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力推行维新运动，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开始走上一条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先后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旅顺、大连并在朝鲜建立殖民统治。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爆发经济危机，遂导致政治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加剧，从而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最终选择了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掠夺他国资源来解决自身经济危机与先天性的资源贫瘠问题的道路。于是乘西方大国无力东顾之机，武装进攻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妄图独吞中国的罪恶的侵华战争。从而将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际，回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富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融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队伍中，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在前线，在后方，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末，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保证的。”[2]

一、抗日大动员，回族民众共赴国难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族人民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游行示威。9月27日西安召开了近七万人参加的反日救国大会，回族群众与各界爱国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对日宣战。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等人倡议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在陕中共地下党员、回族人士刘格平积极领导陕西回族参加抗日，于当年成立“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在幸闻回族将军吴松林率领的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一旅在嫩江桥保卫战中，首战告捷，重挫日寇的消息后，国人群情振奋，各地掀起支援东北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运动。

1931年10月中旬，青海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先组织起学生抗日义勇队。发表了“一师学生抗日义勇队成立宣言”。随后，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省立蒙藏简易师范学校学生组成学生抗日队；省回教促进会附设中学学生组成学生抗日敢死队。西宁县立十三所高级小学学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或后援队；民和县、乐都县、互助县、大通县、贵德县、湟源县、化隆县、循化县等县立四十七所高级小学的学生，也组成了抗日宣传队。各中、小学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10月28日，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在西宁县门街（今人民街）福神庙成立。11月3日，西宁各学校的抗日义勇军在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宣读誓词，散发告全省群众和青年书，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抗日的态度。国民党将领马步芳以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身份到场监誓。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办了一份《学生抗日旬刊》。旬刊内容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还联合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并分赴街头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

1932年1月25日，回族创办的闻名全国的《月华》杂志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一文，率先表明了中国穆斯林坚定的抗日立场，在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鼓舞民族的精神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海回族穆斯林本着“爱国是正信的一部分”的圣训,以各种形式积极抗日，十几座清真寺的阿訇利用星期五“聚礼”的机会,向教胞积极宣传抗日,号召教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家卫国。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1935年12月，中共党员、回族学生马寅担任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组织部长,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先后3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领导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京著名回族女社会活动家刘清扬，领导北京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同胞。会后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同时举行了中华武术大赛，依此展示了回族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战决心。

在抗日前沿的中原大地，冀中回民提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不久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散居的回族工人、商人、职员、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也纷纷起来进行罢课、罢工，发表抗日宣言。围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26路军中的回族战士鉴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而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西北回民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

地处东北抗日前线的回族群众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回族民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红军送粮送草，回族青年积极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北平回民组织起“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电告全国同胞“鉴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他们组织战地服务团、看护队、捐资队，给前线战士购买食品送衣送药，在平津地区汇成了一条民族抗日的洪流。

1938年2月，全国回民抗日群众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协会向全国回胞发表的抗日救亡宣言中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黍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行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仰且为宗教之辱。” 协会理事长白崇禧发表了《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提出国难当头之际，回回穆斯林的使命是：“提示回民救国途径，发动回民抗战力量，完成回民救国任务”。[3]协会一成立，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两湖、云南、广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均相继成立回协分会。各地回族青年还成立了“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教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及战地服务工作。湖北回族爱国实业家陈经畲，办起难民救济所6处，接收战区难民，解决其吃住困难。上海的哈德成教长四处奔走，组织人力，先后成立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及太仓路清真寺第二难民收容所，积极为难民筹募粮食、被服及生活用品。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在祖国边陲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德高望重的马良骏大阿訇四处奔走讲演，号召教民踊跃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全疆回族积极捐款，购买飞机一架，支援政府抗战。   

陕西回族于1938年9月13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日寇，还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发布《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1938年9月23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在西安召开的这次盛会，并指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救亡团体的成立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同情、并援助中国的抗战。”1938年11月23日，日军在回民开斋节期间以清真寺为目标，对西安回民的野蛮轰炸，造成重大伤亡，激起了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给陕北购买粮食驮骡六七千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陕北红军。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陕西的日用物资极为短缺，陕西的回族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战区采购物资，以解陕西市场的燃眉之急。1942年春，陕西回族商人存放在安徽蚌埠太平街清真寺的物资被日本宪兵发现，日寇不仅抢走了全部货物，而且逮捕了该寺的阿訇、乡老及西安回民商人三十余人。陕西回族抗日爱国知名人士马正卿，在“9•18”事变爆发后，把他创办的回民图书馆更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他在图书馆门前公开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与进步人士景梅九（《国风日报》社长）等创办《出路》周刊，与《西京日报》的郭英夫、《西京平报》的李志亭等人积极合作发表战斗檄文，鼓舞民众的抗日激情；还与回族社区的贤达共同组织成立了“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并担任“陕西省回民防空宣传服务团”的团长。

