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最早在唐代传入我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并在伊斯兰教的决定性凝聚作用下，由多民族成分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唐以降，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为祖国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唐代中国，对世界各国文化兼容并蓄、敞开胸怀，许多宗教、文化和生产技术都是唐朝传入我国的。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气度，才得以开创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八方来朝的大唐盛世。

唐代，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商人沿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在广州、泉州、扬州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唐都长安经商、定居，给中国带来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香料等商品，同时把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输往阿拉伯和波斯地区，又从这些地区转往欧洲。后来西方人把这一联通中国到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也叫做“香料之路”，而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则是这条商路开拓者和经营者。

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危及唐朝政权，唐朝向西域各国请求出兵相助。唐至德元年间，阿拉伯阿巴斯帝国哈里发曼苏尔，应唐朝请求派出一支军队来华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叛乱平息后，这批阿拉伯军队留居中国，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各处，成为回民最早的族源的一部分。

宋代，继往开来，继承和发扬了大唐盛世的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使中华文明达到鼎盛。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也在宋代最为繁盛，宋代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唐宋时期直至元代，设在泉州、广州的“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官员历来多由穆斯林担任，甚至有穆斯林家族世袭，负责招徕阿拉伯和波斯客商、管理进出口贸易和征收关税。从而可见穆斯林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流与繁荣的贡献。

唐宋时期来到中国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长安和广州、泉州、扬州几个城市，多以经商为业，与阿拉伯、波斯故乡仍保持着不断的往来，属于回民的先民在中国的侨民时期。在这些城市都形成有穆斯林社区---“蕃坊”，“蕃坊”内，政府设“蕃长司”管理机构，任命穆斯林担任“都蕃长”，有清真寺，有穆斯林法官按伊斯兰教法管理“蕃坊”内穆斯林居民的民事事务。

唐代，西域阿拉伯的使节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并留居长安。唐贞元年(785)时，因经商、出使来华留居在长安的“胡客”就已有四千余户。(《 资治通鉴·唐纪·贞元三年条》载)。如今古城西安古老的回民区---“回坊”，尚存几分唐时“蕃坊”遗风,诸多古老的清真寺中有三座始建于唐代。

唐代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最为繁盛的首属广州，也是来华的穆斯林最多的城市，唐大中五年(851)来华的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对广州城和城内的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做了详细的记述。阿拉伯历史和地理学家麦斯乌德也曾记述“广府(广州)城人口稠密，仅统计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火祆教徒就有二十万人”。唐末黄巢叛军攻陷广州，纵兵大肆屠杀抢掠，广州城内被杀的“蕃客”“胡人就达十二万之多，其中大多都是穆斯林”，致使对外贸易一度中断。宋代以后，广州的“蕃坊”逐渐衰落。现广州怀圣寺(光塔寺)即始建于唐代，是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另有宛尕斯古墓，也是唐代初期来华的伊斯兰先贤留下的遗迹。

扬州是唐代来华的穆斯林集中的主要城市之一，《新唐书·田神功传》记载，唐上元元年(760年)，节度使田神功兵乱扬州，纵兵杀掠，仅“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扬州仙鹤寺也是始建于唐代清真寺，由波斯穆斯林所建，内有“普哈丁墓”，又称“普哈丁寺”，“普哈丁”由波斯人名“巴赫蒂亚尔”转音而来，纪念一位波斯穆斯林谢赫(学者、长老、阿訇)。如今，扬州穆斯林已孑遗无几，仙鹤寺作为文物古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

泉州，唐代也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时就有穆斯林来定居，宋元时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宋代泉州穆斯林众多，有“回半城”之称。而宋元时期蒲寿庚家族几代世袭担任“市舶司使”官职，既是一方豪富巨商，又是朝廷掌管对外贸易的高官，为朝廷招徕阿拉伯波斯客商，管理海外贸易，为超朝廷收取巨额关税。蒲氏家族在泉州势力庞大，有“半蒲街”之称，对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元末明初的反元起义中，泉州穆斯林被视为蒙元统治势力，陈友谅军攻陷泉州后，对穆斯林大肆追杀，蒲寿庚被掘墓鞭尸。劫后孑遗的少数穆斯林纷纷远逃他乡，避居深山远处，隐名埋姓，隐藏伊斯兰信仰和习俗。经年累月，没有了清真寺，没有了阿訇，离开了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的后代们就逐渐彻底汉化。现在泉州晋江陈埭回族镇和惠安百崎回族乡的回族就是元代穆斯林的后裔，但这两处已汉化了几百年的回民早已与汉民无异，没有了任何穆斯林的特征，几万人几乎100%都是回族的陈埭回族镇，佛庙、基督教堂、祖宗崇拜的祠堂和回族人家养的猪都随处可见。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为了体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陈埭和百崎两处的穆斯林后裔汉化几百年后才恢复了回族族籍，成立了回族镇、乡。这里是穆斯林中国化最彻底的典型。

