放那些亡故的亲友。有学者指出，元代杭州有大学士桥回回坟、二条巷回回坟，均位于西湖南园回教公墓以南，其中学士桥曾建有西域先贤石亭一座。

杭州既有数量众多的穆斯林移民，加之穆斯林善于经商，故穆斯林在杭州城内开设店铺、餐馆者亦应不在少数。剌失都丁就说在杭州有西域式的市场。伊本·白图泰在杭州逗留期间也注意到杭州穆斯林居住区“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兰恩说《都城纪胜》中尽管没有提到凤凰寺的建造，但其位置所在区域被描写为商业繁荣区，正好位于鼓楼以北、朝天门一带，今天是一处酒店的地方，在元代却是波斯人开的餐馆。根据文献记载与穆斯林墓碑来看，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的职业主要有以下几种：官员、商人、宗教人士、学者等，其中商人无疑占绝大多数。
 

三

蒙元时代穆斯林的移民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成吉思汗与旭烈兀西征时期，为了生存，中亚、西亚地区的穆斯林或被裹挟而来，或自愿而来，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至另一个国家，其身份属于侨民的范畴。窝阔台“乙未籍户”以后为第二阶段，但这一阶段既有来自国外的移民又有国内移民，这是动态进行的。这一时期，穆斯林移民由侨民变为入籍民，身份发生改变。对此笔者试做以下分析。

有元一代，境外向境内的移民基本一直都在进行。在杭州发现的赡思丁·亦思法杭墓碑（第2号碑）碑铭中说他是“商人的骄傲”，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种身份——“筛海”（Shaikh）。赡思丁·亦思法杭墓碑背面第17行云：“在数以千计的世代与循环中，真主还从未把像他这样的人从伊拉克带到久负盛名的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在复原波斯文中写作Chīn，释读者英译时直接译成了China，中译者已指出此指南部中国，这里用来指杭州。莫尔顿谓，这位赡思丁是从伊拉克（波斯）的伊斯法罕来到中国，并定居杭州的。

中世纪波斯人有将其籍贯后加i置于姓氏中的做法，表示“什么地方的人”。例如著名历史学家志费尼，全名为Ala al-Dīn ‘Ata-Malik Juvainī，1226年出生于波斯呼罗珊志费因省（Juvain）。在他的出生地Juvain后加i，构成Juvainī，成为他的姓名中的一部分，表示他是“志费因人”。波义耳说：“正如他的名字Juvaini所暗示的那样，他的家庭与呼罗珊地区有某种联系。”再如穆斯塔菲，他的全名为Hamd Allāh b. Abī Bikr b. Ahmad Mustaufī Qazvīnī。他出生于波斯加兹文，同志费尼姓名的构成一样，穆斯塔菲也是在其出生地Qazvīn后i变成Qazvīnī，构成其姓名的一部分，表明他是“加兹维尼人”。 还有牙老瓦赤，他又以“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之名出现在汉文史料中，其对应的波斯文转写为Mahmūd Khwārazmī，从他姓名中的Khwārazmī可知，他来自花剌子模。类似的例子在蒙元时代操波斯语的民族中非常普遍。

东来入华的穆斯林亦保留了这种做法。第2号碑墓主的全名是赡思丁·马合麻·宾·阿合马·宾·阿比·纳速鲁·亦思法杭（Shams al-Dīn Muhammad b. Ahmad b. Abi Nasr al-Isfahanī）,从中可看出，他的祖上是亦思法罕人，到他这一代移民中国，定居于杭州，最后殁于杭州，并被葬于此处。无独有偶，其子火者·阿老丁·宾·火者·赡思丁·亦思法杭（‘Ala al- Dīn b. Shams al-Dīn al-Isfahanī）的墓碑也被发现于杭州。可见，该家族在赡思丁一辈时移民杭州，其子火者·阿老丁则是在杭州出生的第二代移民后裔，于泰定四年（1327）卒于杭州。莫尔顿指出阿老丁之墓碑质地明显差于他父亲的墓碑，这或许也反映出这一家族到阿老丁后人之时已经家道中落。

