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然、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长期频繁的交往和融合，构成某一民族的某些特征会发生相应变化甚至消失。
在历史上，任何具体的文化都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又有随着历史前进而具有的创新性;既有民族本源所刻上的印记，又有同其他民族交往而兼收并蓄所形成的新的特色。因而，有关民族文化中所体现的共性本源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尤其是民族政治归属处于一个新的民族大家庭之中的时候，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主体民族的凝聚力长期吸引下，这些民族文化沉淀中所体现的同新的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共性，必将逐渐增加和强化。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穆斯林的核心民族属性，正是民族文化发展历史辩证法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穆斯林的创新性之所在。
中外穆斯林“性相近、习相远”
“性相近”，指的是中外穆斯林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秉持“认主独一”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致确信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恩养者。
“习相远”，指的是中外穆斯林在民族、地域、文化、语言、习俗、传统、国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性。
但最大的差异性在于世界穆斯林是“一元认同”，即宗教认同超越国家在内的其他一切认同——基于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乌玛”政治忠诚和团结。而中国穆斯林是“二元认同”，即爱国爱教，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爱国爱教意含中国穆斯林的两大民族属性
中国穆斯林的两大民族属性：
一是“认主独一”——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属性。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等六大信仰是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条。
二是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中国属性。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伊斯兰化，是因为伊斯兰文化比他们的本民族原始部落文化更先进，当地人自愿皈依伊斯兰教;但中国不同，中华文化有5000年悠久、灿烂历史，而且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世俗儒家哲学为主体文化。所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浸润了中华文化的血液，生长出中华文化的基因，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灵魂。
中国穆斯林身上有两大中国基因：
一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因为穆斯林在中华大地上大分散，小聚居，与中华民族相互交融1300余年，身体里早已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与中华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格局。
二是红色基因。中国穆斯林投身中国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增添一抹不同于世界穆斯林的“红色”，这是国内外大背景使然。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穆斯林是世界范围反帝反殖斗争的行为主体之一。而在中国，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身为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直是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领导力量，共同的时代际遇和政治斗争目标，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穆斯林近百年的风雨同舟有了共同的阶级基础，也就有了共同的根本利益。
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秉持“家天下”理念，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爱国主义也成了拥有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红色基因的中国穆斯林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
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主义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与主流社会保持同步性
在古代、近代、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因人生际遇或时代主题不同，爱国主义精神在不同时空里所注入的内涵及其表现不同，但始终与时俱进，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频共振。
(一)古代：在农耕文化中，家族制度=国家制度，“家天下”理念强调忠君思想
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迁徙是游牧文化的核心特征，因此强调无国界的“乌玛”(Umma，穆斯林共同体)。而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家天下”是农耕文化的核心特征，因此中国穆斯林血液里流淌的是农耕文化的基因，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命根子，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
家族制度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
因此，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是家庭、朝廷，在家的道德主要是孝敬，在朝廷的道德主要是忠诚。忠孝是儒家伦理的两大根本性观念，而儒家的“忠”主要以臣民忠于君主与朝廷为根本。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
明清之际，外来穆斯林入地生根，入乡随俗接受儒家学说，爱国主义主旋律——“以儒诠经”运动倡导忠主、忠君思想。
中国穆斯林的先贤们(回儒)把对真主的崇拜和对国家的忠诚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古兰经》文“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9)为思想依据，以国君为国家象征，将忠主和忠君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打开了中国穆斯林政治认同的大门。
在建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方面居于开拓地位的王岱舆对于儒家的忠孝观，基本持肯定态度，以为人世间的社会里应该倡导忠孝等纲常伦理，故而在《正教真诠》中创立了“真忠”“至孝”观，既有对于儒家忠孝伦理合理内涵的借鉴与吸收，更有不同于儒家的特别之处，带有伊斯兰宗教特点的道德或道德规范。他提出，只忠于君、父，不忠于真主，不是“真忠”;只忠于真主，不忠于君、父，不是“正道”;只有忠于真主，忠于君，孝于父，才是人生的三大“正事”。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这个非教权国家神权与王权相互统一的问题。
(二)近代：民族救亡是时代主题，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高唱的主旋律
1840年以后，外国列强对中国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关头，陷入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深渊。
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被压迫的民族。而只占中国总人口6%的少数民族尤其灾难深重，深刻地懂得了同汉族“合则存、分则亡”的朴素真理——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有各民族的解放，他们自觉地选择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如何，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无数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共御外侮，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凝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承受多重压迫的回族不论在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始终以“我以我血溅轩辕”的精神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章。孙中山先生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近代，中国穆斯林实现国民身份主体意识完全确立的历史性跨越，国家命运高于民族、宗教命运，爱国主义主旋律——倡导爱国爱教。
第一，思想上，丁竹园、丁宝臣、王静斋等倡导爱国主义。以丁竹园、丁宝臣、王静斋等回族知识分子和大阿訇为代表，对中国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进行重新界定，实现了中国穆斯林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过渡，其倡导的爱国爱教思想一直到今天始终是中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相和谐的指导思想。
北京的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提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在中国清真教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护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
王静斋阿訇提出爱护家园或国家是穆斯林应努力追求的美德之一，“爱国属于信德”。认为，爱护教门，并不需要人人去当阿訇，希望回族中的青年人，能够跻身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为国家发展，中华民族的存亡，去努力去奋斗。
第二，文化上，王宽、达浦生、虎嵩山等阿訇兴办新式回民教育。其中，虎嵩山大阿訇欲使教育成为“减少国家耻辱之工具”。1932年，他在宁夏固原三营镇创设固原中亚学校，动手制作“国耻地图”悬挂在教室的墙壁上，地图勾勒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央政府与外国人在国内各地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旨在使学生们谨记祖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一切屈辱。他对学生们说：“国家不存，知识何用?国家不存，宗教焉在?”