如今泉州穆斯林已孑遗无几，遗有始建于唐的古清真寺遗迹，和自唐至元时期形成的穆斯林古墓群。

穆斯林入居中国后积极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学习汉文化，读书入仕。在“蕃坊”内，不仅有穆斯林的清真寺和伊斯兰经学校，也有学习汉语的学校。现在古城西安古老的回坊里仍有遗迹可寻，“大学习巷”、“小学习巷”、“化觉巷”之名即由当年留居长安的“胡人”学习汉文化之处沿袭而来。

唐大中年间，有居于河南的“大食”(阿拉伯)人李彦升，是一个已经华化的阿拉伯人，学习汉文造诣很深，被推荐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当时唐朝全国每年只能考取进士二三十人，实属凤毛麟角。但在录用入仕时因李彦升的阿拉伯人身份却引起“华夷之辨”的争议。有官僚士大夫们质疑：怎么推荐一个“夷人”参加科举考试？怎么能任用“夷人”做中国的官？华人无人了吗？李彦生的同乡文人陈黯作《华心说》(《全唐文》)为其辩：“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行华心夷；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义，是行夷而心华也”。

唐末五代时西蜀著名词人“李波斯”---李珣，祖辈是波斯香药商人，由海路来华，后入居四川，经营香药生意，为“蜀中土生波斯”。香药也就是香料，产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地区，因经海上舶运而来，又称海药，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多经营香药生意。李珣家族经营香药为业，兄妹几人对中国文化学有所长。李珣精于词学，深有造诣，著有著名的《琼瑶集》，为一代词学大家；同时又精于香药，著有《海药本草》一书，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引用了其中许多方例，在药物学上也颇有成就。李珣之妹李舜弦擅长作诗，颇有成就，且作得一手好画，为当时著名才女，是前蜀后主王衍的嫔妃。

李珣虽汉文造诣精深，为当时一代词学大家，但其身世和所保留的穆斯林特征，也引来当时一些文人的嘲讽。当时有文人骚客作诗云：
异域从来不乱常，
李波斯强学文章。
假饶折得东堂桂，
胡臭熏来也不香。

科举中进士也好，词学大家也好，汉文化造诣再高，那“大食”、“波斯”人身份，那脱不去的“异味”，还是难以为主流社会一些官僚文人所认同。

元代，征服了中亚的蒙古人挥师东征中国，大批中亚各族穆斯林军人、工匠、官员、文人、商人，随着蒙古大军来到中国，并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重要的辅助力量。回回军人随军征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战事结束则就地屯田，“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回回军人则落居全国各处；回回官员和文人则分布从中央到各地各级政府机构任职；回回商人和工匠则沿交通沿线遍布各城市。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回回穆斯林遍居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各行各业的局面，穆斯林的中国化进程也逐渐广泛展开。

元末，中国各地反元斗争风起云涌，已普遍中国化了的回回穆斯林也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反元起义中，朱元璋手下就有多位大将就是回民出身，追随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江山。民间有“十回保洪武”之说。朱元璋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下推翻了异族统治，对主要是回回人的各异族人实行“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相嫁娶”的汉化政策，却并没有禁止和排斥伊斯兰教。相反，在南京、北京、西安等地敕建一批清真寺---就是朝廷出钱给回民修建清真寺，朱元璋还御赐褒扬伊斯兰教和赞颂先知穆罕默德为“至贵圣人”的《至圣百字赞》。这是个罕见的特例，或许是因为回民为大明江山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勋，从而对伊斯兰教也有所了解，也是对回民功臣的褒奖，这也体现了朱元璋高超的民族怀柔统治政策。这使得回回穆斯林更进一步地中国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使得中国大地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汉语汉服汉姓汉人面孔却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