除来自亦思法罕的穆斯林之外，还有从波斯西模娘地区移民杭州的穆斯林，如马合木·宾·马合麻·宾·阿合马·西模娘（Mahmūd Simnānī），他是一位商人，从背面的碑铭显示来看，他还是一位苦修的苏非。他游历过许多地方，最后移民定居于杭州。伊本·白图泰逗留杭州期间，看到杭州有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所建的道堂。这说明在元代杭州穆斯林中还活跃着苏非派的身影。

除上述两例从亦思法罕、西模娘迁入杭州的穆斯林外，从国外移民杭州的穆斯林人数当不在少数，只不过他们都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而已。

我们在杭州出土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中发现了一位名为马哈麻·汗八里（Muhammad Khānbāliqī）的穆斯林，从碑铭可看出，其父名为Arsalān al- Khānbāliqī。也就是说从他的父辈已移民汗八里。正如莫尔顿所言，汗八里作为首都始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而马哈麻殁于仁宗延祐四年即1317年，可知该家族定居汗八里即大都时间不会久远。马哈麻家族从境外哪国迁入汗八里已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汗八里移民到了杭州，完成了国内移民，成为“新杭州人”。

杭州不仅吸引着穆斯林商人前来逐利，而且也吸引着穆斯林官员。舍剌甫丁即是一例。他的祖上从何地移民汉地已无从可考，但可以明确的是，他的家族居留大都路时间很久，史称“世居大都路芦沟桥”，表明定居大都路至少几代以上才可称“世居”。舍剌甫丁在江南任职时间达四十年，延祐六年升为广州路治中，但他却辞官，定居于杭州丰乐桥，遂为杭州人。舍剌甫丁卒于癸亥年即洪武十六年（1383），其子木八剌沙、纳速鲁丁奉父命将舍剌甫丁葬于杭州穆斯林传统的公共墓地——“钱塘之西湖南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舍剌甫丁墓碣》中云其有男孙三人，长阿老丁。墓碣之后阮元本人说：“长孙阿老丁曾于文锦坊南营真教寺，俗称礼拜寺。”有学者将阮元的文字看作是《墓碣》中的史料，加以引用，于是有“亦即舍剌甫丁为重建杭州真教寺的回回大师阿老丁的祖父”，“可见阿老丁已是世居杭州的穆斯林”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将舍剌甫丁之孙看作是营建真教的回回大师阿老丁。然而，这是错误的判断，首先元代名叫阿老丁的穆斯林非常多，其次墓碣中谓舍剌甫丁出生于庚戌年，即武宗至大三年（1310），延祐年间他也才是十岁左右的孩童，怎可能有孙子？

另外，哈八石也曾为杭州所吸引而欲移民其地。他与许有壬同进乙卯进士，关系十分密切，为同道好友。在哈八石改佥山北宪职时，他对许有壬抱怨：“我非渎于进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贫乎？鄂不可留，扬米贵，亦不可居。杭，吾乐之，谷又差贱，且其人德我，吾谋定矣！”哈八石曾任浙西道佥宪。江南浙西道廉访司是至元十四年（1277）增置的，置司于杭州路。也就是说，哈八石曾在杭州担任过官职，所以他说“其人德我”，可见他任职杭州期间，在当地百姓中有着良好的声誉与口碑；吸引他定居杭州的另一个因素是杭州“谷又差贱”，从中反映出哈八石的清廉、清贫。哈八石祖籍为于阗，不知哪代迁至大都，世居宛平县。哈八石在杭任职时为当地民风与低廉的物价所吸引，欲定居于此，不想在赴任途中病故。其子木屑对许有壬说：“杭西山，先人所爱，因可守也。”于是，为满足父亲生前遗愿，将其葬于此处。

国内迁入杭州的穆斯林，还有一种模式，可称之为寓居模式。见于史载的这类移民主要以官员为主。他们因迁转调任而居杭州，居留时间因任职而定。高克恭即是代表之一。1291年桑哥伏诛，高克恭任职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他力排众议，做了很多惠及杭州百姓的事，俱见邓文原所作《行状》。邓文原，字善之，绵州人，至元中任杭州路儒学正，“因家于杭”，与高克恭交好，双方关系十分密切。

