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穆斯林同胞们：

凯西尔·伊本·盖斯传述：有个人从麦地那长途跋涉前往大马士革见艾布·戴尔达伊。艾布·戴尔达伊问：“弟兄，你为何而来？”来者回答：“一段圣训，我听说你从安拉的使者那儿听到的｡”“你来这儿还有其它事吗？”“没有。”“你来是为经商吧？”“不，我来只是为求得圣训。”

艾布·戴尔达伊说：“我听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说：“谁踏上寻求知识的道路，安拉使他登上了通向乐园的坦途，天使们因喜悦求知者而垂下翅膀，天地间的一切为学者求饶恕，连水中的鱼类也不例外。学者优越于修士如同月亮优于其它星体。众学者是先知们的继承者，众先知未曾留下金银钱币，他们留下的只是学识，得到它者便获得了全额的福份｡”《提尔米济圣训集》等

“众学者是先知们的继承者”中的“学者”首先指的是知遵双全的教门学者，在我国被称为阿訇，阿訇们是先知们的继承者。假设一个所谓的“阿訇”没有遵守，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随形势而变，如同变色龙一般，时刻在关注着社会形势，形势好的时候他是教门的铁杆，见形势不好便放弃教门，这样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而如驮经的驴一般，他所学的无益于他，也无益于他人。，“奉命遵守《讨拉特》而不遵守者，譬如驮经的驴子。”（62:5）

向真正有尔林有遵守的阿訇们学习，这是我们讲述这一系列演讲的原因。

一定要尊重阿訇这一群体，不能因为阿訇中的害群之马而否定阿訇整个群体。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说“阿訇们……”这种笼统的说法不仅否定了所有为主道呕心沥血、知遵双全的阿訇，而且还否定了自身，甚至有库夫尔（隐昧）的嫌疑。经云：轻视学者群体是库夫尔。

我们可以说“某个阿訇”、“某些阿訇”或“部分阿訇”，而不要笼统地贬低整个阿訇群体。

我国近代出现了著名的四大阿訇，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北有王马，南有哈达。”北方的王静斋和马松亭，南方的哈德成和达浦生。

衡量一个阿訇是不是大阿訇，培养学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培养出的学生甚至超越了老师。假如一个阿訇，他在世的时候大家尊称他为大阿訇，但他却没有培养出学生，那么他不算是一个大阿訇。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影响了四大阿訇中达浦生阿訇的人，他就是达老的老师王宽大阿訇。

王宽，字浩然，经名阿布杜·拉赫曼，世居北京牛街，出生于阿訇世家，受家庭影响从小念经，求学于四方，求教于诸名师，对其影响最大的恩师是刘辑五阿訇。

五十岁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03年，他55岁时担任牛街礼拜寺教长，开始发挥自身的作用，努力培养学生、传播教门。

1906年，王浩然阿訇到麦加朝觐后便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地进行考察。游学是成就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游学最大的益处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伊斯兰世界真正的学者相差甚远。

游学回来后，王浩然深刻的感觉到传统经堂教育还不足以培养出合格的、能够传承伊斯兰并满足穆斯林大众需求的阿訇人才，于是，他在牛街礼拜寺内创办了京师两等小学堂，改良教学方法，修订课程内容，在经堂教学中兼授汉文、算术、天文地理等其它文化知识。

王浩然阿訇被称为中国穆斯林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他鼓起勇气创办新型学堂，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只有真主知道。可悲的是，一百多过去了，许多清真寺到现在还没有设置汉语课。假设开始此课程的话，还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抨击，连母语都学不好的人哪有能力传播伊斯兰？

由于教育经费的筹措十分困难，王宽为了办学经常到处借钱，甚至典当自己的房屋和衣物。当铺老板得知王宽典当物品是为了给教师发工资后，经常不收取费用或“虽微物可质多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是一次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王浩然阿訇爱国爱教，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

陕甘提督马安良组建精锐军，率部镇压陕西的革命党人，反对共和，西北形势陡然紧张。民国政府辗转托人请王宽设法劝说马安良归附民国，王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从北京发去电报，劝阻同是回族的马安良停止进军。电文中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玛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

马安良接到电文后，即令部队撤退，陕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诸军阀纷纷通电赞成共和。王宽保护共和的功绩受到世人称赞和瞩目，他本人也受到孙中山的敬重。

1912年孙中山先生莅临北平，王浩然、张子文等穆斯林有识之士于9月12日在东珠市口织云公所召开欢迎大会。

以下是孙中山先生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片段：

“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民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民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欧亚非三洲回教国，本极强盛。现在多至衰亡，其致灭亡之原因，系为政治不良，并非宗教之关系。现中华民国改为共和，政治既良，再加以回教之良善宗教，互相维持，必能发挥光大，强盛中华民族。使中国强盛后，尤望回族同胞以宗教之团结力，联合欧美亚非各亚洲衰弱之国，一力振兴”（载1912年9月17日《正宗爱国报》）

1912年，王浩然与穆斯林有识之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穆斯林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直到1936年，全国有200个分支。

1914年前后，他在北京牛街创办了一家生产毛巾、浴巾的回民普慈工厂，成为振兴民族工业的开端。

尽管阿訇非常忙碌，但为学生上课从不拖延、从不马虎，对学生要求严格，批评严厉。

1919年，王浩然阿訇为教门操劳，为国家操心，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祈求真主饶恕王浩然阿訇，擢升其品级，祈求真主在后辈中出现更多像他一样的大阿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