有明一代，对回民和伊斯兰教的宽容和优待政策一直得到延续，除了明初追随辅佐朱元璋打江山的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冯胜等回民功臣外，明代各个时期涌现出众多功名卓著的回民人物。诸如：官至兵部尚书、忠义不屈的铁铉，七下西洋的航海家郑和，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的五朝元老马文升，为官清正刚直不阿的海瑞，被奉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家李贽等。

明末清初之际，已经中国化了的回民面临着伊斯兰教的学习教育与传承问题，和伊斯兰教被中国主流社会官僚文人认同的问题。一方面，回民内部开始兴办经学教育，教授回民子弟学习伊斯兰知识，经学教育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一些饱读伊斯兰经学又深通儒家学问“经汉两通”的伊斯兰学者开始汉文译著活动，“以儒诠经”，用儒家文化的语言解释伊斯兰教，主要向主流社会官僚文人士大夫介绍伊斯兰教，并与之对话，以求得认同，并期盼向皇帝介绍伊斯兰教，期盼朝廷能够了解、重视伊斯兰教。

陕西人胡登洲开创的经学教育低调不张扬，只在回民清真寺内进行，不对外宣教， “信而不论”，“不与人辩”，不求人知，也不为人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历经四百多年而不衰，至今仍是回民伊斯兰教传承的主要方式，无论官办的经学院还是民间的阿语学校都无法取代经学教育在回民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

而王岱舆、马注、刘智几位“经汉两通”的学者们开展的“以儒诠经”的“回儒对话”活动却惨遭失败，尽管他们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进行的交流对话，虽然也得到个别一些官僚文人的响应，代表主流文化的大多数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对伊斯兰教并不认同，没有消解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对伊斯兰教本已存在的偏见与排斥。他们进行“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活动并积极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们交流对话的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正是一些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对伊斯兰教诬告最频发的时期。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称“唯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
康熙时期，就屡有汉族官僚以回民早晚礼拜和斋月封开斋“夜聚晓散”为由屡屡上奏诬告回民“图谋造反”。康熙帝为此曾微服私访清真寺，体察实情。康熙三十三年( 1691) 颁布上谕称:“朕评回汉古今之大典…汉官诸臣时享俸禄，按日朝参，而回教五时拜主赞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汉官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

雍正元年（1723），山东巡抚陈世琯上奏诬告:“回教左道惑民”、“聚众烧香，夜聚晓散”、“图谋不轨”，“不敬天地，不祀神祗，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雍正见奏当即曾降旨予以批驳。
雍正七年（1729）四月陈世琯再次奏，列举应查禁回教的四项理由，内容大致同前奏。
这期间还另有其他官僚也曾屡次上奏诬告:“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強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

针对这种情况，雍正七年四月雍正皇帝传谕：“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等既为国之编氓，即皆为国家之赤子。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益犹中国之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荐登显秩者尝不乏人，则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为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

仅时隔一年，雍正八年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又上奏：“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不遵正朔，私记年月，不遵服制，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不知供奉何神。妄立把斋名目，违制异服。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律治罪，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

针对安徽按察使鲁国华的奏折雍正皇帝批谕：“回民之自为教规，乃其先代相沿之俗，其来久矣，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鲁国华所奏，甚属苛刻怪诞，…从前奏回民甚多，陈世倌于雍正元年便亦如此具折陈奏，朕曾切责。今鲁国华于朕已降旨通行训导回民之后，仍复如此陈奏，不知出于何心…此等条奏，非有挟私心报复之心，即欲惑乱国政。着将鲁国华交部严察议处。”将鲁国华撤职查办。

雍正时期陕甘总督岳钟琪和乾隆时期陕西巡抚毕沅都有类似奏折上报朝廷，但未像陈世琯、鲁国华被皇上降旨点名批驳。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由两江总督采进，《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中收录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四库馆纂官在提要中介绍刘智其著时却对伊斯兰教妄加褒贬：“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而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四库全书》总纂官是当朝饱学之士、乾隆近臣纪晓岚，当时的官僚文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态度也由此可见。

