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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古籍

回族文化民族特色鲜明、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回族古籍作为回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小经等文字记录的各类典籍、金石、档案和口传文献。

回族古籍因回族文化的特色，各地回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等原因，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首先，回族古籍类型多样、内容非常丰富。目前，回族古籍的分类仍是一个正在探讨的课题，如果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对民族古籍的分类，回族古籍包括书籍类、铭刻类、文书档案类、口传类4种类型，各类又分若干属种，可谓种类齐全。

从回族古籍的内涵来看，它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回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轨迹，成为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等众多学科，可谓包罗万象。它的载体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包括了书籍、碑铭、拓片、文书、档案、谱牒及口传文献等众多类型。

其次，回族古籍的语言特色非常鲜明。回族古籍主要是以汉文或阿拉伯文、波斯文、小经等文字书写的。回族中的一些清真寺碑刻、墓碑等，也有用阿拉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在汉族古籍文献中也有零散记载的回族内容。又由于回族大分散的原因，也有用藏、满、蒙古、维吾尔文等民族文字，甚至用英、日等文字写成的回族古籍。

再次，回族古籍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区域分布特征。回族古籍的时代特色十分显著。回族历史虽然不算很长，但回族发展的道路非常曲折。因此，大量回族古籍的出现，是在回族形成的元末明初以后，特别是经堂教育兴起和大规模汉文著译活动开展之后，我们现在见到的也大都是这个时期的古籍文献。随着回族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分化，反映这些教派与门宦历史与思想的古籍也随之出现。在近代，被称为回族新文化运动代表的回族各类报刊，又是这一时代特色的真实反映。

回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一体化源于伊斯兰文化，多元化源于地域文化。因此，回族古籍从地域分布上看，西北以回族伊斯兰教派与门宦道统史、口述史为主，中原地区以经堂教育及受汉文化影响的碑刻、楹联、家谱等为主，东南沿海地区以汉文译著为代表的典籍为主，云南回族古籍则有三者兼而有之的地域性。同时，由于回族古籍文献的流通与传播，各地在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方面的保存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最后，回族古籍具有独特的宗教文化特色。回族文化的内核是伊斯兰文化，回族古籍的宗教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回族古籍与伊斯兰文化联系紧密。手抄本的《古兰经》在民间就很多。如宁夏同心一穆斯林家中珍藏的一本手抄本《古兰经》，设计精巧，书写精美。这本手抄本《古兰经》的版本研究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回族历史上的汉文译著，也主要反映回族宗教伊斯兰教教义、哲学、伦理道德等内容。②清真寺中回族古籍的资料与信息十分丰富。清真寺首先保存了大量的古籍，包括书籍类、铭刻类等。其中以清真寺碑刻为最多。清真寺是回族社区文化的中心，大量珍贵的清真寺碑刻，反映了回族经济、伊斯兰教、清真寺沿革等。清真寺里有的阿訇还是口传古籍的讲述者。

当然，回族古籍的特点不尽如此，在形式上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回族铭刻类古籍，从立碑这一习俗看，也是沿习了汉族的习俗；从碑的形制、刻法以及碑体上的刻饰等方面看，也都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回族古籍，如果不从其民族特色与内容上去看，它在外形上几乎与汉族古籍并无多大差别。回族古籍的这个特点表明，它是传统古籍文献的一种补充，是对传统古籍文献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说明，回族古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可以大胆借鉴和吸收传统古籍在这方面的理论与成果。

随着回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回族古籍的文化价值已经显现出来。由于回族古籍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学科，因此，广泛搜集与整理回族古籍，可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为回族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可靠的古籍资料，以开拓回族学研究者的视野，拓宽回族学研究的领域，推动回族学的发展。

回族古籍整理研究是回族学的分支学科，对回族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搜集、整理回族古籍，不但可以为回族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而且可以推动回族古籍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以完善回族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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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古籍中的经堂歌

回族的经堂歌（也称为教门歌），是指在清真寺的经堂里由阿訇、满拉和回回民众所创作、吟诵和传唱的回族民间歌谣。

一、经堂歌的发展

经堂歌与经堂教育的产生息息相关。经堂教育是回回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出现衰微的背景下产生的。

