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穆斯林同胞们：

凯西尔·伊本·盖斯传述：有个人从麦地那长途跋涉前往大马士革见艾布·戴尔达伊。艾布·戴尔达伊问：“弟兄，你为何而来？”来者回答：“一段圣训，我听说你从安拉的使者那儿听到的｡”“你来这儿还有其它事吗？”“没有。”“你来是为经商吧？”“不，我来只是为求得圣训。”

艾布·戴尔达伊说：“我听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说：“谁踏上寻求知识的道路，安拉使他登上了通向乐园的坦途，天使们因喜悦求知者而垂下翅膀，天地间的一切为学者求饶恕，连水中的鱼类也不例外。学者优越于修士如同月亮优于其它星体。众学者是先知们的继承者，众先知未曾留下金银钱币，他们留下的只是学识，得到它者便获得了全额的福份｡”《提尔米济圣训集》

“众学者是先知们的继承者”中的“学者”首先指的是知遵双全的教门学者，在我国被称为阿訇，阿訇们是先知们的继承者。古今中外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学者，我国近代出现了著名的四大阿訇，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北有王马，南有哈达。”北方的王静斋和马松亭，南方的哈德成和达浦生。

1874年，达浦生阿訇生于江苏六合区，1965年，在北京归真，享年91岁，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始祖姆巴勒沙，原系波斯人，于元代迁入中国。至第三代祖先，从元世祖转战有功，被世祖赐以蒙古名达布台，此后即以达为姓。

达浦生阿訇出生于教门世家，10岁开始到六合南寺读阿文，17岁时徒步至南京，在常巷清真寺学习。20岁时深感学有所成，且当地无法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不甘蛰居故乡，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投入牛街礼拜寺，在当时声望很高的王浩然阿訇处当“海里凡”（即念经学生）。在名师教导之下，阿訇刻苦攻读不辍，经过两年的学习，浩然阿訇认为他成绩突出，即批准他毕业，就在牛街礼拜寺正式挂幛穿衣，并任该寺掌学阿訇。

1899年，达浦生阿訇返回故乡，力排旧议，到处游说，倡导学习汉文，终于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回民广益小学。

1905年，王浩然阿訇赴麦加朝觐，函促达浦生阿訇来京代理牛街礼拜寺教长。

1907年王阿訇回国，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达浦生阿訇担任校长，该学堂除传统课程外，还加授汉文等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学堂仅办了两年而中辍，但它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史传统经堂教育向更高层次教育发展的第一步。

1918年达浦生阿訇回六合奔丧，并在当地继续教学。

1920年前后他来到上海。当时，上海一批回族绅商组成了“协兴公司”，聘请达浦生阿訇参加经营。从1921年至1928年，阿訇为了开拓协兴公司业务，遍游南洋各埠及印度各地。

1925年，阿訇由海外归来，寄居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与该寺教长哈德成阿訇商谈振兴回民教育事宜，并筹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聘达浦生阿訇为校长。

建校后，大量招收学生，并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第一届毕业生中选派学员有毕业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马坚以及毕业于云南明德中学之纳忠等人。

图为达浦生阿訇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

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日军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大浦生阿訇与哈德成阿訇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积极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不断派遣浪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的真实情况，骗取各国同情。而我国在中近东则缺少争取国际舆论的活动。达浦生阿訇筹借路费3000元，于1937年只身出国，加入爱国抗日的斗争。

达阿訇首先到达埃及首都开罗，在埃及期间用了3个月时间，撰写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发日本60年来侵华史实和最近日寇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

遂经苏伊士运河赴沙特阿拉伯的汉志，共同参加了在汉志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会代表及群众达15万人，达浦生阿訇在大会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发日寇侵华罪行。

1938年6月8日又转到印度，当时印巴尚未分治，阿訇在印度作了9次抗日讲演，并在一座清真寺领主麻拜，后来还会见了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真纳。他在印度穆斯林中捐募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1938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上海回教教长达浦生欢迎会》消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陪同达浦生阿訇会见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后者表彰其对抗日所做的贡献，并问阿訇今后有何打算，阿訇希望在内地恢复原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蒋介石当面准许，由教育部拨款。就这样，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移到平凉后，改名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后又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阿訇任校长。

图为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左一）交谈

69岁时，居住在陕西宝鸡市金铃堡内，潜心著述《伊斯兰六书》，阿訇生前未能出版，遗著手稿珍藏在中国伊协图书馆。在中国伊协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发行。

1949年，阿訇以75岁高龄，在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建成，阿訇被选为该会副主任，并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5年“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成立，被推为该院院长。

1955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被选为江苏省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1956年，81岁高龄的达阿訇以周总理顾问身份，随周总理同机抵达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周总理还将自己前排的位置让给达阿訇。同年又作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宫接见了他，并受到广大华侨的热情款待。嗣后，再去访问埃及，受到纳赛尔总统接待，并赠送由总统亲自题名的精装《古兰经》。

1957年国庆，达阿訇受到毛主席的邀请至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问达阿訇：“先生如此老当益壮，精神矍铄，有何健身妙方？”达阿訇答道：“一日五时拜功，几十年从不延误。”

1965年6月21日，阿訇以91岁的高龄，于北京寓所溘然归真。

祈求真主慈悯达浦生阿訇，让我们学习他积极办学的精神，努力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