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网上流传的两篇文章，系某地少数民族人士所写，大意是作者经过学习、领悟和实践，已经对猪肉、大众餐厅没有任何顾忌，可以乐哉游哉地与汉族朋友一起用大众餐，呼吁“请不要刻意为我找清真餐厅”，认为这是体现尊重别人、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前提，最后号召擦亮眼睛，向宗教极端主义亮剑。

这两篇文章作者的动机也许无可厚非，作者想通过宣传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让宗教极端主义销声匿迹。对此，凡是有觉悟、负责任的公民，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会达成共识，举双手赞成。

但是，这两篇文章的部分提法和观点，明显混淆了一些重大是非概念，欲速则不达，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就此作一探讨，与两位作者商榷。

一、尊重别人，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吗？

我们尊重两位作者的自由选择，由以前不吃大肉、不吃汉餐，转向吃大肉、吃汉餐，以此实现作者自己认为的民族团结、尊重他人。因为我国《宪法》庄严规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那么选择自己喜欢的饮食，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属于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人无权干涉。然而，作者提出我们要求别人尊重我们（吃清真餐），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尊重别人（吃汉餐、吃大肉），进而主张与汉族朋友一起吃大肉、吃汉餐，不去刻意找清真餐厅，认为这才是尊重别人，实现民族团结。我们同意作者“尊重别人”的观点，却不同意作者对这一“尊重”的定义和理解。

什么是“尊重别人”？是跟他们一样饮食、起居、生活吗？非也。

我们尊重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吃大肉、吃汉餐，就像尊重这两位作者选择吃汉餐而不存在丝毫的心理障碍，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也吃汉餐、吃大肉，才算是对他们的尊重，否则便是对他们的歧视。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

比如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北方人要尊重南方人，不必把吃米饭作为尊重的必然要求，南方人要尊重北方人，也不必是非要吃面食不可。

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可以不同意另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观点，与此同时，可以做到完全尊重对方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不同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反之亦然，但与此同时可以做到完全尊重对方的道路和模式，不去干涉它的内政，比如我国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一个穆斯林，不同意佛教徒、基督徒的信仰和观点，但与此同时完全可以做到尊重对方的选择，不去干涉。在依法治国的我国，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也莫不如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不同意、甚至反对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的信仰，但他可以做到尊重对方，不去干预。

同样的例子是，一个汉族人可以尊重穆斯林过开斋节、宰牲节，与此同时不必把与穆斯林一起过这些节日作为这一尊重的前提条件；反之，一个穆斯林可以尊重汉族过春节、中秋节，与此同时也不必去过这些节日、视之为尊重对方的必有条件。中央提倡民族团结时提到的“两个离不开”，无不基于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差异，假如只讲“融合”，不讲“差异”，说“离不开”就纯属多余。

这是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原有概念。

假如与其他民族和文化保持一致，才算是尊重，那就不叫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而叫民族、文化的“统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只有差异、多元之间才配称“尊重”，如果是统一的习俗、统一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差异的融合关系，哪有什么“尊重”可言？这就是卢梭所说名句的含义：“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我国宪法所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或不信教、信仰无神论的自由，其现实意义也无不基于对多元文化的首肯。

因此，尊重一个民族，不必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不存在丝毫的区别，否则，“尊重”一说无从谈起。

二、清真食品与多元文化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我国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回族聚居区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强调尊重回族的习俗，不准把猪肉带进清真寺，并对违反这一规定的人严肃处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准许有随军阿訇，乃是基于对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的尊重；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亲笔题写“清真寺”，该匾一直保留至今，是对穆斯林的信仰给予尊重和保护的历史见证；中共中央早在延安时期就指示撰写《回回民族问题》，不仅提到尊重回回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指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解放兰州时，彭德怀将军特意指示派军队保护清真寺，不得侵犯，等等。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更是强调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历届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多个场合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温家宝总理在阿盟总部的著名讲演，里边就有以下一段话：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0个民族，2000多万人口。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受到了充分尊重。目前在中国城乡，有35000多座清真寺。在中国任何的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清真餐厅。像上海这样国际化的大都市，专门为保障清真食品的供应立了法。在民间生活中，不管工厂、学校和机关，只要有穆斯林，就开清真灶；连朋友聚会，只要其中有一位是穆斯林，大家都自觉用清真餐。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同其他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温总理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梳理出几个重要信息：

（一）“在中国任何的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清真餐厅。” “可以找到清真餐厅”，体现了中国对多元文化的肯定和尊重，是中国的正能量，不是如一些人所如临大敌的负面现象。同时，“可以找到清真餐厅”，说明这种体现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找”，并非大逆不道，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堂堂正正的选择和权利，一如那两位作者选择汉餐一样。选择清真餐，和选择汉餐不分轩轾，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专门为保障清真食品的供应立了法。”说明清真食品和清真餐厅的存在，以及选择吃清真食品和清真餐，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那么，这两位作者有什么理由厚此薄彼，有意抬高汉餐而贬低清真餐、甚至把它与宗教极端主义强行挂钩？难道是国家法律保障“宗教极端主义”的合法权益？我想，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的判断。

（三）“在民间生活中，不管工厂、学校和机关，只要有穆斯林，就开清真灶。” 明确指出，在各个有穆斯林的单位，开清真灶是政府所鼓励的行为，是对饮食差异、文化多样性的首肯，根本不值得草木皆兵，视为“敌情”，更不是什么“宗教极端主义”。两位作者这种也许不经意的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不仅是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误读，而且对作者本身所提倡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起到反面作用。