明代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同化”政策，加之在居住上的大分散，民族文化自身得不到交流，有的回族聚居地区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回回文化衰微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经学大师胡登洲在清真寺内首先实施“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既向回族民众普及伊斯兰教知识，同时又使回族人的世俗生活与清真寺的联络更为密切，最终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教坊是管理回族穆斯林宗教活动和世俗生活、教育活动的场所，也成为回族民众精神世界的寓所。

经堂歌谣是在回族经堂教育的过程中，由胡登洲、王岱舆、刘智、马德新等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宗教人士和回回民众共同参与创作出来，广泛地流传在回回民众中，宣讲伊斯兰教义、回回历史文化知识和穆斯林生活准则的民间歌谣。

至清代，经堂歌谣已成为向回回民众宣讲伊斯兰教教义，指导民族现实生活，凝聚民族精神的一种载体。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宣讲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有的在演唱时伴以传统的曲调或民间小调，有的经堂歌有独白有吟唱，更易于记忆和流传”。经堂歌谣通过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广大的回族民众很快地接受、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与思想，达到了普及、宣扬伊斯兰教的目的。

至清末时期，马启荣在编写的《认礼蒙引教科书》时，也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依照《古兰经》微言大义，编写了四字歌谣。歌谣讲述了阿丹与好娃相聚；易卜拉欣在烈火中停留40天而毫发无损；优素福在鱼腹中40天安然无恙，以及尔萨、穆萨的传说故事。由于，马启荣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传说故事通俗易懂，回回群众也喜闻乐见，流传很广。

总之，经堂歌“是民间的一种‘文化自觉’，它借用经堂歌这种形式，展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识”它是回回民族意识产生后的一种有意识的、自觉地运用口头文学形式进行的创造。

二、回族经堂歌的分类

经堂歌从总体上来看，其内容“上穷造化，中述修生，末言后世，举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不巨细详备……”，从体裁上来划分，经堂歌可以分为三字经、四字经、五更月、民歌体等几种类型。

1、三字经型。代表作有《天方三字经》《续天方三字经》《天方三字经续编》《穆民教女歌》《回教女子三字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天方三字经》，全篇共448句，1344字，以中国传统《三字经》为体例，用三言韵语的形式，通俗浅显地阐释了伊斯兰教认主、功修、教义、教法等内容，堪称回族启蒙读本中的绝唱。

2、四字经型。主要代表作有《至圣百字赞》《天方认一宝珍四字经》《认礼切要》《清真教典歌》《宝命真经赞》《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等。如，《天方认一宝珍四字经》，每句四字，一韵到底，通俗地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创世学说和基本理念，易诵易记，便于普及，有较强的说服力。

3、五更月型。《五更月》又名《五更月偈》，共十五段，795字，按月亮在一夜五更时辰的位置，编成平仄押韵的诗句。

4、民歌型。代表作有《信主歌》《十二等复生》《劝世人》《穆民要知道》等。
按照内容来划分,回族经堂歌谣又可以划分为赞歌、劝戒歌、醒世歌等。

三、经堂歌的特色和价值

一是通俗易懂、重在启蒙。回族经堂歌主要在民间流传，主要的阅读对象之一是儿童，“凡我教同人，家置一本，使后生小子朝诵暮晓，一目了然，则可以不失命令之真性也”。因而在语言上力争浅显，争取做到“凡樵子牧童均可熟记，”如《天方蒙引歌》中说“此篇浅语初解出，特为下愚妇孺论。其中至理需参悟，宜歌宜咏可会心。”相对于文人著述，经堂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通俗性，是它被广大回族穆斯林所接受、在民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至今仍荣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二是语言特色明显，具有研究价值。经堂歌语言洗练形象，概括性很强，语气平和，亲切自然，音调流畅铿锵，往往错落有致，抑扬顿挫，感染力很强。经堂歌中回族语言特点表现比较明显，多用经堂语，比如“以吗尼”“尔林”“台拉威哈”“来埋抓乃”“板代”“悟思”“一布利斯”等等，较好地运用了经堂语，是研究经堂语的宝贵资料。

三是普及知识，教育性强。经堂歌在普及和宣传伊斯兰文化知识和回族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还注重劝化，除了教诲穆斯林坚守信仰外，还苦口婆心地奉劝穆斯林弃恶扬善，这也是经堂歌在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经堂歌虽以普及伊斯兰文化和回族历史知识等为目的，但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大到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小到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等，基本形成了伊斯兰文化知识和回族历史文化知识的体系。因此，经堂歌是回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对伊斯兰文化和回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在维系民族感情，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