标志着回儒对话彻底失败的事件则是清乾隆年间的一场荒唐的文字狱---海富润案。
海南三亚回民海富润，负笈千里远赴当时中国经学教育中心的陕西关中求学，九年后学成返乡，一路所到经之处,投宿清真寺都有穆斯林“传经供饭”。途径汉口期间，留宿汉口观音桥清真寺，海富润因头染疮疹，头发脱落，未蓄发辫。在汉口停留时日，遇到在汉口清真寺旁开店经商的南京人袁国柞，此人是刘智经学老师也是舅舅袁汝琦的孙子，出资刊印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等经著和南京人金天柱所著《清真释疑》，见海富润一念经学人，赠送他上述经著。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五月十一日,海富润到达桂林,住进旅舍,桂林知府衙门巡逻胥吏发现他初蓄发辫，“不僧不俗 ,形迹可疑”,即予拘捕。在其行李中搜出阿、汉文经书多种，或抄录或自购或沿途教人所赠，其中有《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清真释疑》等汉文译著，上报至广西巡抚衙门。尤其是《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广西巡抚朱椿认为：“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在中国,只有“至圣先师”孔子才能称“至圣”，只有皇帝饮食起居的记录才能称“实录”，对回民的“至圣先知”穆罕默德竟敢称“至圣”、“实录”,实属大逆不道，《实录》有称“穆罕默德为天下古今至贵之一人也”等内容，朱椿也指责“狂悖荒唐”，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经严刑审讯 , 海富润供述自海南三亚赴陕西求学经历，及学成返乡途径湖北、湖南、安徽、广西一路所留宿的清真寺，所传经供饭之人。朱椿如临大敌，如获至宝，一面迅速发文通知江南各省并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各省，凡涉及《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著述者、作序者、刻印者、传赠者都要缉拿查办，所有经书及刻板均予查缴，“解京销毁”。一面奏报朝廷，并将所查缴的经书名目概要列清单“恭呈御览”，以沽誉邀功。一时间牵动九省，缉捕多人。远在天涯海角三亚的海富润父兄家人也被缉拿讯问。江南巡抚闵鹗元接到咨文后训令江宁、镇江、松江三府，严加查办，并令将出资刻印并赠经书与海富润的袁国柞和刘智及《清真释疑》著述者金天柱缉拿归案。殊不知此时刘智及金天柱均已去世归真。

乾隆皇帝见到朱椿奏报，即降旨训谕：回民经典“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并就《天方至圣实录》一书御批：“穆罕默德乃西域之国王，此《实录》记载其事，原依西经用汉文译出，文虽鄙俚，其内深理，尔岂能尽悉”，“此书大概揄扬穆罕默德之贵，何得指为狂悖？”并传谕朱椿和陕西巡抚毕沅等地督抚此案不必查办。可朱椿等各地官员并未遵旨及时停止查办此案，致年逾七旬的袁国柞，在乾隆皇帝传谕此案不必查办之后仍被缉捕，惹得乾隆帝连发几道圣谕，严斥朱椿此案不经查明“率行分咨查办，冒昧之咎，亦所难辞”，“所办殊属过当”，“致年逾七旬之人无辜受累”，“此案非寻常错谬可比”，“实属荒唐”。责令“将拿获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书籍板片，悉行给还”，着将广西巡抚朱椿“革职留任”，“交部察议”。

这场荒唐的文字狱虽幸赖乾隆皇帝的干预得以有惊无险地平息，但经此案之后不仅是汉文译著活动从此一蹶不振，江南地区的经学及教门也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好在康熙、雍正、乾隆几位君主圣明。
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朝廷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齐其政不易其俗”、“因俗而治”的政策，对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是历史上民族政策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时期。康、雍、乾三帝体察民情、胸怀宽仁、为政严明，正是这种宽仁的政治胸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公正严明的政治作风，才得以开创清朝前期的康乾盛世。

清朝前期，涌现出一大批回民将领，为清王朝开疆拓土，效力疆场。康熙时期征准格尔，雍正时期征西藏，乾隆时期征新疆和征两金川（今四川藏区），嘉庆时期征苗疆（西南苗族地区），咸丰时期征太平天国等重要军事行动中，都有许多回民将领冲锋陷阵，建功立业，其中官至军门提督、清史立传的就有数十位之多，回民中有“十八行省出了十三方提台”之说。不乏有官至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样的人物，也出现过云南回民起义起家降清后背叛回民起义又反过来镇压回民起义有功而官至军门提督的马如龙，和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立有功勋而官至军门提督的马德昭这类人物。

