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韩有录

我在高台西路军将士纪念馆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因为马家军中下级指挥官中有很多人是我家乡人、甚至与我们此行中的许多人有亲戚关系。在《血铸的丰碑》一书中提到的谭成祥，此人离我家不远。我们的长辈不断提到这个人。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镇压反革命事件中被新政权处死。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长辈们讲到一条山、高台、倪家营子。每当提到马家军在河西走廊取得的军事胜利时，长辈们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他们当中有人参加了当年的战斗，到晚年才向我们这些晚辈透露了当年战斗与厮杀的情形。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钦佩他们居然经历了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听说尕果洛也参加了河西地区的战斗，此人解放初期担任过化隆县县长，后又组织马步芳残余势力进行叛乱活动，在尼丹山被击败，只身逃亡黄南。

现在我没有资格评判当年参加河西军事行动的马家军军事人员，他们加入军队有人是被抓来的，有人为了谋生而参军的。他们奉命开往战场，去阻截红军。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的天职。打仗消灭敌方就是军人的职责，战争过后，政客们去收拾战后残局，军人的使命就结束了。但历史没有那么简单，1949年之后，参加过河西军事行动的马家军指挥员以各种罪名处决了，这也是有人不敢向晚辈讲述他们经历的事件直到他们死亡快要到来的时刻。

而战败的西路军的被俘人员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一部分归队回到延安，4000多人流落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他们是逃兵的代名词，是耻辱的象征。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他们也像马家军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转战的 河西走廊也不再有人造访，他们的历史也少有人追问。本来他们参加的转战数千里的暴力革命是为了消灭贫穷，但他们又成了最贫穷的人。如过说物质的贫乏尚能忍受，而心理的贫穷何其难熬，他们当中许多人彻底地与家人失去联系，成为活着的孤魂野鬼。想到他们从事的事业，我不禁想起余秋雨先生的话，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富人太富，所以在他们看来，富裕就意味着罪恶，对富人罪恶财产的剥夺在他们看来是合法的。掠夺富人的结果就是人人都穷，人人变穷，他们觉得大家过一样的日子，这才心安理得。他们生活之地曾经就是这么一种人文环境，他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然而有些勇敢的历史学家挑战权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很快地，河西走廊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又热闹起来了。人们又一次探寻当年战场遗迹，走访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于是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也出现了令人唏嘘的无法理解的一些历史故事。我翻阅了一些书籍，回忆那些参加河西“剿共”人员所讲的经历，他们的叙述与我们现在所读的历史记载是一致的。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也就敢于面对现实了。我们的祖先参加了那场空前惨烈的大厮杀，有时我们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的身份，因为毕竟那是一场历史的负担，我们是无罪的，但祖父辈们超越战争准则的行为让我们也无法谅解他们。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西路军将士战斗的地方，来到了马家军叱咤风云的战场。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听着讲解员含泪的讲解。我想这可能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唏嘘的历史吧。西路军不仅被马家军击败，也被历史教科书否定了几十年。回忆小时候的历史课上讲到红军长征的历史，讲到西路军的失败，老师最后的结论是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现在明白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也才知道尚有4000多名西路军战士流落各地。他们每个人都有悲惨的经历与不幸的命运，但很少有人为它们仗义执言。幼年我曾经生了一场大病，得到过曾经是西路军女战士的民间医生的治疗，她们一辈子在家务农，似乎从未与故乡的亲人联系过。也没有记者采访过她们，没人知道她们是怎样求生的。也许记者不愿面对她们，也许不愿再揭旧日的伤疤，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总之，她们是在默默无闻之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听完讲解员的解说，我们在公墓内自由活动。墓地由各方捐款修建，与其他地方红色旅游点的保护比较，这里还是简陋的。但在河西战斗中的双方想不到的事，他们都遭遇各自最高当局的不公待遇。马步芳在兰州战役失败后，就直飞开罗避难，他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看法。西路军也被人扣了帽子，遭遇不公平的待遇达几十年，许多人隐瞒自己的身份，极力隐藏那段历史。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今天颠覆的历史已被重新改写，在河西人们隆重纪念西路军，高台西路军将士纪念馆又成为国家级纪念馆。而在台湾那边，自从国民党丧失政权后，也没有人提及这段历史吧？我们在纪念馆内看到了马家军指挥员的照片，了解了马家军的部署和战斗情况。在纪念馆自由参观时，我想，马家军也有自己的纪念馆或墓地吧，这些墓地在哪里？我真想去看一下，凭吊那些战死河西的马家军人，毕竟他们大部分是穷人的儿郎。

当然马家军同蒋介石政权一同消亡，我们把马家军的失败不能归于某一人某一时。如果仅仅是马家军一家的失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些原因，问题是一个政权的倾覆必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历史因素。

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等一大批领导人深刻洞晓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事关一个政权的兴亡。辛亥革命后，满洲政权是倾覆了，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依然没有解决。只要有人提出“耕者有其田”，农民是会蜂拥相随的。果然如此，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一颁布，农民纷纷支持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政权在短时间内败亡了。蒋介石在台湾立足也与彻底的土改有关系。当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蒋介石抵挡不住强大的军事进攻，战争速度之快，也出乎毛泽东所料。马家军在西北的败亡也就注定了，他们在西北苦心经营的基业随之烟消云散。自此，战死河西的马家军将士再也没有人探访他们的遗迹了。

在马家军灭亡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激动人心的革命，政治形态发生了巨变，但河西走廊百姓生活并没有根本改观。60年代的大饥荒横扫中国大地，许多人不正常死亡，其中包括那位致死拒绝承认自己是西路军熊姓战士。

在纪念陵园徘徊，脑子里回响的是双方厮杀的呐喊。我抬起头来，看见同事们坐在花园墙上休息。他们刚进来时一脸兴奋，听完讲解后一脸阴沉，这页历史分量太重，压力太大，叫人无法开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