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恩来总理参观伊斯兰寺院

　　在周恩来诞生的1898年，中国第一张近代漫画《时局图》写照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被列强觊觎与欺凌的历史;在周恩来逝世42年后的今日中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一如他生前所愿。周恩来毕生为建设一个安定繁荣的新中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很多领域都留下了他远见卓识的思想。宗教领域也是如此。他在宗教问题上有很多观点显示出政治家色彩，体现出实践性、前瞻性与辩证性。即使今天来看，依然闪耀着光辉，对认识当下宗教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

　　尊重规律，正视差异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人民战争的狂风暴雨摧枯拉朽，各种旧势力在这场狂风暴雨中瑟瑟发抖，也让不少人坚信宗教作为“旧势力”与“旧的社会团体”，会被狂风暴雨涤荡、埋葬。有些人认为，只要农民一分到土地，就不再信教。周恩来注意到宗教在社会主义苏联客观存在的实际，说：“苏联‘十月革命’已经30年了，现在还不是有很多教堂，很多人划十字。”他强调：“别说分了土地的农民，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信教的。”

　　1957年，中国社会处在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中，但周恩来头脑冷静。他说：“信仰宗教的人，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这么死。”周恩来对宗教的长期存在从心理根源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周恩来会见宗教界著名人士吴耀宗时，吴耀宗谈到马列主义和宗教之间虽有不同，但99%的是共同的。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坦率指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世界观是迥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作为无神论者，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与宗教有神论显然是存在差异与张力的。周恩来指出，“不必隐瞒，宗教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宗教界朋友对新政权的疑虑、对宗教存续问题的担心，周恩来恳切指出，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怯愚除魅，追求科学与现代的社会。然而，周恩来强调，“如果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认为它不会存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受激进革命思想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影响，有些人把宗教信仰者的信仰视作愚昧与落后，希望能够用更为先进的思想去“改造”思想上“落后”的人们。周恩来遵遵告诫：“不能拿共产党员的标准、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使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不可能的。”

　　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只是人们思想状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也是长期存在的。信众和非信众、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无视这种差异。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他对宗教长期存在的规律的认知也体现在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之中。

　　今天，我国依然有1亿多不同民族的信众，他们同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宗教长期存在的客观规律不会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尊重规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正视差异，正确对待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客观不同，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体现，才是对待宗教的科学态度。

　　辩证认识，积极引导

　　宗教的作用应该放在其所在的时代背景中具体分析。但是，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曾经与旧制度和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常持否定态度。这集中体现为1949年后一段时期内，把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简单论断。对鸦片战争有着特殊记忆的不少中国人把随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传入的基督教视为“洋教”。周恩来尊重事实，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因此，中国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

　　周恩来对宗教的认识是贯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1939年，抗战正酣，对于南岳衡山组织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周恩来应巨赞法师之邀，欣然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既是对佛教界爱国爱教行为的肯定，也用他的独见之明勉励中国佛教界把爱国与爱教有机统一起来。周恩来提出，对于与宗教有关的方面要具体分析。在对待有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医院等机构时，谈到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病了还去那里就医。如果因为这些机构曾经的基督教背景而一概否定，无异于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对于曾经以自己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国外宗教势力作斗争的爱国宗教人士，例如吴耀宗等，周恩来充分肯定了他们爱国爱教、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传统。

　　鉴于宗教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对宗教的正面作用，周恩来积极肯定、鼓励有加;对于宗教可能的负面问题，周恩来坦率指出，且态度恳切、言辞中恳，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在谈到基督教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基督教，一方面不能无原则地团结，另一方面不要脱离广大群众。这是政策问题，不是策略问题。大家认识要一致，要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数反动分子，但也不能过急。要不疲倦地工作下去。只有懒惰的人才感到束手无措或推卸责任。”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细致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推动基督教和天主教界彻底实现自治、自养和自传，推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本地化和中国化。吴耀宗在参与了周恩来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座谈会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周恩来积极引导和推动宗教界团结起来，在新政权下不断积极主动地调适自己，使宗教活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社会。

　　受周恩来的直接鼓舞与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追求来世与彼岸的宗教界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大业。1957年，北京白云观岳崇岱方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扭转消极思想，参加社会活动》的演讲，是道教界热忱爱国、积极响应的典型代表。

　　统战思维，求同存异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宝之一，周恩来是坚持用统战思维看待宗教界的楷模。他曾在同基督教界谈话时指出：“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认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周恩来认为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和有神的宗教之间有“合作之道”，即《共同纲领》。他强调：“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从各界来说，宗教界也是合作者之一。”他更进一步指出：“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对宗教界坦诚相见，模范地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结合实际，认真处理宗教问题，尊重宗教界人士，取得了很大成效，很好地团结了宗教界人士，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活动并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新，使曾经为旧社会服务的中国宗教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团结合作，拒绝纷争

　　我国有独特的宗教国情。周恩来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中国，宗教同政治一向是分开的，所以宗教问题不像欧洲政教合一的国家那样严重。”不但政教关系的矛盾不突出，而且教派矛盾以及宗教信仰者和不信仰宗教者的群众之间的矛盾都不突出。“我们从来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

　　中国虽然信仰宗教的人口占全国人数的比例不大，但绝对人数却不小。我国的宗教信仰呈现出鲜明的群众性与民族性。做宗教工作及理解宗教领域中的问题，都要考虑到宗教的群众性与民族性。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周恩来指出：“我们在工作中要处处谨慎，否则小事情会变成大事情，局部性问题会变为全局性问题，即刻就会闯出乱子来。”“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的情怀与特性，让中国人有很好的宗教宽容精神，这是历史与祖先留给我们的有益遗产。中国人有责任把这笔遗产很好地继承下去。

　　民族繁荣、宗教和顺对于信众和非信众都是福祉;民族纷争、冲突连连，信众和非信众都不可能成为受益者。只有团结合作、拒绝纷争，民族繁荣、宗教和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