清朝末期，大清体制年久失修，明君不再，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冲突，腐朽的大清体制已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半壁江山生灵涂炭，回民也在劫难逃，遭遇了西北和云南两场空前的灾难。

自唐宋时期回民的先民来华留居，就积极适应中国社会，学习中国文化，到元明代时期回回民族形成之后，各个历史时期回民都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的社会之中，都能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在历次社会变革中都积极投身其中，为中国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回民则领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率先创办新式学校，创办文化刊物。从天子脚下的京城到西南一隅的云南，从巴山蜀水的四川到东北之角黑龙江，从富庶发达江南到贫瘠落后的西北，全国各地的回民们在自己的清真寺里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校“清真小学”、“回民小学”“清真中学”“回民中学”。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回民还创办了大批文化刊物和社团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回民创办的所有回民学校连同校址校舍全部由政府无偿接收，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这都是回回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36位回民留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其中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在辛亥革命和国内文化教育各界都有所贡献。

1911年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辛亥革命的前导四川保路运动中，成都回民成立“省垣清真保路同志协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运动之中。

辛亥武昌首义中，投身其中的回民义士有数十位之多，其中有几人成为首义骨干和领导，回民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在北洋政府对西藏已弃之不顾的情况下，积极抵制英国策动的西藏分离活动，出兵藏区，1931年发起青藏战争，粉碎了西藏分离活动；1934年，回民将领马仲英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挥兵镇压了新疆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以致至今一些藏民和维吾尔人仍对回民心怀记恨，每当藏区和新疆有个什么风云际会，往往喊出“驱汉灭回”的口号。没有马麒马步芳父子，难说现在西藏和青海四川藏区还在中国版图内，没有马仲英也难说新疆现在会怎样。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回民马家军功不可没。可如今，人们却只记住了马家军剿杀西路军。两军交战各为其主，马家军当年剿杀西路军也是奉国民政府之命，并非与红军有什么私仇，国共合作之后马家军也曾释放了部分西路军俘虏，还曾从西路军俘虏中挑选出两千多人编入马家军骑兵师派赴前线参加抗日，扬名抗日战场。当年手上沾有比马家军更多共产党人鲜血的国军将领如今都已成为爱国将领，不再称“匪”，而马步芳、马仲英如今仍然是“匪”。

中共领导下的革命中，也曾有从清真寺办的清真小学里走出的中共早期革命家马骏，红军时期的“回民苏维埃”，抗战时期，八路军中的“回民骑兵团”、“回民支队”，新四军中的“清真营”等等。

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实行“五族共和”，这里汉、满、蒙、回、藏五族中的“回”是指包括维吾尔在内的所有穆斯林民族。

新中国之前，“回回”、“回民”这一概念原本是指所有穆斯林，伊斯兰教称“回回教”、“回教”，西域穆斯林国家称“回回国”。清代后期到明国，一些文史资料中把回民根据外表特征做了不同的区分，把说汉语汉服的回民称为“汉回”、“熟回”，就是已经被汉文化“捂熟”了的“回”；因维吾尔族男子多缠穆斯林头巾，被称为 “缠回”，又因维吾尔人言语习俗与汉民相去甚远，还没被汉文化的“礼乐教化”“捂熟”，还生着呢，又被称为“生回”；现青海的撒拉族因地近藏区又与藏民有一些血缘关系，被称为“番回”。

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各民族重新做了识别划分，“五族共和”中的“回”被划分为十个民族，“五族共和”中的五族变成了如今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依照这个分法，其实还可以在细分出更多民族的，比如西藏和青海藏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藏回”，云南的信仰伊斯兰教“傣回”、“白回”。海南三亚的回民是八百年前的宋代从占城漂洋过海来的，如今言语习俗与中国的任何民族完全不同，人种都完全不同，倒是跟柬埔寨越南的占族原本属同一种族，语言习俗至今仍非常相似，应该识别认定为“占族”才对。

汉唐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以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原本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尽管历史上某些时期也有一些官僚文人强调“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用儒家文化的“礼乐教化”对“化外之民”“教而化之”，但毕竟是一时之论，他们还决定不了中国文化宽容与发展的走向。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虽在信仰理念上有所不同，关于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念却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并不相排斥。二者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并存不悖。正是有着这样能够共存的基础，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和平发展，落地生根，传承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