第三，思想、政治、军事上，中国穆斯林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救亡运动。回族志士投身辛亥革命：在国内外回族各阶层中广为传播孙中山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潮;一大批拥有新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回族英杰1911年参加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陕西、云南、上海、重庆、河南、宁夏、新疆等地回族也纷纷起义，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回族英烈还投身护国护法运动，为讨伐袁世凯斗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保家卫国成为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历史选择，他们将“爱国属于信德”的宗教理论付诸于实践，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爱教”思想。在台儿庄，在绥西，在宁夏，在黄泛区，国民党回族将士开赴前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回族抗日武装，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是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一面旗帜。从其成立到抗战胜利的6年中，冀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及平汉、津浦铁路沿线，采用游击战、地道战等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战功辉煌。1940年，中共冀中军区表彰其部队“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中央军委颁令嘉奖马本斋，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在5年抗日斗争中，他们活动于敌占区，根据平原地区特点以及敌强我弱形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沉重打击了日寇，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还有新四军五支队下属的江苏宜兴竹镇回民游击大队、鲁南军区领导下的枣庄回民游击队等。他们深入敌后作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各地回民开展民族救亡运动，如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参加战地工作队和服务团，支援前线将士的抗日斗争;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发动回族群众投身抗战，王静斋阿訇在《伊光》上发表的《古兰经译解》中，宣扬“救中国就是救回教”的道理，认为抵抗侵略、扶持正义、不怕牺牲是穆斯林民众应有的信仰。组织大量外交活动，在亚非各国揭露日本侵华行径，如“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和“中国回教朝觐团”、“西北回胞朝觐团”，利用出访、朝觐之际，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与罪行。“西北回胞朝觐团”还在麦加与留埃学生朝觐团等相配合，“强烈地表示中国全体回教徒决心抗战到底”。
达浦生阿訇赴埃及、沙特、印度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浪人颠倒是非，歪曲侵华事实，达浦生只身赴埃及，发表爱国讲话。达浦生到达沙特后，联合由中国出发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共同参加1938年2月在麦加举行的“世界伊斯兰大会”，用阿语撰写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揭发日本侵华罪行，并在会上和其他中国代表共同与3名所谓的日本穆斯林展开舌战。同年6月，达浦生抵达印度，作了9次抗日演讲，得到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的支持。他将穆斯林捐募的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前线的斗争。
(三)现当代：积极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了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
解放前，伊斯兰教作为少数民族的宗教，在政治上不仅受到汉族统治阶级的压制、控制和利用，还受到本民族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广大穆斯林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初就强调各民族的唇齿相依关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穆斯林始终能够风雨同舟，这既是中国穆斯林特有的“红色基因”，也生动地证明，在中华大地上，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与有神论的信教群众相结合的客观事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内蒙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大家庭得到了解放。”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宪法上庄严地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创造者应当获得平等的权利，去享受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物质、精神成果。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族平等是必然的、合理的选择。
为了实现各民族平等，党和政府从1950年起就把民族识别提上民族工作的日程。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除了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经过识别和归并，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鄂伦春、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等少数民族，共有38个少数民族。
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经过调查研究和对183个不同民族名称进行识别，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这样，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已经完成。
1965年，确认珞巴族为单一少数民族。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确认少数民族共55个，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我国各民族之间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一，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第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高度，阐释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倡导“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各民族自己的梦。
现当代，穆斯林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爱国主义主旋律——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穆斯林始终与主流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具体看：
从1949—1978年的站起来时代：中国穆斯林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为主体之一。1958年，在各族穆斯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要求和支持下，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政教合一制度、门宦制度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宗教领袖的封建特权和寺庙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都被废除了，宗教教义已不再有法律效力，清真寺不再垄断教育。
经过社会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革除了中国伊斯兰教中的封建性，使我国伊斯兰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穆斯林得以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轰轰烈烈地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古兰经》云：“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9)
从1979—2012年的富起来时代：中国穆斯林成为改革开放的行为主体之一。80年代后，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广大穆斯林过上正常宗教生活，把教义中关于“幸福生活既要靠劳动，又要靠胡大(真主)才能获得”的信条，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从而鼓舞了穆斯林投身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热情。他们还继承和发扬了教义中关于“爱国是伊玛尼(信仰)一部分”的优良传统，提出“爱祖国、爱人民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宗教人士成了现代化的带头人。在新疆，有些宗教人士崇尚科学，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学现代科学，并不因为他们上了大学可能成为唯物主义者而阻拦;有的宗教人士带头掌握科技，墨玉县城镇一名宗教人士让自己儿子到新疆农大学习通过人工授精办法培育家禽优良品种技术，不仅走上了致富之路，还把技术传授给周围的群众。
从2012年11月至今的强起来时代：中国穆斯林成为实现中国梦的行为主体之一。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当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方向是坚持中国化方向，认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