（四）“连朋友聚会，只要其中有一位是穆斯林，大家都自觉用清真餐。”温总理在这里指出了我国公民自觉形成的一个惯例，那就是只要有哪怕是一位穆斯林，大家都乐意用清真餐。这是对饮食差异、文化多样性的高度认可和尊重。而这两位作者的逻辑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别人尊重我们，而别人为什么不能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由此推出与他们一起吃汉餐，不再要求找清真餐，以体现对他们的尊重。对此，我们在前面作了探讨，指出与别人完全保持一致不叫“尊重”，在存在差异时尊重对方的选择，才叫“尊重”。

再说，对汉族朋友而言，无论是信仰上还是习俗上，吃清真餐都不是什么忌讳，也不存在心理上的障碍，而对穆斯林就不一样了：一是吃清真餐是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属于信仰的组成部分，只要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穆斯林选择吃清真餐，把正当的清真餐与宗教极端主义扯在一起，对此“发声亮剑”，是公开的违宪行为。二是吃清真餐已经是穆斯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退一万步，哪怕有人千方百计想改变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就像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只要不是去违法乱纪，都是作为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那种把饮食的选择和自由，与宗教极端主义相联系的做法，无异于强迫北方人吃米、南方人吃面。

随着餐饮业的快速发展，清真餐与汉餐或非清真餐的区别仅仅在于肉食品的取舍，至于烹调方法和技巧，各个民族都在博采众长，不断提高，都力争在餐饮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时候，清真餐不是仅仅体现宗教和信仰意义，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即使其他民族也青睐的一种饮食文化。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回汉杂居的地方，许多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同胞，可以毫无顾忌、顺其自然地选择吃清真餐，甚至有些地方，汉族同胞的饮食习惯几乎和穆斯林没有什么两样，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是汉族、佛教徒或无神论者，换言之，他们对饮食习惯的选择，并没有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的制约。在一些穆斯林人数较多的地区，清真餐已成为包括汉族同胞在内的许多人的首选，许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清真餐的选择，跟更多汉族同胞对汉餐的选择一样，或有意，或无意，但与宗教信仰无关，更与意识形态无涉，只是自己饮食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一个公民是不是吃清真餐、是不是吃汉餐这个问题，就像他是不是去逛超市，是不是去跳舞唱歌，是不是去读书，是不是去喝茶聊天，理应交给他自己的生存空间、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解决，完全没有必要上纲上线，与是不是所谓“宗教极端主义”扯上关系。否则，温总理关于清真餐和清真食品的这段话作何解释呢？央视报道习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阿论坛时，特意提到所提供的都是清真餐，又作何理解呢？

三、“找清真餐厅”，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吗？

如果仅仅由吃清真餐转向吃汉餐、吃大肉，为此而自豪，认为这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问题也不是太大，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公民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不管这个观点正确与否，但两位作者走的太远，在数落了刻意找清真餐厅的种种“罪过”后，毅然呼吁要敢于亮剑，与宗教极端主义作斗争。这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必须指出，某些地方一度出现的所谓“清真纸”、“清真水”等，尽管不乏这些地方某些机构盲目为清真产品提供优惠政策、致使某些人钻空子的因素，但它们与伊斯兰教关于“清真”的定义风马牛不相及，说它们是“宗教极端主义”一点也不为过，说它们是“清真泛化”也合情合理。然而，“清真泛化”或“宗教极端主义”，无论如何也扯不到正常的清真食品和清真餐厅，否则，温家宝总理在阿盟总部讲话中涉及清真食品、清真餐厅的那一段话语，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的中阿论坛专门提供清真宴席，我国法律法规保障许多地方清真食品的正常供应，也是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了？也是被亮剑的对象了？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这两位作者仅仅选择汉餐，对清真餐不屑一顾，仅仅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就必须吃汉餐，也就罢了，但由此对“找清真餐厅”的人发难，把“宗教极端主义”、“两面人”这样非同小可的帽子扣在哪怕“刻意”找清真餐厅的公民头上，是典型的指鹿为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知从什么时候，一些人动辄拿出“极端主义”，来吓唬那些履行正常宗教活动的人，把正常的礼拜、封斋等说成“极端主义”，严重侵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严重违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62页）不仅扰乱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常落实，也有意无意地给某些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提供借口。这两位作者，公然把清真食品与“宗教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亮剑”的目标，是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之一。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一些人总是喜欢见风就是雨，把两种不同的概念，通过丰富的想象联系到一起。除了这两位作者所言清真食品与所谓“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还包括一些人把不抽烟、不喝酒也与“宗教极端主义”强行挂钩。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如下现象：医生叮嘱某些病人杜绝饮酒和吸烟；我国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交通法规定对酒驾处以最严厉的处罚；我国国足菜谱禁止吃猪肉；专家学者推荐的运动员菜谱禁止猪肉，等等。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内容与伊斯兰教禁止喝酒、吃猪肉和吸烟偶合，就武断地把它们与宗教信仰、甚至“宗教极端主义”挂钩，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每当我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现象，我就极度地纳闷：出过老子、孔子、庄子、孙子等大智慧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思维和判断，而且有许多人趋之若鹜？

我们真的尊重这两位作者的选择，作为公民，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只是不同意他们把这种选择作为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不同意他们把清真食品与所谓“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

清真餐与汉餐，以及其他种种不计其数的餐饮一样，共同构成我国姹紫嫣红的饮食文化，就像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大家庭，是我国多元文化并存的铁证。尊重，就产生于对这种多元的认可，而不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