高克恭与李仲方交情亦深厚。李仲方曾任两浙运司经历，后卒于任上。高克恭专为其安排后事，并与郭佑之、鲜于枢等前往祭之。李仲方善画，高克恭亦有画名，或许是相同的志趣爱好使两人结交下了深厚的友情。魏文妮（Ankeney Weitz）曾著文探讨了元代杭州的古玩市场，文中提到李衎、郭佑之、鲜于枢这些书画兼收藏家。李衎与李仲方为同时代人，李仲方曾为李衎作墨竹。李仲方卒后，高克恭与上述这些人一起祭吊他，说明高克恭与这些人也是相熟的。周密在《云烟过往录》中记述了杭州古玩收藏方面的事情，高克恭颇负画名，与周密交往过从，从这些方面可以勾勒出高克恭在杭州的另一个交往圈子，即书画与收藏圈。兰恩云周密在家中款待过高，并在有关高的笔记条目中提到，这位鉴赏家处处赞誉这位富有的贵族执守于伊斯兰教。因此之故，周密对穆斯林丧葬仪礼颇为了解，并将之记录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周密关于穆斯林丧葬仪礼记载之详之确，在中国历代可谓前所未有，如若不是与穆斯林关系密切，以外人之身份是不可能观察如此确切的。

此外，赡思在杭州任过职。其祖上为大食人，西征时迁于丰州，后“家真定”。他在后至元三年（1337）到杭州担任浙西廉访司使，他任职期间浙右官员“无敢为贪墨者”。阿合马的长子忽辛还曾以行中书省左丞的身份兼领“杭州诸色人匠”，其弟抹速忽担任过杭州路达鲁花赤；乌伯都剌也曾任过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一职；赛典赤之孙乌马儿在杭州也有过短暂的任职。另外还有在杭州属县任职的穆斯林官员，如八都鲁丁等。

除这些官员外，寓居杭州的代表人物还有萨都剌、丁鹤年、马九皋等文人学士。萨都剌晚年寓居杭州，尤爱杭州山水，“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兴至由发为诗歌，以题品之。今两山多有遗墨，而西湖十景词尤脍炙人口”。与萨都剌在杭州的洒脱不同的是，著名诗人丁鹤年寓居杭州时则是流离失所，以卖药为生，反映出元末政治动荡对穆斯林移民的巨大影响。

除却周密对穆斯林丧葬仪式的记载外，元末的陶宗仪则记录了发生在杭州荐桥穆斯林聚居区的一场婚礼悲剧。而杭州人王梅谷就这一吉事变悲剧的场面以戏谑的口吻作下火文，为陶宗仪所记录。所反映的态度与周密完全不同，显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这说明直到元末，杭州的穆斯林仍然严守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许有壬曾特别关注到这一点：“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

如前所述，在“乙未籍户”后，穆斯林移民正式成为大元帝国的臣民，其身份不再是以前的“侨民”。周密云：“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王礼亦谓：“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邱之义乎？”周密为南宋末元初人，王礼生活的年代为元中后期入明，可见终元一世，这些穆斯林移民已被汉人看作是“中原之人”，他们的“国家观念”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即由“化外之人”真正变为“在编之民”。

从唐宋时期一直到元代，到东方寻求贸易机会一直是穆斯林移民中原的主要动力。对于元代穆斯林对其“母国”的集体性记忆，我们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的记载可以找到端倪：“这些商人因久居异教徒地区，如有穆斯林来，都欢喜若狂地说：‘他是从伊斯兰地区来的呀！’”此处的“伊斯兰地区”即是定居于中国当然也包括定居于杭州的穆斯林移民记忆中的“母国”，也是杭州穆斯林殁后要“回归”的精神家园，这条史料同样也反映出定居于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强烈认同感。元代杭州是穆斯林移民富商云集之地，这一点已为中外史籍所证明，这些特征表明，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之间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地域观念（伊斯兰地区）。