甘肃兰州回族民众在杨静仁、吴鸿宾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静仁是出生于兰州的回族，他联合回族青年以“伊斯兰学会”名义秘密成立了甘肃回族青年抗日进步组织，先后在兰州大、中学校回族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余人。举办座谈会，出墙报、办小报、发传单，大大激发了广大回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出版《回声》杂志，积极宣传抗战。之后又在兰州、榆中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和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

在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共产党员马寅，通过教学讲课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亡思想，发展沙里士等回族青年入党，赴延安参加革命。地下党员吴鸿宾、杨静仁、马思义、张杰、沈遐熙在平凉和西海固进行宣传。固原回民终于在1941年四月起义，义军在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延安，进入抗日革命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回民抗日武装——回民骑兵旅，为祖国的光复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平凉著名阿訇穆忠阳、马鸣鹤、郭志善、丁占学等阿訇在重大宗教活动场合和回族的重大节日大讲：“抗日救国是穆斯林信仰的组成部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南原蔡登霄阿訇，时任甘肃正宁县五顷原龙嘴子清真寺教长，以清真寺为活动点，与刘志丹、解浩儒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同进行革命活动，于1932年3月，在正宁五顷原建立了回民支队，同时成立了红色政权。蔡阿訇多次掩护中共中央领导。1940年，延安清真寺建成后任教长，多次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在抗战期间，他在陇东讲经传教，积极号召广大回族群众到延安去，到革命根据去，到抗日第一线去。由于蔡阿訇的宣传动员，平凉大寨乡、康庄乡的许多回族赴延安，走上抗日战场，如平凉回族青年王明军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后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选拔为中共中央空军司令部首批飞行员。平凉许多回族商人，不辞辛苦，不畏艰险，组成马帮，出入在陕北的山坡峡谷中，把丝绸、布匹、盐茶、面粉、印刷文具等急需物资源源不断的驮运到抗日根据地。回族商人地下党员丁信真，多次率领回族商队，出生入死，把物资驮运到老区，在民间留下了“丁胆大走红区”的美谈。解放后丁信真任平凉副市长。

在宁夏，著名阿訇虎嵩山(1879—1955)秉承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号召回族穆斯林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中，他用汉文和阿拉伯文撰写了一篇题为《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的抗日檄文[4]： 文中写到：

“亲爱的回教同胞们：

在这“长期抗战”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处在后方的教胞应作一种精神之战——就是给国家和前线将士们作一种胜利的祈祷。这种祈祷就是总裁说的：‘我们的抗战精神重于物质，要以我们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物质。’ 也就是《卖克图布》经上所说的‘无形之战胜于有形之战；精神之战胜于物质之战。’昔日，穆圣为教战争时，曾以一般贫弱的迁士们(由麦加随圣人迁到麦地那的教胞)作这种“祈祷胜利”的活动，而得到了最后的胜利。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我们‘被压迫继而被侵害者，施以同样报复，定得真主之襄助’(二二：60)。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鄙人用阿文作了一篇《胜利祈祷词》，并且译成中文，希望全国各地的阿訇们，把它教授给后方的教胞，同他们在每日五番拜后，念这篇祈祷词，同心诚意向真主哀祷吾国胜利，殄灭日寇!这就是我们教胞们为国家尽的一点责任。现在把这篇祈祷词写在后面，望大家向主祈祷，以冀胜利早日降临。

真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使我们的国家永存，使我们的抗战胜利，消灭我们的敌人。求你在敌人侵略城市，杀害人民种种残暴行为上，护佑我们。求你差遣狂风，使他们的飞机跌落郊野，使他们的兵舰沉於海洋，使他们的士兵厌战，使他们的经济崩溃。求你降天灾惩罚於他们！真主啊，求你赏准我们的祈祷！阿敏！”[5]

[1] 本章主要参考李伟等人著《抗日战争中的回族》，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另参见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读本》；马建春《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卷下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2年。

[3] 白崇禧《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载《西北回民正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一日。

[4] 参见《中国穆斯林·纪念虎嵩山大阿訇归真50周年专辑》，2005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

[5] 马明文阿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