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珠终将光华——《圣学复苏》前言

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曾产生了灿若星汉的学者，汗牛充栋的名著，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故此，美国学者希提说：“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的肩膀上。”②

虽然如此， 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而言，更多熟悉的是西方的学者，如培根、卢梭、康德、黑格尔……较远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而对于那些在整个中世纪独领风骚的百科全书式的伊斯兰学者，却知者寥寥，闻者不多。究其原因，除了学术上“欧洲中心论”、“言必称希腊”的单一文化影响以外，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作品及其名著的介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了。

我时常在想，无论在学术上、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文艺上，一些所谓的“国际准则”并非是无懈可击的，而是大有商榷的余地。以诺贝尔奖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奖项为例，且不论自然科学（这方面欧美国家领先尚可理解），单就文学奖而言，获得主中欧美国家无疑占绝对优势。但这并不能证明东方国家在文学上也始终处于弱势。有资料说，老舍再活一年就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人似乎由此得到一点快慰。我觉得这种快慰与其说是自豪，不如说是在默认“欧洲中心论”。而且，即使老舍再活一年，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1988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中东，某些欣喜若狂的现象仅仅出自某些官方的宣传，而广大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内心更多的却是苦涩与悲哀――因为把纳吉布.马哈福兹推上这一“殊荣”的唯一因素是他的小说《街魂》亵渎伊斯兰文明而兜售西方文明。无独有偶，2000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将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对此，中国作协负责人指出，“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2000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从这一角度去看，西方学者在我国几近家喻户晓，而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许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伊斯兰学者却鲜为人知，这不能不归结于人为的背景和因素。这种现象使许多人陷入一种误区，盲从西方媒体的误导，“在意识上感染上了一种国际性‘病毒’：把本意为‘顺从’、‘和平’的伊斯兰文化总死死捆绑在‘中世纪’、‘圣战’、‘恐怖’与‘渗透’等人造概念中；同时，却在所谓新潮氛围里沉浸在什么‘天皇饭店’、‘恺撒龙’之类殖民文化的热汤中陶醉不醒！”③我觉得，这种单一的文化价值既限制了我们的思想视野，又妨碍着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话而不是对抗，已成为国际上的主流意识。

有鉴于此，我们将伊斯兰著名学者、思想家安萨里（1058―1111）的代表作《圣学复苏》的简写本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人及一般读者。期望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认知尽绵薄之力。

关于安萨里及其《圣学复苏》，已有不少资料作过介绍，本书编者前言亦有涉及，故不赘述。安萨里本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圣学复苏》也被称为“伊斯兰文化百科全书”，有学者称，“其影响仅次于《古兰经》和《圣训》”，光是其简写本及注释本即达数十种之多，对其著缩写与注释和翻译活动在他去世不久就开始了，而且历代不断。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本子，乃是现代的简本之一。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安萨里及其《圣学复苏》无人不知，被视为重要伊斯兰文化参考源泉。除少数不足论者外，一般学者都对他的思想和作品给予首肯。许多院校把《复苏》的内容加以筛选后作为教材。《复苏》大约于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并不久即被作为一般清真寺“大学”的教材，至今不衰。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在涉及安萨里的著作《哲学家的矛盾》和伊本.鲁士德的著作《矛盾的矛盾》时认为，安萨里的论点在伊本・鲁士德的反驳下“纷纷倒塌”，不堪一击。不知这种说法何所依据？仅仅由于伊本.鲁士德的所谓“双重真理”说中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份吗？

我国宗教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吴云贵先生在《理解伊斯兰研究伊斯兰》一文中指出，研究工作应“抱定这样一种观点，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在主客体双向互动中来把握研究对象，既审视研究对象，同时也不断地完善、修定和深化自己的认识。”、“今天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们对宗教的认识早已摆脱了简单、教条、偏执的态度，但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仍不无现实意义。”④

我认为，安萨里与伊本.鲁士德之间的“胜负”问题似乎也应从客观、现实、不掺个人愿望的层次去评定，而不是先入为主、一厢情愿式地加以主观臆断。安萨里及其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深入人心，近千年而不衰；伊本.鲁士德的哲学著作只是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见于某些图书馆。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当你提到伊本.鲁士德时，民间几乎无人知晓，而安萨里及其思想却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这一事实不是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吗？

安萨里的《圣学复苏》，虽历经九个世纪，但今天看来，依然生机勃勃，大放异彩，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对伊斯兰文化内涵的全面、准确的把握。这一点是古今许多伊斯兰学者所不及的，故许多著作的影响力只能限于数十年，至多一百年，随后其历史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安萨里对经典证据和理性证据的运用得体、不偏不倚，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圣学复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及伊斯兰的功课（礼拜、斋戒、天课、朝觐）时，安萨里首先依据的是经典证据，引述全面周到、细致入微,使人深感言必有据； 在涉及这些功课的内在奥义时，又运用理性，纵横驰骋，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但同时又十分注意把握理性的限度，绝不去探讨理性鞭长莫及的内容。例如，谈到朝觐中索法与麦尔卧之间的奔跑、射石时，安萨里强调这些仪礼体现了“完全的服从意识”，理性不宜染指。安萨里把真主的启示比作“光”，人的理性比作“眼睛”，以示人的理性只能借助于主的启示，才能发挥作用。在谈到用个人见解注释《古兰经》的问题时，安萨里又抨击了那种认为只有传闻证据才能解释《古兰经》的观点；认为在理解、注释《古兰经》时，理性、个人见解大有迂回的余地。否则，许多鼓励运用理性理解《古兰经》的经典证据本身亦毫无意义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安萨里在抨击限于经典表义的观点时，同时也抨击了先入为主的曲解，把“运用个人见解解释《古兰经》”和“凭私见、偏见解释《古兰经》”作了区别，认为经典证据是理性探索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相反。安萨里的观点中不难看出伊斯兰文化中经典证据和理性证据的依从关系。倘若我们回到八、九百年后的近现代伊斯兰思想界，保守派的反理性、反演绎，导致理性主义的反传统，乃至把理性捧上权力的峰巅，用理性判断一切、衡量一切；围绕经典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大辩论，等等，我们不禁对站在这一问题云端的安萨里肃然起敬。现实对人的嘲弄往往是深刻的：现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古人已经解决了。这或许就是《圣学复苏》的生命力所在吧？这个译本虽浸透了我们一定的心血和汗水，但毕竟限于水平，讹误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愿这个译本给我国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伊斯兰文化的窗口。愿我们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改变只依赖西方资料的单一局面。愿我国的文化研究事业更加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