附带说一下杭州穆斯林移民的文化背景。蒙古灭阿拔斯王朝后，与波斯关系密切，双方从海路与陆路方面的来往频率均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蒙元时期定居杭州的穆斯林移民以操波斯语者为多，这从杭州发现的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可以得到证实。波斯语为其母语，阿拉伯语为宗教用语，杭州穆斯林移民去世后，墓碑上以阿拉伯文镌刻清真言、赞主词、赞圣词，显示出与其宗教信仰的密切关系。莫尔顿业已指出，在杭州发现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墓碑上出现过波斯文抒情诗歌，其中有些来自于波斯本土诗人如萨迪的诗歌，有的则创作于杭州，显示出杭州穆斯林移民中有着较高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教育水平，并在努力地维持着伊斯兰文学传统。伊本·白图泰在杭州逗留期间，曾在杭州总长官郭尔塔（Kurtai）之子的陪同下泛舟西湖之上，他们在游船上欣赏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歌曲，长官之子是波斯语歌曲的狂热爱好者，因此波斯语歌曲被演唱多次，以至于伊本·白图泰都烂熟于心，将曲调记录在他的游记之中。当然，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来源地多样而又复杂，其所操语言亦非常复杂，有波斯语、突厥语，甚至汉语这种多语言化倾向，而其总体的文化背景则以伊斯兰文化为主。

杭州穆斯林移民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良好声誉的官员、诗人、画家、曲家，对杭州当地的政治、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杭州历史文化遗产宝贵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穆斯林移民带入杭州的民间杂耍也丰富了当地人的业余生活。
 

四

以上详细考察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了穆斯林移民移居杭州，形成聚居区，以及其身份变化的历史事实。由此可总结出以下结论：

首先，穆斯林移民进入杭州是在五代、宋初，其形成聚居区——蕃坊——亦应在此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宋时杭州有这样的穆斯林移民聚居区，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宋代的汉文文献中，杭州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却是缺载的，我们只能根据建于宋时的凤凰寺来试图构建这一聚居区。

其次，有元一代，杭州迎来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大量穆斯林移民杭州，掀起了杭州历史上外来族移民的浪潮。直到这一时期，关于杭州穆斯林移民聚居区的记载才逐渐丰富起来，而这一点也由后来杭州发现出土的穆斯林墓碑以及伊斯兰教石刻所证实。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的聚居区主要集在文锦坊、荐桥一带。杭州城内共有三座大清真寺，穆斯林每逢周五主麻日都要到清真寺做集体礼拜。而且，他们建有公共墓地，位于前宋皇家花园聚景园中。

复次，杭州穆斯林移民作为沟通中西的媒介，将有关杭州的信息传播到伊斯兰地区，以致在波斯史家宾那哈梯、剌失都丁、穆思脱非以及阿拉伯地理学家阿伯尔费达的著作中都不同地描述了杭州，反映出波斯、阿拉伯知识阶层对杭州的认知度。另一方面，杭州南宋遗民周密、元末陶宗仪也在其著作中对杭州穆斯林移民的丧葬、婚俗有着准确的记载，反映出汉人对这一群体文化的了解与认识。而在杭州任职的赡思写过诸如《西域图经》、《西域异人传》等史地著作，向汉人介绍伊斯兰地区的地理与历史，惜未能流传下来。但与此同时，掌握杭州砂糖局的穆斯林、犹太人行为不端，因此在当地百姓眼中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这从杭州人王梅谷的下火文即可看出。但无论如何，杭州穆斯林移民在沟通中西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正因为他们的传播，提高了杭州在伊斯兰地区的认知度。

最后要说明的是，元代杭州穆斯林移民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国外移民、国内移民。在国内移民中又有寓居模式的移民。从现有的碑刻资料来看，明确由境外迁入杭州的移民来源地有波斯亦思法罕、西模娘。另外还有一些墓主，尚不能确定是在他们这一代还是其祖上从中亚不花剌、波斯呼罗珊、叙利亚阿勒坡迁入杭州。境内移民由元帝国某地迁入杭州。寓居模式的移民以官员与文人为主。

这些移民身份各异，有官员、学者、伊玛目、商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行业领域里为杭州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与学识。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杭州，使之从南宋时期的“销金锅儿”转换为元代的“民族熔炉”，显示出杭州作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接纳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开阔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